我們需要全民共修的文化課

獨立53年，我們的確創造許多輝煌的成就，但是我們也得承認在社會工程，尤其種族關系上，卻有很多不足之處，情緒性的雜音不絕於耳，你說這是政治化使然，他說是教育使然，說法都可以對號入座，差距不遠。

我們這些受中文教育，長久多與自己族群生活的人（反之亦然），不知不覺都會建立一個無形的圍牆，它不盡排外，只是會形成一種過度保護的社會心理。由於先天上就擁有文化視野上的盲點，使我們對族群的觀念（例如什麼叫作做華人？）變得僵硬、對他者漠視。

我們可以將族群問題詮釋為文化問題，各族群有各自的地方認同，語言認同等等。雖然各自在自己的生活系統，各自有其持守的價值觀念及相應的組織模式，不過我們不能永遠將生活共同體，自限為一個性質單純的社群，而且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實。

然而處在現實的環境裡，盡管我們不能永遠自成一個生活系統，必須與不同族群接觸，可是我們往往自以為己相當認識的其他社群的文化，卻是十分有限的。我們姑且不去討論那些民間或精致的表演文化，因為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民眾也甚少去參與或觀賞本族的藝術文化活動（但並不是表示不重要，恰恰這些作品最能表現一個族群的思想精華與價值觀，也最可能突破我們對某種文化的刻板印像），這種局限不單單是發生在我們自己本身，也表現在其他族群裡，他們對我們同樣是一知半解。因此在多族群的復雜共同體，不同層次的文化理解變得十分重要。

我們常常把以上問題歸結於學校教育的失敗，尤其在過度強調各源流教育的發展，而忽略了各源流的交流與了解。由於討論這個問題常常會被標簽和過度詮釋，只好略過不談，也並非本文的主旨。

納吉上台以來，即拋出“一個馬來西亞”作為施政的方向與目標。無可厚非，一個有野心，有遠景的政治人物需要政治論述。因此我們不會奇怪奧巴馬需要“改變”作為號召，納吉需要“一個馬來西亞”以師出有名。

然而這些政治論述，有時解讀起來，其實更像似文化論述。奧巴馬的“改變”是要美國人回歸美國夢，也就是美國的建國道統－－平等自由，那“一個馬來西亞”表面看是強調一個，統一性的馬來西亞，其實最重要的是多元的馬來西亞才能組成真正意義的馬來西亞。

多元文化主義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已經成為普世的價值，少數族群在大社會中的不利處境，也已經成為當前政治討論的焦點。在以往，民主國家強調普遍的個人權利（公民的平等權），並未給予某一族群或文化特殊的保障，個人文化身份是屬於私領域的議題。換言之，民主是建立在政治的參政權，經濟的工作權之上，個人的文化權是必須讓渡給國家，以便建構”民族國家文化”。

全球化下的民族國家在公共政策上面臨兩種改變，首先是政策參考點的擴大，即使是在地化的政策制定都必須要有全球性的參考架構；另一重大的改變，就是面臨多元文化的議題，包括舊的族群問題的復蘇和移民所帶來的新議題。

因此，文化權就必須提升到公領域、制度化的層面來討論，承認不同族群之文化身份，使不同族群都有機會維持一個不同的文化。

我們訴求各文化能獲得健全的發展，然而另一方面族群之間對各自的文化缺乏認識，因此我們亟需社會各單位自發地提供種種的文化內容與活動，讓各族群參與。這就是我所強調所謂的全民文化課，以增進與欣賞各文化的價值，並解決當前和未來的文化與族群陌生問題。

15年前我們曾有過一場學術與政治意義的“回儒對話”活動，之後就沒有再往下紥根，形成更草根性的學習運動，這是十分可惜的。再者，在我們這個多元的社會裡，也不僅止於回儒的對話，而需要多視角的關懷與參與。

雖然世界趨勢強調文化公民權，政府是不是能呼應時代與人民要求，還是個未知數。值此當兒，我們，尤其社團組織更要肩負破解文化霸權以及促進文化交流的使命。因為文化的詮釋權與話語權，不能掌握在當權者手上，而應該由民間來發言。

這項全民共修的文化通識，到底課程內容如何，人民如何獲取、參與呢？其實它是無固定形式的，一切能產生、協助、促進人民認識各文化內容都是它的方式。而交流與學習才是目標。無可否認，大眾媒體仍然扮演吃重的角色。但是未來的學習強調經驗式的參與，這將會是社會團體和組織可以著力貢獻的地方。

如果資源豐富，還能贊助文化與藝術工作者去策劃和執行。這些就像是過去政府應該做的事，現在是時候要回歸民間，因為民間社團會做得更好。也因此，所謂互為理解的的族群關系才會著著實實由我們把握住。

(刊於尊友會訊)

書介：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

Syed Husin Ali是我在上世紀80、90年代少數知道的馬來政治人物。無他，由於自己是長達二十年只閱讀中文報章的讀者，要想全覽馬來政治人物是件不容易的事。加上巫統長年一黨獨大，只要知道那幾位頭頭就意味知道所謂的馬來政治。

Syed Husin Ali是有別於那個年代，以至這個年代的馬來（巫統）政治人物，他所代表的牛頭黨（人民黨），盡管多次出征不利，但他所發表的，則超越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言論，總是讓你“耳目一新”（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也符合較多華人的政治取向與看法，因而顯得如此特別與親近。

《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馬來文版最初發表於1977年，當年在霹靂太平政治扣留營完成（參與華玲反飢餓示威游行而遭逮捕），英文版則在1978年譯成，而中文版則遲了整整三十年，直到2008年308政治海嘯後再經過修訂，終於出版。

〈誰是馬來人？〉開宗明義談論馬來人的定義與矛盾，為這本書揭開序幕，對於一般讀者，如果沒有時間將整本書看完，此篇可以作為認識馬來人的一個起點，我認為這是作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必修的社會歷史學分。

按社會文化意義，馬來人指的是居住在整個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包括馬來半島，以及組成今天印尼和菲律賓的成千上萬個島嶼的族群。而根據我國憲法，凡信奉穆斯林的宗教，習慣說馬來語，遵循馬來習俗，以及（A）於獨立日前在聯合邦或新加坡出世，或父母其中一人是生於聯合邦或新加坡者，或者在獨立日定居於聯合邦或新加坡；或（B）是該類人士的子女，都可以被視作馬來人。

Syed Husin Ali 認為從兩個角度來看現實上的馬來人，都會出現相當多的矛盾點，例如一位華人，皈依伊斯蘭，娶馬來女子為妻，跟妻子和子女講馬來話，並在日常生活中奉行馬來習俗，按憲法規定，可以被視為馬來人。然而在憲法和歷史及社會文化的定義之間，馬來人的定義是不同的，Syed Husin Ali以此來破除“馬來人至尊”（Ketuanan Melayu）的迷思，要解決馬來人所面對的困境，不能只從種族的角度來討論。因此，“馬來人團結”（類似華人大團結）是一個政客虛構的希望和和夢想。這個團結的口號僅能成為口號，如果只是服務於政客來取得政權，而對平民無利可圖，他認為，馬來人權力的政治要有意義的話，就必須追求真正的團結，以大多數弱勢下層人民團結為基礎，而不是制造分裂和流血。（P40）

Syed Husin Ali不否認馬來人的前途主要取決於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的課題的變化。這本書在三十年後依然具有價值和意義，是因為困撓著馬來人，以及全體馬來西亞的種族思維依然根深蒂固，而Syed Husin Ali的分析歷久彌新，為此感嘆之余，我們有幸能有一位言行一致的政治行動家，繼續為公平的社會孜孜不倦。

禁書教會我的事

2010年1月28日，沙林傑以91歲高齡逝世，他的成名小說《麥田捕手》如今被美國列為青少年讀物和教材，也被《當代文庫》和《時代雜志》評選為百大最佳小說被《當代文庫》評選為百大最佳小說。全球總銷量逾6千5百萬冊。

不過，這本傳世作品也是具爭議性的，其內容因為述說青少年對於虛偽社會的反抗，充斥猥褻、負面思想、鼓勵婚前性行為、酗酒、召妓而在1960年代的校園被禁。

這本曾經是禁書，如今是青少年的成長讀物，讓我回想起過去朦朧的青春歲月，也曾經以欲望探索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關系。要知道，禁書伴隨破解禁忌而己，有時候這些禁忌是一時一地的。當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種種不解，迷思和禁忌產生好奇與疑問之時，就是我們主動接觸禁書的時候。

比如性，在沒有性教育的年代，始終不容易說。青春期的我，在父親的雜物盒裡發現一本陳舊的書，是時下典型的性知識讀本，我也不記得書名了，內容包括衛生、性心理、房事等等。這恐怕是每個人都要知道的東西吧，不過因為它不適合展示、展讀，所以是被收藏在一個盒子裡，是被不懂事的我，不期而遇。力比多旺盛期，這本禁忌之書是一個解答。

再如性，過了青春期，我們仍然有許多不解，尤其表現於社會上的現像，因此，我接觸了傅柯的《性史》，了解性與權力和話語是如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認為性不必以性解放／性壓抑來解讀。不過這本還是很學術性的書，不容易看。近年，大辣重新出版張競生1926年版的《性史》，那才叫我咋舌。原來我很落後。

不過就從傅柯的同志身份，也讓我延伸接觸了許多同志研究，如香港周華山的《同志論》，在中文世界當時還算稀有，當時不被列為禁書，但已經能破除社會一點點同志恐懼症的心理障礙了。90年代學術界解構這解構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禁書另一大宗，應屬政治思潮。不過有時候，到底那些書禁不禁，我們也不是那麼確定。如共產主義和馬共。我指的是上世紀80、90年代。我以為政府政策民眾不准閱讀共產主義，不過在一些本地中文書店和民間圖書館是不難找到相關的書籍。當年還在台灣讀書時，購得馬克思與恩格思的《共產黨宣言》，感覺比手上持有《毛語錄》更加興奮。也許這是政治壓抑後的一種反彈吧。

禁書真的不可取嗎？如果你有純潔思想，正宗信仰，生活滿意度100，零缺點，千萬不要碰觸禁書。小心它會教“壞”你。

國家畫廊與你何幹？

藝術活動在我國已經越來越普遍，以視覺藝術來說，在吉隆坡每天大大小小的畫展，少說有十來場，端看你是否有興趣去觀賞，以至引起消費的欲望。

即使如此，我們當中總有人與藝術無緣，從來沒有意識到去認識、參與、掌握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資源。

典型的生活實例是，建在吉隆坡敦拉薩路的三座國家級文化寶庫：文化宮（Istana Budaya）、國家畫廊（Balai Seni Lukis Negara）、國家圖書館（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相信許多吉隆坡人一輩子都不會走進裡頭，以納稅人的身份，去享用這些資源（除了文化宮的演出多為收費外，其餘兩者皆是免費的）。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的藝術教育不夠好，擔心無法欣賞和理解這些藝術品／表演，當然，我們知道去這幾個地方非常不方便，對游客尤其不友善，附近又經常大塞車，而且也有很多的理由，例如缺乏中文資源等等等等，然而許多人還是沒有踏出第一步。

我一度與視覺藝術行業結緣，但我一直不了解國家畫廊的運作。這個官方的藝術機構，一直都是我國藝術家，尤其資深藝術家，希望升堂入室，舉辦個展的地方。

中學時期，位於火車站對面的國家畫廊（1984-1998），曾經是偶爾玩樂路經的地方，拾級而上的獨棟建築尤如一個大迷宮，展品就散布在每個隔間與展室裡，那時完全沒有藝術細胞的我，對展品一點感覺也沒有，反而這棟建築，曾經引起我的興趣，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它的前身是Majestic酒店。

現在我還相信，美術館不一定要大，最重要這棟建築是否能恰如其分，以其獨特的品味與歷史感，與展品融為一體。在翻查國家畫廊的資料時，我才知道更早之前的畫廊是位於今天安邦路的馬來西亞旅游中心（1958-1984），當時為國會大廈的地方，其前身是霹靂大礦家姚德勝的故居。

近來去了幾次國家畫廊，每次都是冷冷清清，以為周日會比較多人，但工作人員和警衛仍然比參觀者眾。然而根據畫廊總監在The Nut Graph的采訪，2008年，每月的平均參訪人數達12500。確是不錯的成績。但這一萬多人是從何來，如何統計，為何與我的觀察有那麼大的落差，也是一個大問題。

舉行展覽是國家畫廊的重要任務之一。盡管當下舉辦著國家重量級藝術家蔡天定的個展，以及以永久館藏為主的「時間軸」畫展，然而始終未在廣大的社會引起話題與動員，足以證明畫廊彷佛陷入為展而展的lorong裡。

國家畫廊的展覽大多吸引不了民眾，很少人主動來參觀，也許多為路過、休閑和打發時間。即使來參觀，往往稍作瀏覽便離開。展覽主題不明，常攙雜與主題毫不相干的東西，並且缺乏很好的導覽系統。這些問題都與畫廊的策展能力有關，他們無法讓展覽事件與整個社會連結上關系。

（拿督蔡天定的峇迪畫）

其實我說的並不是天方夜譚的事，因為國外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即使不是由國家級的畫廊來辦，而由企業來策劃，經由他們的包裝，則可以吸引群眾排隊參觀，我本身在台灣就體會過這種美術展被媒體炒作成功的經驗，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作為政府單位的國家畫廊，其總監也抱怨工作人員尤如佣懶公務員（想見識的人，不妨去一趟），需要再度培訓。我們不會強求國家畫廊每場展覽人山人海，畢竟他們也有維護藝術品的責任，但我們希望國家畫廊可以再加把勁，將在手的好材料（一流藏品和畫家），打造有企畫性，有溝通效果的展覽，才不負納稅人的期望。

上回談文化部，想不到最近的內閣改組，新相納吉重新將萊斯雅汀召回該部，但是卻將之前的新聞部與之合並，更名為新聞、通訊及文化部，將文化部門排至最後，打回舊日原型。

但禍福由人，萊斯雅汀將決定文化部的命運。國家畫廊過去在沙菲益任內被擱置的吉隆坡藝術村計畫，是否會死灰復燃，則要看他還有多少心在文化部了。

(原文刊於http://www.voicemedia.com.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68)

從大鐘樓看文化部

在雙子塔還沒成為吉隆坡，甚至馬來西亞的地標之前，獨立廣場前的大鐘樓（全稱蘇丹阿都沙末建築物）可以說是吉隆坡的艾菲爾鐵塔，或者像它的前主人在老鄉的大笨鐘，有著崇高歷史和政治像徵地位。

因為它的崇高，一般民眾很難與之親近，這也是當年殖民者為了建立威信，以一座龐大的建築群來威懾本地的馬來土王，以及他們的子民，從而奠定其政治合法性，並計畫長期在此殖民。（有關英殖民的這段建築史可看張集強的《英參政期的吉隆坡》）人們也只有在幾個慶典和倒數活動，才能以最近的視角，與它接觸。多年來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從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作何用途的。

去年聖誕前夕，經過兩年的整修（過程備受古跡保護學者批評），其新主人團結、藝術與文化文物部入駐這座已被列為國家歷史遺產的大鐘樓建築群，在許多人看來是最理想的結合體。當文化部計劃把重新粉飾後的大鐘樓蘇丹阿都沙末建築物化身為一棟全城最有藝術氣息的畫廊中心，並會積極促銷這座百年歷史建築物，讓它成為游客的旅游景點，我們日後大可用《大鐘樓》來代稱文化部了。

2004年阿都拉上台時，委任了萊斯雅汀這位親信擔任文化、藝術與文物部部長，這是馬來西亞建國以來，文化第一次獨立成為部會。盡管其中隱含政治分配的動作，但是世界各國已愈來愈看重文化遺產以及文化產業的發展，這個新增的部會也順應了世界潮流。

1953年，即在獨立前，文化部門是羅織於青年體育部的社會福利局底下的文化組，以推行青年發展的工作。1964年文化組和原青年體育部的功能都被並入新聞部轄下。直到1972年，文化、青年和體育才正式掛牌成立部會。1987年，馬哈迪擔任首相初期，文化組被改編至新成立的文化、藝術和旅游部。從1987年至2004年，政府大力推動旅游業，旅游的名號大於文化，以致人民對文化部的印像十分模糊。

2004年以後，文化、藝術與文物部統合了政府部門裡原有的文化單位，並將原屬於教育部管轄的國家圖書館，和新聞部的國家電影促進局納入其中，並於2005年推動通過《國家遺產法令》，成立國家遺產局，為新文化部的文化政策打響了第一炮。國陣政府去年大選遭受重大挫敗，阿都拉的弱勢政府為文化部添上一個保守主義的「團結」任務，改稱為團結、文化、藝術及文物部。
從組織的觀點來看文化政策，全世界大致可分為三種，即中央集權式、地方文化自治體、和分權化。而我們則比較像法國，由中央政府部長與部會負責政策的建立與協調。

回顧馬來西亞最引起爭議的文化政策，當屬1971年的《國家文化政策》。1971年8月16日，文化、青年暨體育部主辦《全國文化大會》（Kongres Kebudayaan Kebangsaan），當時首相敦拉薩的演說中強調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有必要制訂一項《國家文化政策》，以配合實施中的《國家教育政策》，確保最終塑造一個《馬來西亞族》（Bangsa Malaysia）。於是政府制訂了單元化的《國家文化政策》。其內函包括：

一、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區土著的文化為核心；

二、其他文化中有適合和恰當的成分可被接受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以及

三、伊斯蘭教是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成分。

文化政策可視為政府如何對待文化藝術，在極權或威權國家大都將文化政策當作服務政治的工具，而現代的民主國家在政治經濟穩定的同時，則將文化視為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來推展相關活動，它做為人類生活的本質，並且是人文思想、制度與人為物質的總和，促使人們凝聚共識與情感，並從中體認自我。

今天，1971年《國家文化政策》不再被提起，甚至年輕一輩的我們，對此毫無認識，但是政府還是采用這套理念去實行政策，就如同被聲稱不再存在的《新經濟政策》，其幽魂仍附著整個官僚系統。

我們的文化部重新在大鐘樓找到新的定位，是否也會檢討文化政策有著前瞻和開創的觀點，並且擺脫政治和商業的束縛，容納多元族群，用心來推動文化呢。畢竟在政治的領域，一天的時間都算太長了，而文化是百年為計畫的，如果我們用政治的目的來搞文化，無疑是萬劫不復的戕害。
這也許是許多文化人最殷切期盼的大鐘樓。

(原文來自www.voicemedia.com.my)

慢行，重新認識舊城市

淡江國際山莊土崩從來不會拖慢巴生河谷的屋業發展，相反地各類新穎的，新概念的辦公與居住樓宇會以百倍的速度和數量被提出，被建設，甚至連我這個道地的吉隆坡人也快無法辨識城市與道路的面貌與去向，即將成為故鄉的異鄉人了。

而來自他鄉的朋友於吉隆坡工作多年，熟知並且愛戀吉隆坡的多采生活，身份認同儘管快超越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城市孩子，但是在某種意義卻仍然如同我一樣是道道地地的異鄉客。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毫不關心，對城市的肌理血脈紋路不曾懷有絲絲好奇。

好些年了，雪隆的城市規畫和建設似乎沒有鬆懈過，隨著各大型廣場的新建，以及像宜家家居強調時尚生活與美學精神的加持，隱約呈現一種新都會區的發展趨勢。身處首善之都，我們強烈感受一種新的社區演變，也在體驗著種種建設帶給我們的振奮之情。

儘管我們不一定有能力擁有這些新建築和房地產，但我們可以藉由參與商家為我們設計的活動，享受著所謂的都會生活。總會有朋友告訴你在白沙羅的什麼地方可以享受美味的日本餐，在某某新廣場可以購買到來自義大利限量版的名牌傢具，以及在什麼咖啡館可以與眾好友天南地北。

我們享受著，也認同著這種外在的新變化，與此同時，我們正在無情地鄙視那些老舊社區，以及那些因為外勞和低下階層民眾消費而被我們大大扣分的街道商店。我們不再走入，甚至繞道，逃離與我們品味身份不適的地帶，而這些地帶曾經是我們長輩成長的地方。

不管是不是土生土長，還是遊子，我們不曾或很久不與這些舊社區打照面，儘管就在咫尺。至於地方掌故和人物，自然就無從認識與瞭解。馬來語說，Tak kenal maka tak cinta。我們對這個都市的感情從來不會立基於此地。

這種狀況是完全能夠理解的，我們甚至可以埋怨政府、民間團體或地方組織沒有做好各項資源設施讓我們去了解這個城市。更重要的事，這裡的汽車文化，從來不會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使人親近，讓我們充滿安全感地的，步入人群，走入老社區。

1920年代，柯比意看著失去效率，即將崩潰的城市，感嘆道：「如今每個人都感受到危機。要注意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早已忘了生活的喜悅，幾世紀以來任由自己靜靜地漫步的那種美好喜悅；我們就像被圍捕的野獸般，每天各自逃命...」

如今我們好像也可以用相同的嘆語來感謂吉隆坡那些漸漸被人遺忘的舊街道與社區，當年父輩們是以散步慢行的心情，在這裡生活，享受著人情親近的愉悅。如今這裡就像城市裡失去效率，衰竭的元素，處於崩潰的邊緣。

對照蓬勃發展的新社區，這個都市好像被撕裂為新城與舊城。新城是白領，是中產的遊嬉之地，是他們努力生產的終極地，舊城是退居幕後，是新移民求取生存的過境地。吉隆坡如此，我相信很多城市也正在復製這個模式。

也許新城與舊城是經濟決定論，也許終究只是心理的城界。只是身為都市人，我們如果不去親近都市裡的舊社區，我也很難相信大家會去珍惜屬於大家的文化遺產。

淡江土崩提示我們發展要慢行。其實我們也要慢行，尤其試著在舊城慢行，你會認識，你會感動，你會感覺自己才不是異鄉人。

(刊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參觀書展不如多跑書店

熱鬧的國際中文書展落幕了，今年我並沒有到現場參觀買書，這是我在書展之前就打定的主意。

一些朋友好奇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怪想法，因為這次年底的書展頗有看頭，主辦單位請來了許多海外的作家和文化名人前來演講，萬頭攢動是可以想見的，而且在書展又可購買到許多高折扣的書，一些難尋的好書也可以在書展一次獲得，實在一舉多得，為什麼我會放棄這樣的great time呢？

是的，有這樣的怪想法，我也覺得很矛盾。書展是文化的節慶，一個像樣的城市一定不能缺少書展，它也是本地書業給讀者承諾的一個成果展示，書展成功即表示書業有發展。作為這個城市的愛書人，我沒有理由不支持，不參觀書展的。

是的，許多書商已經知道書展是我國圖書消費的最重要戰場，連台灣出版人蘇拾平也清楚指出馬來西亞書展是本地圖書業者的未來路向，有別於其他國家地區的圖書通路，以書店為主戰場。

是的，在網絡時代，購書活動不獨獨發生於書店之內，甚至，便利商店和霸級市場也在滿足你我的購書需求。買書與傳統書店基本上產生了質變。大勢所趨，書店關門早已不是新鮮的事。

然而，拜網絡購物不發達，其他商店還沒發揮足夠影響力所賜，馬來西亞書店還維持基本的功能。但諷刺的是，對書店營運威脅最嚴重的竟然是書展活動（我多麼希望這樣的觀察是表面的）。許多出版大國，圖書業者和文化人士所關心的是強勢連鎖書店或出版巨無霸對獨立書店和出版人生存空間的壓制，書展只是一個讓各方分散競爭壓力的地方，而不是反過來制約書店發展的活動。

不是嗎？你我身邊許多朋友不是在書展期間才會想到去買書的嗎？他們不就是因為想一睹國際文人和作家而去書展聽演講，參與出版社所舉辦的活動，而忽視其實每個月，甚至每周在書店所舉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嗎。

我沒有意思要去批評這些愛書人，但個人覺得社會應對文化消費要用更深切的認識。所謂文化消費，就是自己的一種社會實踐，就是你對文化的態度與價值觀，「文化消費不僅是占有文化產品和享受文化服務，（還應）把它當作心理享受、地位、社會關係實現的途徑，更主要的是使其文化意義和價值得到實現。」

書店扮演的是常態的文化場域，它應該就像是我們的左鄰右舍，提供我們最日常的文化休閒與知識進修的功能。而那些有獨特性格的獨立書店，更提供了超越書籍以外，人與人間的附加價值，加上自我主張的文化品味，經常是一個文化社群和運動的磁場和節點。缺了這個公共場域，讀者將會失去重心，作者則無用武之地，社區生機將會萎靡。

我相信所有的書店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吸引讀者，他們了解到大馬人對在價格上面的敏感要求，在合理範圍降價，並且繼續改進產品和服務品質。然而文化產品不能等同於一般的商品，它具有非物質的文化性質，當你只看到其物理性質的價值，就會抺煞其文化價值。

這個年底吉隆坡具有文化地標意涵的思士街大眾書局要關門了（業者說是搬遷，但我想只是美稱），和熱鬧的國際書展成了強烈的對比，而蘇丹街上的幾家具有歷史的獨立書店經營困難也時有所聞，如果你珍惜文化，不能只參與那一年兩三次的書展活動。如果你有知識需求，不要等到書打折的時候才來進補。

（刊登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電視與流浪

沒錯！我承認我是愛看電視節目的。我也相信絕大多數的讀者也和我也一樣，每天工餘和課餘的休閒時間，都撥出給至愛的電視。如今電漿與LCD電視大行其道，商家無不以提高消費者的生活水平為己任，滿足大家的視聽享受。

就因為如此，我開始為自己擔憂了。

自從衛星電視節目入侵城鄉人的生活，周遭的許多朋友經常都會談論著與海外同步播放的On Demand（隨選）連續劇（得利的未必是節目供應商，因為大部分人還是選擇網絡非法下載以及購買盜版），或參加時下的歌視明星來馬的行程與表演。

這裡頭我關切的主要問題有兩個，其一是外來文化侵入，其二是我們身心靈的發展。前者雖然是老掉牙的課題，但正因為當下的所有人已視接受外國資訊為理所當然，而喪失了自身文化尊嚴的警戒心，進而輕視本地內容的製作；媒體業者縱然擴張本地製作的量，不直接引進海外的節目，但也間接拷貝節目模式，形成另一種非自主創新的文化侵入，我們應當多多關注。

不過我的重點不在做文化工業的批判，而是想去思考電視對我們身心靈的發展，這裡頭沒有所謂的道德成份，而是想客觀分析自己的生活。 其實，當我們生活全是媒體的世界，我們就應當敲響心靈危機的警鐘。電視提供視覺與聽覺上的刺激，節目的多元化能夠帶給我們歡樂、同情、悲傷等等情緒，也能傳達各種資訊。

媒體的多元與開放，看起來豐富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像業者所宣稱的豐富了孩子的知識與心靈。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時下的節目講求當下感受，最即時的刺激，如現場球賽、兩地同步播放連續劇，但不能確保提升內容的平庸；類似互動的功能掩飾了始終是單向的資訊，更多是為商業服務。這樣的觀點無甚新鮮，但種種的盲處與麻木似乎已成了我們的生活模式，讓我們的生活欠缺了創造性與生機，而我們常常卻不自知。

這時，自己不能不去思考如何從媒體對我們感觀的框框解放出來。 這些反思來自與近來讀來的一本書，《轉山：邊境流浪者》。作者謝旺霖與你我原來也無甚分別，他的流浪沒有特別偉大，不能與玄奘相比，年紀輕輕的他只不過想完成自己的夢想。其義無反顧的堅持，在雪季用單車前往西藏踏騎1,800多公里（許多是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障礙重重，幾乎丟命。

這趟旅程，換成是我想必會中途而廢，閱讀著以重重艱難，處處危險寫成的經歷，謝旺霖所感受的，所思考的是遠比我這種只會窩在家裡面對電視機看著國家地理頻道或旅遊遊戲節目的觀眾來得更為深邃，他不只獲得新生命的意義，我認為他還開發了自己內在的感受，超越了五觀所能感受的。

這種價值是比我們以為媒體能增添的精彩生活，而卻卻又是局限我們生命的，更為無與倫比。 因此，我可以想像，為什麼文化團體台灣雲門舞集會成立「流浪者計劃」，獎助藝術家到考驗個人生命的地方流浪，實行「貧窮旅行」。我也可以想像，為什麼40年前本地畫家譚紹賢也以同樣方式，到落後的國家遊歷，去抓住對外在環境的感受，以及內在的自省，開展非凡的藝術人生。
觀看電視節目是很輕鬆的，流浪是要拿生命去拚搏的，但一個人的身心靈是否圓滿充實，我想還是走出戶外，開放我們的心靈，用生命去尋求。

（刊登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在書展尋找文學出版新契機

文學向來是本土華文出版的主流，但本土文學未必是國內書店暢銷的品種。在發行通行無阻的馬來西亞，本地出版社面對外國大量華文文學的強勢壓境，已漸漸鍛練出一套面向本土，而又兼顧國際市場的出版運作，專業「出版人」的架勢指日而待。

農曆年間，當我們還沉浸於新年氣氛，以及驚訝於突如其來宣布國會解散的困惑情緒，「有人」出版社此時費了不少資金到台北國際書展（一個在國際舉足輕重的華文書展）參展，並且也代理了國內多家出版社的書籍，向國際書商展示馬來西亞作品。

「有人」出版社由多位年輕作家組織，是近來走出國內的文學出版社，社內的夢幻組合有計劃性的在國外參展，他們的行動有着試圖影響海外書壇與文壇的意義。

這雖然不是首家本地出版社在台北參展，但對這家小出版社來說，我們可以充分看出本地出版人的勇氣與日益倍增的信心，以及他們對大馬文學出版的努力。

在即將來臨的海外華文書市，「有人」更史無前例的一連推出八本新書，「攪局」的企圖顯而易見，國內作家與出版同道，甚至讀者應該高度關注並支持他們。

八本新書有六本屬於文學類別，計有中生代旅台作家廖宏強醫生的散文集《獨立公園宣言》、被喻為當今馬華最強詩人之一的呂育陶詩集《黃襪子、自辯書》、小說家黎紫書的第一本散文《因時光無序》、那天晴（翁詩慶）的小說《孤島少年的盛夏紀事》、鍾進賀、梁漢良與白水合著的愛情小說及漫畫《Ｊ的鋼琴曲》、作家張依頻的文集《哭泣的雨林》。

其餘兩本雖然不能歸入文學，但兩位作者與文壇卻是最親近的，如已故周寶振先生的《從通報、中國報到生活出版社》，以及花蹤與聯合報文學獎得主龔萬輝新作，其身兼作家與畫家的身份，不難想像會出版其第一本畫冊《從寂寞年輕》。

八本新書都是獨立的生命，即使被拋入市場，也不會形成自我排擠效應，更重要的是，本地華文年出版量還是非常稀少，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出版人與作家出來「攪局」。

當越來越多出版社像「有人」那般重視書展平台來發表和行銷他們的作品，我們有必要檢視本地的書展是否有足夠的機制和地位來協助本地的出版人和作家。許多國際書展會設立「書展之書」的遴選，或者頒發作家獎、編輯獎等等，以鼓勵當地的新書出版，並且宣傳該書展的特色與理念，本地書展亦可參考採用，推動本地的出版。

除此之外，我們不能否認本地華文書市場是各地出版匯流的事實，不論你是台灣、香港繁體或中國、新加坡簡體，在馬來西亞都是通行無阻的。我們可以藉由「廣匯」的優勢，提出「精選」的概念，讓大馬書展邀集最權威的文學專家與書評家，精選出每年度最好的華文文學出版，作為各地讀者的參考，並且頒發「國際華文文學最佳選書」，逆操作地去影響作品原產地的讀者。

無論如何，逛書展時，當你被中港台書籍淹沒之時，記得留意那些本地最新出版的書！

閱讀，Along the Street

城市發展的變化形態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也間接改變我們的閱讀行為。因為城市裡購物廣場與連鎖書店的蓬勃發展，我們接觸與消費書本的機會已經擴大化，這個現象改變了我們獲取知識的速度，也同時改變我們獲取知識的習慣。

這些改變，有值得嘉許的進步，也有失落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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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最久遠的綜合購物廣場之一，Ampang Park在1973年矗立於市內最繁華的地段，購物廣場(Shopping Mall) 概念在這個首都開始發芽。緊接著金馬購物中心（1976）、金河廣場（1977）、武吉免登廣場、樂天（1980s）陸陸續續落成，似乎預告了吉隆坡都市規劃與城市生活進入一個新的紀元。

在80年代，購物廣場已經成為都會及流行的一種社會象徵。

盡管如此，街道與商店（店屋）還是整個城市的主流，是構成城市的動力來源。城市人盡管擁有現代的辦公大廈與新型購物廣場，但日常生活所需仍是由近鄰的商店提供生活資源，包括我們所熟悉的書店。

然而，這一切在90年代起了突變。隨著本國和外國資本家與市政府的資金與政策雙重配合支援下，吉隆坡人的生活場景由街道商店轉向購物廣場和霸級市場。

也因為這樣，傳統雜貨店、食店逐漸從街道商店退潮，連書店、畫廊、表演中心也紛紛擠進購物廣場，並且被管理者認為是一種進步趨勢。

新一代的青年，他們對吉隆坡蘇丹街書店商圈，檳城棺材街書店區的記憶漸漸模糊，甚至不曾相識過。

明亮、寬濶、整潔和舒適的書店一間間在新型購物廣場開設。購物廣場管理者所要求的統一化、標準化和業績取向帶動書店跨越經營模式，書店寄生於購物廣場業已成勢，速度也越來越快。

大型連銷書店，才有能力進駐大型購物廣場，估計目前馬來西亞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書店設立於購物廣場，他們在策略性的區位設立旗艦書店和分店。一般上，具招商能力的購物廣場也只會選擇這些連鎖書店，以配合整體形象與市場的發展。

產品大眾化與管理統一規範化是連鎖書店成功的關鍵，因此每家店所陳列的產品差異性不大。另一方面，購物商場的招商策略和品味管理也趨向單元，因此消費者不只面對購物體驗的匱乏，同時感官也逐漸麻木，對外在的好奇（求知的動能）也失去了方向，誤以為已知的就是所有未知的。

連鎖書店規模大，提供了很多方便給廣大的客戶，然而可惜的是本地的書店服務員尚稱不上專業，跟不上連鎖書店的積進步筏。

眼前所見，閱讀經已在購物商場與連鎖店的擴張發展下，停留在一個層次，走向一個窄平化的趨勢。

另一方面，購物廣場裡的書店忽略了以往街道商店所特有的人文與人情，主客之間的接觸變成一種制度化與機械化的社會功能，由電腦與顧客管理系統所取代。相比之下，傳統獨立書店雖然有的擺設顯得凌亂，不熟悉書種的顧客也許會覺得麻煩，但是只要問問老板和店員，你就很快得到你要的答案，這樣的人際接觸還會延伸出更多的閱讀體驗，絕對比得上查書的電腦系統。

我們的孩子如果現在就把這些設立在購物廣場的連鎖書店認定為唯一的精神糧倉，那將是十分危險的事，我們日後將如何寄望這些孩子在知識與文化的修練上，成為一個目光遠大和品味豐富的知識人。

然而惆悵的是，國內的傳統書店與小型特色書店日漸萎縮，有的在內容經營上未有適時加強，與連鎖書店一較高下，造成我國讀者遭遇多重困難的閱讀選擇。這樣的景況，和中港台連鎖書店與特色主題書店各擁客群，並存競爭的生態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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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商場的人來自四面八方，固然是市場業績的保障，然而逛商場的人卻多不相識，各自享受著自己的購物樂趣，似乎缺乏人情溫度。街店與街道則充滿讓人容易感受到的活潑、新奇，以及鄉土的氣氛，不似商場內冷冰冰的，異國的、制式的情調。時下人所關心的治安，是目前在街店與街道所不能保證的，而這個又和我們日漸忽視街店發展和公德有關。

然而在發展洪流下，新型購物商場與書店已經發展至成熟的階段，估計絕大多數的文化消費者都會在這些商場消費。我們也在順應這股潮流，走入這個大生活場景。

我們需要轉移目光，重新關注被忽略的街店。購物中心不應視為唯一的生活廣場，應多走走可愛的街道，多關懷舊城區，舊店屋，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故事埋藏於此。作為文化商店的書店不應摒棄社區文化，應該與之連結起來，把創意融入，打造特色的書店，營造具深度與廣度的閱讀，並且開發多元的消費體驗。

吉隆坡市區和半山芭是我成長生活的地方，雖然經過數十年歲月的磨砣，多少人事已非，但這裡活著的人與事，社區故事仍然有值得發掘與想像的空間，例如李天葆的小說、林金城的飲食文學、呂政德的街景油畫都取材自地方社區的活動和人事，其品味無窮，都與地方緊密結合，值得業者抓住開發。

例如一家大型的連銷書店，在各大購物商場大張旗鼓，慶幸的是他們仍保留一家傳統街店在城市鬧區，並且擴張書本賣場，也把一些具地方色彩的人文內容拉進來，形成精彩的書店風景；而類似檳城、馬六甲舊城的眾多藝廊和商店仍堅持街道商店的獨特個性，保有街道的人性活力，比起眾多的購物廣場，我相信這正是外國人眼中的一大勝景。

目前大城市以外的其他地方，書城或購書大廈還是零發展，而今購物廣場的風潮，又被一些自以為是的地方官員列為發展重點，唯有寄望連鎖書店和獨立書店業者多方面考慮，走進地方民眾的主場域──街道與店，讓地方上的閱讀立體化，多元開發知識的寶藏，並且在經營上輸入創意與感情，動員自己客戶群，得以長期經營。


(此篇供<視角>評刊刊出2007.10)

書店歇業 vs. 出版商困境

有一段時間沒來逛這家位於吉隆坡郊外嶺的大燈書坊，上星期去逛時，發現書店門口貼滿了招租的廣告，原來她歇業了。

兩年前曾經訪問過這張書店的管理層，了解到他們準備以社區書店的型態為社區的居民服務。這是一家漂亮的書店。書種以家庭讀物為主，包括兒童書籍、生活、健康、宗教（與密宗有關的）、雜誌等等，兼售文具和教具，也在一角設立吧台，供舉辦活動使用。

大燈有明顯的宗教色彩，他們也兼營書籍代理批發，書店樓上是辦公室和特定活動的地方，比較少向外公開。其實有很多常買書的朋友並不知道這家書店，因為她很少做宣傳。所以大概支持的顧客以郊外嶺為主。我曾經在＜老師的夢想＞裡提到郊外嶺等了二十多年才有一家個性的書店，孰料不到三年，大燈就「熄滅」了。

大燈書坊的展枱有別於其他書店，相當有個性。

大燈的樻枱，有好多很好看的東西，吸引小讀者

書店吧台，供生活健康活動之用

書店的文具

書店的樓上，是靈修的所在

開業不久的大燈書坊

大燈熄滅

那一邊厢，台灣二百多家出版社抵制金石堂書店不合理的「銷結制」，成立了「台灣出版業者通路秩序聯盟」，以進一步解決出版商和通路之間的矛盾，並防堵誠品書店實施「寄售制」。

台灣出版商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本地中文出版商遇到的問題。馬來西亞中文書業碰到連鎖大型書商，一般都是處於弱勢被動的位置。「寄售制」和「銷結制」都是通路商與出版商交易的方式，書店佔的便宜較大，但是在銷售管理上卻沒有盡應盡的責任，以大壓小。

這些制度無所謂對錯，除了在商言商，我們應以比較大的格局來和出版社與讀者共同成長，才能贏得尊重。

另外，建議出版商聯合爭取與書店對話，求長遠之策。

Kedua-dua Pameran Buku dan Fungsi ‘Antarabangsa’

Kita sering mendengar slogan yang berbunyi: ‘Bertapak di Malaysia, Melangkah ke Seluruh Dunia’. Ahli politik acapkali berseru demikian, begitu juga dengan tokoh usahawan. Termaklum daripada slogan ini, kita sedar bahawa sesungguhnya kita tidak dapat menyisihkan diri daripada arus globalisasi. Malaysia dijadikan sebagai tapak, dunia pula gelanggang yang kita tujui. Walaupun kedua-duanya nampak terpisah, tetapi sebenarnya ia merupakan tindakan berpadu yang berhubung kait, cuma berbeza dari segi susulannya.

Pada awal pertengahan tahun ini, dua pameran buku yang penting dianjurkan di Kuala Lumpur. Yang pertama ialah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KLIBF yang ke-26, satu lagi ialah BookFest @ Malaysia yang ke-2. KLIBF merupakan pameran buku berstatus kebangsaan, manakala BookFest @ Malaysia merupakan pameran buku yang terkemuka di negara kita di mana banyak rekod baru pameran buku di Malaysia dilaporkan telah dicipta.

Kita patut mempertalikan kedua-dua pameran buku itu dengan slogan di atas, agar meneliti sejauh manakah kita telah merealisasikan impian yang tersurat dan tersirat dalam slogan itu.

KLIBF yang diadakan pada hujung bulan April dianjurkan bersama oleh Majlis Buku Kebangsaan Malaysia dan Malaysia Book Industry Council. Pameran buku ini bertempat di Pusat Dagangan Dunia Putra (PWTC) setiap tahun. Melalui tinjauan dan pantauan saya beberapa tahun kebelakangan ini, didapati bahawa pameran buku ini masih mengekalkan corak dan model pemikiran lama dari aspek penyertaan sehingga ke perancangan pameran.

Pameran yang dikelola oleh pihak kerajaan memperlihatkan hala tuju dasar negara terhadap perkembangan industri berkenaan. Ia juga boleh dilihat sebagai hasil sesuatu perusahaan ataupun usaha komersial untuk mempromosikan produk. Pameran merupakan satu-satunya aktiviti yang tidak kurang pentingnya dalam dunia perniagaan mana-mana ekonomi moden. Pameran buku, khususnya yang dianjurkan oleh pihak kerajaan sepatutnya menggabungkan fungsi perdagangan dan kebudayaan. Pengusaha buku biasanya mementingkan fungsi pertama, manakala kerajaan lebih berfokus pada fungsi yang kedua. Oleh yang demikian, kerjasama erat antara kedua-dua pihak itu amat penting dalam menjayakan KLIBF.

KLIBF pada tahun ini masih mengekalkan pendekatan lama yang mengutamakan penerbitan tempatan. Walaupun ia bergelar pameran buku antarabangsa, namun pada hakikatnya hanya terdapat lebih kurang 10 buah pengedar buku yang memainkan ‘peranan antarabangsa’ di setempat. Penerbit-penerbit antarabangsa mahupun pihak penganjur sendiri kurang menunjukkan keikhlasannya dalam hubungan ini. Sekiranya dipertikaikan siapa yang bertanggungjawab, keupayaan pihak penganjur nescaya dijadikan soal.

Walaupun penganjuran pameran buku antarabangsa di serata dunia tiada corak atau model yang tetap, namun banyak yang boleh diteladan, misalnya pameran buku di Frankfurt, Bologna, Singapura, Taipei, Beijing dan sebagainya. Pihak penganjur temasya buku berkenaan sentiasa bertungkus lumus ‘memikat’ penyertaan penerbit luar negara ke negara mereka untuk berinteraksi, di samping berusaha menjadikan pameran buku masing-masing sebagai temasya kunjungan tahunan penting bagi penerbit antarabangsa. Jikalau potensi perniagaan cukup merangsangkan, maka pameran buku itu boleh ditingkatkan taraf sebagai pasaran untuk memperniagakan hak cipta atau penerbitan.

KLIBF tidak memperlihatkan ciri-ciri antarabangsa yang memuaskan mungkin disebabkan kesempitan pemikiran kita. Kita sendiri mengehadkan pasaran buku negara kita sebagai 'pasaran berorientasi import' atau 'pasaran jenis sara diri'. Negara ketiga mengimport buku-buku bahasa Inggeris untuk memenuhi keperluan rakyat mereka. Manakala, pasaran jenis sara diri seperti Amerika Syarikat jarang mengimport hak cipta atau bahan-bahan bacaan dari luar negara.

Walaupun kebarangkalian para penerbit antrabangsa menghadirkan diri dalam KLIBF mungkin rendah, namun pihak penganjur masih boleh mengadakan pameran berdewan yang bertema ataupun mewujudkan dewan pameran negara undangan khas, serta menganjurkan forum khas untuk meningkatkan lagi taraf KLIBF. Sekiranya KLIBF tidak meletakkan pembangunan dan masa depan industri penerbitan tempatan sebagai agenda utamanya, maka pameran buku ini hanya akan menjadi tapak pertunjukan semata-mata. Kita perlu faham, interaksi yang kerap di antara penerbit antarabangsa dan penerbit tempatan sahaja dapat memberi kekuatan dan perangsang kepada aktiviti pembacaan dan pasaran penerbitan tempatan.

Penyertaan penerbit-penerbit tempatan utama dalam pameran buku yang dianggap bertaraf kebangsaan dan antarabangsa boleh dijadikan kayu pengukur yang penting. Penerbit-penerbit boleh menunjukkan kelebihan masing-masing dalam penerbitan dengan melancarkan buku-buku baru dan terbitan agung sempena pameran buku. Akan tetapi aktiviti-aktiviti seumpama ini amat tidak ketara dalam KLIBF. Kita seakan-akan gagal menemui sebuah buku yang hangat diperkatakan dalam KLIBF dijadikan topik perbincangan. Maka kita kehilangan fokus yang sepatutnya ada di tapak pameran.

Namun begitu, penerbit-penerbit bahasa Malaysia telah pun mencuba sedaya upaya memaparkan prestasi yang terbaik. Antaranya, Kumpulan Karangkraf telah memenuhi salah sebuah dewan dengan mempamerkan segala terbitannya dalam usaha memperkasakan empayar penerbitannya. Kita amat mengharapkan perkembangan lebih pesat syarikat tersebut pada masa akan datang.

Meskipun kita boleh melupakan saja pertimbangan antarabangsa, KLIBF masih dianggap tidak menjalankan tanggungjawab dengan baik untuk memajukan industri penerbitan tempatan. Hanya buku-buku bahasa Malaysia, bahasa Inggeris dan sebilangan buku bahasa Arab yang kelihatan dalam pameran buku tersebut. Terbitan bahasa lain pula seolah-olah tidak hadir sama sekali.

Pada pendapat saya, fenomena ini berlaku kalau bukan kerana penonjolan dasar dan mentaliti budaya bercorak tunggal menjadi puncanya, maka pelepasan peluang dan meminggir diri dalam kalangan para penerbit bahasa lain adalah penyebabnya. Menteri Penerangan menyesal kerana 90% pengunjung pameran tersebut merupakan orang Melayu. Pada pendapat saya, kedua-dua faktor yang tersebut berkait rapat dengan kedinginan sambutannya. Dilema seumpama ini tidak akan terjadi sekiranya pihak penganjur dapat membuat pertimbangan secara menyeluruh dan sempurna. Malangnya, perkembangan industri pernerbitan tempatan pada keseluruhannya adalah tidak sihat.

Mengimbas kembali kejayaan tahun lepas, pengelola utama 'mailto:BookFest@Malaysia 2006', Popular Book Co. (M) Sdn.Bhd. telah mengecapi kejayaan yang cemerlang. Hasrat dan objektif setahun kemudian sekali lagi membuktikan kecemerlangannya di arena penerbitan.

Majlis meriah buku ini yang menonjolkan kehebatannya dalam penerbitan buku bahasa Cina di luar negara mudah melahirkan tanggapan yang salah dalam kalangan orang ramai bahawa ia merupakan satu-satunya aktiviti yang berpadu perusahaan dan kebudayaan.

Mengapakah ia diperkatakan suatu tanggapan yang salah?

Untuk menjayakan pameran buku ini, Popular Book Co. (M) Sdn. Bhd. telah mengatur stafnya ke Negara China, Hong Kong dan Taiwan untuk mencari penerbit-penerbit yang berminat menyertai pameran tersebut. Dalam perkara ini, Popular Book Co.(M) Sdn. Bhd. nampaknya jauh lebih agresif berbanding dengan KLIBF. Akan tetapi, Popular Book Co.(M) Sdn. Bhd. memilih pendekatan mudah dengan menguruskan sepenuhnya urus niaga gerai-gerai buku luar negara. Oleh itu, walaupun banyak penulis luar negara muncul di tapak pameran, ia tetap memberi gambaran bahawa pameran itu hanya merupakan sebuah lagi kedai buku Popular Book Co. (M) Sdn. Bhd. secara besar-besaran sahaja.

Dalam pameran buku ini, syarikat penerbitan luar negara bagaikan 'lenyap'. 'Lenyap' maka tidak mungkin ada dialog antara penerbit dengan pembaca secara mikro. ‘Lenyap’ kerana tiada arus komunikasi antara industri buku dengan kebudayaan secara makro. Tiada interaksi maka tidak berpeluang membuahkan apa-apa peningkatan.

Persoalannya, mengapakah berlakunya senario sedemikian? Kita hanya boleh menyimpulkan bahawa ia memang bukan tujuan asal Popular Book Co. (M) Sdn. Bhd. mengadakan pameran buku ini.

Perkara ini amat menghairankan. Pameran buku yang dianjurkan oleh pihak kerajaan, penerbitan biasanya tidak begitu mementingkan objektif pembangunan industri penerbitan. (Pihak kerajaan melancar kempen membaca atau menyeru orang awam membaca, kerapkali hanya berhenti dengan membuat seruan dan tidak benar-benar mengambil tindakan berkesan). Oleh itu, kita sering berharap para warga industri buku dapat mengambil inisiatif sendiri menganjurkan pameran buku yang berskil makro. Walaupun, BookFest@ Malaysia 2007 telah mencatatkan pelbagai rekod agung, akan tetapi, kita harus mempertimbangkan sama ada ia benar-benar mencapai matlamat pameran buku secara mendalam? Betapa besarkah impaknya terhadap pembangunan industri buku? Kita amat meragui.

Secara keseluruhannya, intipati kedua-dua pameran buku ini nampaknya tidak secocok dengan namanya. Pameran yang bergelar pameran antarabangsa tidak cukup piawai antarabangsanya; yang menganjurkan pameran luar negara pula, penerbit luar negara yang berwibawa tidak hadir, sehinggakan kita terpaksa bertanya di manakah wujudnya penukaran fikiran antarabangsa? Apa yang dikesali ialah penyertaan penerbit-penerbit bahasa Cina tempatan dalam kedua-dua pameran buku ini amat tidak menggalakkan. Mereka sesungguhnya kehilangan peluang bertindak secara proaktif. Akhirnya pasaran buku-buku bahasa Cina tempatan terpaksa menantikan penerokaan oleh ejen-ejen buku.

Kejayaan pameran buku tidak sepenuhnya dapat mencerminkan prestasi sesebuah industri buku. Ternyata sekali pencapaian industri penerbitan kita bukan saja kurang menceriakan bahkan juga mendukacitakan. Sama ada penerbit-penerbit menyertai pameran buku atau tidak, kita masih boleh membuat kesimpulan sendiri tentang prestasi industri buku kita melalui pameran buku.

(Artikel ini diterjemahkan dengan kerjasama Encik Koh Yok Hwa dan rakan redakturnya. Saya meng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atas sumbangan mereka)

出版巨擎45 (2006年)

世界最大的出版社是哪家?上面是來自<出版人周刊>的資料。亞洲有七家上榜，日本在亞洲稱霸，佔五家。太極虎不遑多讓，緊接在後，中國有一家（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榜，以教育出版為主。前十大出版社的銷售額在榜中佔了三分之二強（總值四十五億）。

兩個書展與「國際」功能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口號：「立足大馬，放眼世界」，政治人物喜歡這樣說，商界的翹楚也愛這麼為企業定位。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全球化的浪潮是我們無法脫離的。我們以大馬為本，世界是我們馳騁的疆域，雖然這是兩段詞，但卻是一體的作為，只是優先順序不同，一前一後，互為關鍵。

上半年，吉隆坡舉行了兩個重要的書展，一個是第26屆吉隆坡國際書展，另一個則是第２屆大眾海外華文書市。前者是國家代表性書展，後者則是馬來西亞規模最大的書展，已突破多項書展記錄。

從兩個書展來思考上面那句口號，我覺得我們必須走到落實定位的關口。

首先在4月底舉行的吉隆坡國際書展（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Book Fair，KLIBF）是由馬來西亞國家圖書委員會（Majlis Buku Kebangsaan Malaysia）和馬來西亞圖書工業諮詢委員會（Malaysia Book Industry Council）所主辦，這個書展每年都會在太子世界貿易中心舉行。這幾年的觀察，從展商參與到展覽的規劃，可以看出這是一場舊模式與慣性思惟的書展。

由官方主導的商展，呈現的是國家對這個產業的政策走向，它可以是一項成果展示，也可以是商品推展。商展在商業世界裡已是一個比例特重的活動。書展，尤其是國家主催的書展，結合了商業與文化功能。書商看重的是前者，官方的意圖是後者。因此在KLIBF，兩者如何配合是很重要的。

今年的KLIBF基本上延續過去以本地出版為優先的型態，雖名為國際書展，實際上主要只是十數家大型經銷商在本地扮演「國際角色」。無論是國際出版社或主辦單位都顯得誠意缺缺，如果追問責任，主辦單位的能力備受懷疑。

國際書展雖然沒有固定模式，但卻有典範可循，例如法蘭克福、波隆那、新加坡、台北、北京國際書展等等。主辦單位無不卯足力量，去邀集國外出版商前來本國交流，將本國書展列為國際出版社常年到訪的要站。如果商機夠大，更可以將書展發展成一個交易量大的版權或出版市集。

吉隆坡國際書展看不到這樣的「國際規模」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慣性思考，將本國書籍市場視為輸入型或者自給自足型的市場，前者如第三世界國家，主要以輸入英文書籍來滿足國人，而自給自足的市場如美國，甚少引進外國版權與書籍。

輸入型的市場看似很「國際」，主流語言讀物輸入通暢無阻，其實那可能是最被國際大出版社輕視的市場；而真正被看重的市場則是經由版權交易來達成的文化與經濟交換，一般上國際主流出版社都會親自到訪做市場拜會與調查，尋找合作者和他們的讀者。

再者，即使沒有那麼多的國際書商親身參展，主辦單位也可以策劃主題館或主賓國家展，，以及舉辦產業論壇，來提昇國際書展的格局。如果KLIBF有如此的認定，不把思考出版產業的未來視為首要任務，那麼書展永遠這是一個「純粹作秀」的場合。要知道，國際出版與本地出版的深度互動，才能為閱讀活動與市場增添力量。

這個被定位成國家級、國際級的書展，本地書商和出版社的參與度可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指標。出版社亦會配合書展，使出看家本領，將最新最重大的書，在這段期間發布，呈現給眾讀者。但是這個現象顯得並不突出，一路走完吉隆坡國際書展，似乎找不到一本話題書，讓會場失去了焦點。

儘管如此，本地主要馬來文出版社已各盡所能，呈現最好的參展水平，其中更有一家雜誌出版集團Karangkraf獨占全館，盡顯其出版王國之勢，讓人十分期待其未來的發展。

如果我們捨國際而揚本土，KLIBF也不盡然做好推廣本地出版的工作，因為整個會場都只看到馬來文、英文與少數阿拉伯文的書籍，本地其他語文出版則黯然失色。

就個人看法，如果這不是國家單一文化觀在作祟，就是其他語文出版社的自我離場與放逐。新聞部長發覺出席第26屆吉隆坡國際書展的人潮90%以上是馬來人，我想上述兩者都離不開干係。如果書展單位做到面面俱到，就不會產生如此窘境，無論如何，這都不是良性的發展。

第二屆大眾海外華文書市挾上一屆凌厲之勢，企圖再創佳績，而且主辦單位大眾書局也做到了。

這個標榜海外華文出版的書壇盛會，很容易讓人錯覺以為那是一個具有文化代表性和產業代表的活動。

為什麼是錯覺呢？

為了舉行這場書展，大眾書局努力到中港台舉行招商說明，動作積極甚於KLIBF，然而他們在書展裡採用的是承攬包辦海外出版社的所有業務，儘管眾多海外作家到馬交流與撐場，卻離不開一個印象，即那是一個超級大型的「大眾書局」。

原因最重要的是，海外出版社的代表在展場隱身了。隱身則不能產生對話，從微觀的業者與讀者對話，到宏觀的產業與文化對話。沒有這些對話，提昇無所向。

為什麼會如此呢？我們只能說因為那不是大眾書局辦這個書市的目的。

這是十分詭異的。一般官方的書展不太注重出版業的發展（官方所謂的閱讀運動或勸請民眾讀書，都只是嘴裡說，有效的行動甚少），所以我們常常盼望業者來舉辦宏觀的書展，但是創造多項記錄的海外華文書展，其內涵實質的創造到底有多深，對產業影響究竟有多大，我們十分懷疑。

總得來說，兩個書展在很多方面目前都是名不副實，做國際的，不夠國際規格；做海外展的，海外出版精英始終缺席，叫人不禁問道出版業的國際交流在哪裡？令人惋惜的是，本地中文出版社在兩場書展參與度極低，頻頻失去主動權，本地中文市場等著被代理者開發。

書展不全然代表出版業的表現，但是出版業的表現是不是夠亮麗，不論業者有沒有參與書展，我們仍然可以從書展的表現延伸推論了。

KLIBF兒童書展區

作者簽書會

明星簽名會

以前比較少見的馬來文版盆裁與花卉指南

商業與職場進修書越來越多

宗教書一直都是馬來文書籍的重點，現在的宗教書種更多觸及國際時勢，個人淺見那還是在911以後的發展趨勢

美觀氣派的攤位

很多著名雜誌趁著人潮，為顧客客製專屬的雜誌封面，滿足成為封面人物的嚮往

言情小說一直佔有很大的讀者群，不信你在LRT車上看看就知道

Karangkraf相信是全馬最大的雜誌集團，豪氣的租下整個展館

動漫書籍錢力無窮

當然娛樂也是馬來讀者的最愛

向東學習精神不滅？！

此篇供<視角>評刊刊出2007.07

霹靂人要買《怡保城乡散记》哦！

燧人氏有新書出版了！這本《怡保城乡散记》的校本副本曾經擱在我這許久，宗麟兄信任我，叫我寫寫這本書的簡介，後來我因疏懶，遲遲未動筆。要在這裡再說一聲抱歉。

這本書的內容雖然發表也有很長的時間了，但是我相信對於怡保人，以至於霹靂州子民，彷彿是發生在昨天的事情。沒有朱宗賢的記載，身邊平常的店，街，事，人只是一張模糊的臉，談不上親切和熟悉。

前陣子，因多部國際電影在怡保取景，讓大馬人好不風光。其實，如果沒有真正認識這個地方，又有什麼好風光的。我雖然不是怡保人，但我同樣想到來不及多認識的吉隆坡，近年不斷因貪婪發展而遭受破壞的建築與綠地，同樣感受到那種無奈和迫切感，其實首都子民又有什麼好風光的。

《怡保城乡散记》本周六要做推介，祝福燧人氏再接再勵，完成使命，更希望怡保人都可以買一本做傳家之書。

朱宗贤新著《怡保城乡散记》推展礼暨讲评会

主礼人：坝罗古庙董事会主席何华绪

主讲人：前南洋商报总编辑朱自存、历史工作者刘道南

日期：3月24日（六）下午2点半

地点:怡保坝罗古庙会议室

主办单位：坝罗古庙(05-2550407)燧人氏事业(012 3103300)

现场有：作者签名，新书特价，茶点接待（免费入场）

谢谢你们的支持-- tel: 6 012 3103300 fax: 6 03-79800310

出版在Web2.0時代

大學時代初次接觸「創新傳佈」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s）時，只懂得皮毛，略略知道它為傳播理論其中一個與科技或新事物有關的理論。十多年過去，其實也沒有什麼機會再深入研究。只是最近在工作的時候，從有關的人身上發現，一項新科技要真正讓普遍人接受，以致於採用，的確真如「創新傳佈」理論所描述的各種變項（創新事物、擴散管道、時間、市場體系、接收者），所呈現不同的狀態與風貎。

我曾經自我評估，對於我關心範圍的「創新事物」，我可能是早期跟進者，所以還不至於落後太多。因此當全球都在熱烈討論Web2.0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其所帶來的經濟衝擊，我「不由自主」地搜羅資料，也來想想它如何影響著我的未來。

翻查大部分關於Web2.0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當中很多已在Web1.0的時代已被提及，甚至於接納採用，例如使用者中心主義、社群、開放等概念。我記得在網際網絡泡沬化之前，許多美國的電子商務書籍，已經引證美國成功的企業網站，都在強調由顧客操控的網站的經營之道。因此當Web2.0被宣告來臨之時，我們發現其成功乃是伴隨而來的新科技（如寛頻）輔助，讓這些精神與理念發揮得更加徹底，淋漓盡致。

其中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成本。

網絡文化評論者黃芳宇直指網際網路的革命源頭只有一個，即「電腦儲存成本與網路頻寬成本不斷下降」；反應在社會上，就是「人與人之間聯繫成本不斷下降」；反映在商業上，就是「靠資訊壟斷與資本壟斷的企業逐漸解體」。

因為成本的一加降低，引發了很多想像力，也讓想像得以落實。

因為Blog的流行，讓我們不得不再次思考數位出版與網絡對傳統出版（報章、雜誌以及書本出版社）的挑戰。在中國，許多原創文學網站，已經採用和出版社同樣規格（甚至更好）的待遇來支付稿費，他們也扮演作者的經紀人與出版社交易（中國出版社的開設與書本的出版是受體制限制的）。更重要的是，讀者是付費閱讀的。如果把這個情形放在香港、台灣或馬新，這些網站就是如假包換的出版社了。

也許很多人會懷疑，文學網站能賺錢嗎？我們的有人部落能賺錢嗎？我們的《蕉風》能賺錢嗎？


在傳統出版的世界，必須依靠壟斷資源和市場才有辦法賺錢，當網際網路的儲存以及頻寬成本逐漸降低時，能預期的是全球網頁只會爆量成長，因此傳統出版能壟斷網路世界嗎？更吊詭的是，黃芳宇提出個相反的論證，「減少網站總訪客數量」反而可以達成提升「每訪客平均頁面瀏覽量」的效果，你可以想作成「經濟流量」。經營者永遠可以選擇只做少數人的生意，只要這群人量少質精。也因為Web2.0強調參與者的角色，個人即是媒體，無形中在減低人力成本。

台灣資深出版人周浩正由Web2.0現象去思考「出版2.0」時代，疑慮作品的品質參差不齊，面對數量龐大的作品，更會造成出版社（即仍從事紙本出版的出版社）內部資源支援的困難。但是他仍提醒行家，網絡的力量已是不容忽視，人人都是「網中人」，出版社在行銷和經營上都要有相應的措施。

我想馬來西亞眾多從事文化出版的公司，不妨趁Web2.0所帶來的契機，利用科技的便利，充分體現Web2.0的精神，深化與讀者的交流，讓讀者也成為出版和內容生產的一員，長遠經營出版社。

如果說Web2.0又代表什麼，我覺得那也屬於個人品味大張聲勢的時代，你也會找到與你氣味相投的朋友。

出版產業往何處去?

韓國不斷創造經濟奇蹟，在文化創意上亦驚喜連連，近年強勢的影音外銷已經不用多說，在傳統文化維護亦大張旗鼓，君不見韓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端午祭」列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讓我們體會到文化難以獨享與獨佔，其力量來自分享與創新。

今年最讓我吃驚的消息，是韓國的出版業者竟然蓋起出版城，創造另一個世界第一。記得幾年前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看到發展商在書展推銷以書為主題概念的新式住宅區，教我印象深刻，如今韓國出版業者更勝一籌，格局和策略影響深遠。

這個被稱為「坡州出版城」的夢想城市，絕對不像我國幾年前推展的「電影城」，曇花一現。占地160公頃的坡州出版城市，由核心靈魂人物李起雄和業者集資3千4百萬令吉，加上政府貸款3千3百萬令吉，以興建「亞洲出版資訊中心」，創建「知識與資訊誕生的基地」為目標，分兩期工程興建。第一期是將創意發想、編輯、印刷、裝訂到物流等出版產業鏈各環節籠絡於此，目前已有150家業者以購地建屋或承租方式進駐，明年3月全部完工。第二期重在吸引音像、電影、設計和運動休閒等領域的業者，預定2010年完成。政府並依照振興文化藝術的法案，給予進駐坡州出版城市的業者，五年全免、三年半免稅賦的優惠條件。（詳見台灣民生報或udn.com，十一月十八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坡州出版城」是我國的Putrajaya或Cyberjaya，雖然土地面積小巫見大巫，但我們仍然清楚看到這個國家的企圖心。

坡州出版城從構想至實踐，是韓國出版業者為突破出版委糜不振的困境，而發出的夢想。雖然建城這個大手筆不能決定出版業的存活，但在這裡我們看到是業者與政府的裡應外合，化被動為主動的積極步履。

(上圖：台灣出版人在世界中文書香的攤位）


眼見韓國出版此番奮起景況，台灣出版業者不無擔心自身的發展，尤其數位出版（Digital Publishing）不及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還處於初期發展階段。台北雜誌公會理事長、遠流出版董事長王榮文呼吁業者團結合作，謀求生路。王榮文認為台灣目前由出版社零星發展數位出版，多屬賠錢生意，應統籌出版社、作家、科技界，共同集資開設數位出版公司，方能打開市場。台北出版業者近幾年都有團體出擊的動作（例如參加本地書展），但仍自覺不如韓國業者般團結。

（圖：世界中文書香書展：本地中文出版路在何方？）



回到馬來西亞，出版業交流與合作（除了報界收購和合併）是很鮮見的，即使以書商為主角的書展，尚無出版論壇等研討對話，即可看出目前出版業還未領導書展功能，因此就更難就業界籌劃和開展新的出路。要知道出版者偶一精彩的表現不足以為他們帶來且長又久的燦爛，更何況大多數業者都還是資源缺乏，一旦海外文化集團壓境，我們的處境就更加難為。

本地出版業者整合和創新之路是否需要，是否可能，端視他們想走多遠。如果出版業不孤獨，那麼神傷是不存在的。

進軍出版，書店的新契機？

從出版到經營書店或由經營書店兼做出版，一直都是書業的一大主流，尤其是華文書業。將出版與書店視為上下游不同的專業（中游還有經銷批發商）應該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我想那也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專搞出版社，主攻內容生產，以及獨立書店越開越多的結果。

不過，事情的發展也相當奇妙。隨著書店與出版各自專業的發展，兩者之間在近十年又找到新的匯流點，以新的戰略再次於書業激起波濤。對了，我們要說的，正是近年來國內外大型連鎖書店的出版大動作。例如一向專攻書店的台灣誠品，今年即成立「誠品出版」事業部，逐步展開出版業務，為閱讀大眾提供優質出版品。

由於充分掌握國內圖書消費資訊，以及以量制勝的書店規模，連鎖書店憑著優勢進軍出版，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這背後的邏輯就類似我們走入霸級市場，可以找到該市場標籤的商品一樣，消費者以較低的價格買到同類商品。比較不同的是，圖書不同與一般消費商品，其個別內容的獨特性比較強，銷售困難度更高。



本地涉足出版的書店包括MPH、大眾、大將和學林。其中大眾在全球華文市場布局，企業涉及上中下游，表現最為積極，其出版種類繁多，包括童書、文學、商管、勵志、食譜、生活類等等，大部分以台灣版權書為主。MPH與學林目前尚屬小規模出版，以本地題材為主，不過方向與品味大異其趣。MPH藉由政商關係，以出版伊斯蘭課題、商界名人傳記投入出版，成績尚待觀察；大將書行與出版社雖各自獨立，但藉由運作共同品牌，書種以本地內容為特色，在讀者心中已有江湖地位。學林則以獨立書店的姿態做出版，與前三者的出版邏輯不同。

美國知名的大型連鎖書店巴諾書店（Barnes＆Noble）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參考的例子。巴諾於上世紀末遭遇了網上零售的挫折之後（不敵地球上最大的書店亞馬遜），即加強在出版方面的投資和操作。據《中國圖書商報》的報道，美國新書市場最近幾年已沒有多少利潤可賺，巴諾因此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低成本、高回酬的再版圖書出版領域，包括對經典圖書、生活類圖書以及咖啡桌圖書的再版，再版的版稅很低甚至沒有版稅，使得巴諾可以快速從出版獲得利潤，約佔書店年銷售額的3%。

然而，對於出版競爭激烈的美國出版業來說，書店去搞出版並不獲得其他出版社的認同，最直接的利害關係是影響出版社的供貨，排擠其他書籍在書店的展銷空間。再來，書店知道什麼樣的書好賣、什麼樣的書難賣，因此書店憑著第一手的出版情報，選取暢銷的題目，以量出擊，並且採取超低價策略切入市場，打亂原有的市場定價行情。以上的情形或許可以提醒我們的書店，應多方面考量出版業者的發展空間，出版社方面亦應減少重複出版。

值得本地留意的是，大眾書局隨著其在國際事業版圖的擴張，從過去向出版社採購版權轉換繁簡體到今日直接海內外作家簽定合約出版，在在顯示其國際出版的影響力。從本地的觀點來看，當初書店的主要目標是打擊嚴重的盜版書（對新加坡公司而言，這應該不是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創造新的利潤點，然而未來是否可演變成為「本土－國際」連結出版的新模式，即是國際又是本土，即是本土又是國際，是本地作家最為關心與期待的。

不過，畢竟從事本地出版是一個脆弱的文化工作，各大書店在為讀者出版本身品牌的讀物之時，亦當小心維護與鼓勵本地出版業者，讓書業更為茁壯成長。

閱讀的財政預算案

政府月初公布的2007年財政預算案在媒體上熱鬧幾天後，很快就被其他議題淹沒了。明年的預算案對書店業者和出版社，甚至個人而言，都算是喜訊一則。明年開始購買書籍可獲得的所得稅免稅額，從每年的700令吉增加至1000令吉，主要目的是為了塑造社會的閱讀文化風氣，及提倡終身學習運動。

國家預算案是大課題，一旦落實則反映到我們的個人生活裡。對此購書扣稅措施，筆者有時候不免思索，到底扣稅額提高是因為本地書籍價格過高，人民的錢不夠買書，或者購得的數量不夠多，還是因為大眾過去對此措施無動於衷，政府要用強捧來提高閱讀習慣呢？

當然，對愛書人而言，能獲得的所得稅免稅額愈高，給予他們的鼓勵就愈高，買得愈起勁，一般上他們的消費往往都會超過免稅額的標準，如果以個人月入三千元來計算，一年一千元的閱讀消費倒還符合情理，端視他要不要善用這筆預算。不過對大部分人來說，購書這回事還是有一個潛意識的消費預算。

理財專家對此有一套說法。他們認為一個家庭的休閒娛樂消費預算應該控制在15%內，其中項目包括文化（如購買藝術品、觀賞表演藝術）、閱讀、旅遊、娛樂等等。無可否認以本地情形來看，在這幾個項目內，以旅遊和娛樂為強項，文化和閱讀為次要選擇。副首相納吉近日即感嘆國人愛娛樂多過閱讀。然而在歐洲，儘管娛樂產業發達，圖書這一傳統產業仍然佔據著難以動搖的主導位置。據稱，2005年法國的圖書市場銷售額約為85億歐元，佔到娛樂市場的48.7％，德國這一比重更是達到55％。

關於書籍消費，很多人會批評本地書價偏高，是導致閱讀風氣低落的原因。森美蘭州務大臣也說話了，他要求政府拿出對策以解決書價的問題。首先他認為紙張的價格高漲導致書的價格提高，因此他建議政府多發出AP給商家進口外國紙張，以抑制價格。與此同時，提供扣稅措施予出版社，以減低出版社的營運成本，進而減低書價。例如2007年，凡每年接待至少500名外國團遊客或1200名本地遊客的旅遊公司，將豁免繳交所得稅至2011年；生物科技業，從投產起可免所得稅為期10年或得100%投資稅務津貼，為期5年。類似的措施可激勵本地出版社。

自2002年起，瑞典政府將出版行業的消費增值稅降低了一半，使得書的價格也大幅下降。雖然我國目前還未實施消費增值稅，但是若能針對文化創意產業降稅，將無形減輕他們的成本壓力，使得價格會降低，對消費者而言是一大好處。同時鼓勵文化創意產業的成長。



不過森州州務大臣也許不清楚，目前書店絕大部分的書都是進口為主，本地出版佔的量很少（約一年七千種），進口書的書價都是依據國外出版商的定價來輸入。以我們相對低的收入來買國外的作品，確實比較吃虧。如果我們覺得閱讀進口書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也就不要再埋怨，因為這是難以改變的現實。

挽救人民的閱讀風氣，本來不能光從市場消費來斷定，因為公共圖書館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以我們一直為人詬病的圖書館服務來說，我們對閱讀率又有何指望呢？這時候我們又不得不感謝連銷書店的偉大，同時也同情鄉區的民眾（因為連鎖店不會看上你們）。

其實1000元的所得免稅額也只是個數字虛象，民眾從書可以得到多少好處，是真實體會才會知道。最後再以高希均的名句：「自己再累也要讀書，工作再忙也要談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住處再擠也要藏，交情再淺也要送書。」與大家共勉。

OPM、OPT、OPR

幾年前，富爸爸的「商業學說」流行當兒，我身邊的多個朋友曾經迫不及待地傳授我富爸爸的幾項招式，其中一個我最常聽到的是OPM（Other People’s Money）和OPT（Other People’s Time），最近自己查尋，還有一個OPR（Other People’s Resources）。我相信清崎先生實驗成功的原則不無不好，只是我認為運用的心態和對象應該謹慎。

致富是眾多人的願望與目標，我也很想，只是沒有化為行動。因為要提早退休，輕鬆致富，越來越多聰明人喜歡用OPM、OPT和OPR，並且將這些方法與思維發揮極致，以達成他們的目標。首先他們會選擇創業當老板，但是他們不掏錢投資，不在乎那是什麼行業，自己熟不熟悉，也盡量不親自下海工作，他們的腦子盡想著如何利用周圍的資源（另一種說法是節省成本），包括他人的時間、金錢、交通工具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形和無形的東西。他們僱人不付薪資，當產品賣出或勞務付出，才讓工作者（他們會稱呼他們為「事業夥伴」）抽佣，並且給予免費或廉價的讚揚與掌聲，如果可能，他們會用別人的福利或資源來給你獎賞。

他們享受自由的時間，等待夥伴來電回報業績（運用別人的資源，省下自己的電訊費），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在想擴充／開發其他類似不相干的業務。他們不負責我們從前認為一個老闆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當業務發生危機或責任追究時，他們會把責任轉嫁給「事業夥伴」，讓他們來應對顧客。他們有的擁有博士學位，他們是新貴，是富爸爸調教出來的。

在另一方面，本地的藝文界也常使用類似的槓杆原理。台灣藝術管理顧問桂雅文不久前給本地藝文界上課時，談到許多歐美國家藝文團體的生存之道。其實我們與歐美的情形都幾乎一樣，藝文團體缺錢缺人缺資源，不過當地人知道文化對一個社區或企業的重要性，建構性的社會責任觀念影響著他們去支持和關心藝文團體。

於是一些有利於藝文團體的機制建立起來了，例如義工體制。表演工作者在忙於排演與準備演出事宜的當兒，無暇被照顧的孩子與家人將會獲得義工的協助，只要他們在社區和藝文的網絡提出請求，可能就有幾十人伸出援手。這些義工不直接支助藝術表演，但他們幫忙表演工作者，使他們獲得免費或廉價的資源，間接使藝文活動得以成功，這是OPR和OPT的典型例子。

活動經費與薪資一向是藝文界最大的困擾，所以募款是最常見的方法，藝文界這個時候必須用OPM。不過募款談何容易，很多書告訴我們最好不要向陌生人提出募款要求，否則會碰得一鼻子灰，但是熟悉的有錢人又有多少人願意贊助呢。所以OPM不易為，藝文界就要花心思在OPR的請求策略，以求與合作的單位取得多贏的局面。

當我們碰到想運用OPM、OPT、OPR致富的人，千萬要提高警愓，不要讓自己被平白利用了，因為我們深切認識到這些人為的是一己的利益。但是對於真正有需要的藝文團體，他們有足夠的理由要求OPM、OPT和OPR，因為他們的貢獻不只是為了自己，而是他們的社區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