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鬧的國際中文書展落幕了，今年我並沒有到現場參觀買書，這是我在書展之前就打定的主意。一些朋友好奇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怪想法，因為這次年底的書展頗有看頭，主辦單位請來了許多海外的作家和文化名人前來演講，萬頭攢動是可以想見的，而且在書展又可購買到許多高折扣的書，一些難尋的好書也可以在書展一次獲得，實在一舉多得，為什麼我會放棄這樣的great time呢？是的，有這樣的怪想法，我也覺得很矛盾。書展是文化的節慶，一個像樣的城市一定不能缺少書展，它也是本地書業給讀者承諾的一個成果展示，書展成功即表示書業有發展。作為這個城市的愛書人，我沒有理由不支持，不參觀書展的。是的，許多書商已經知道書展是我國圖書消費的最重要戰場，連台灣出版人蘇拾平也清楚指出馬來西亞書展是本地圖書業者的未來路向，有別於其他國家地區的圖書通路，以書店為主戰場。是的，在網絡時代，購書活動不獨獨發生於書店之內，甚至，便利商店和霸級市場也在滿足你我的購書需求。買書與傳統書店基本上產生了質變。大勢所趨，書店關門早已不是新鮮的事。然而，拜網絡購物不發達，其他商店還沒發揮足夠影響力所賜，馬來西亞書店還維持基本的功能。但諷刺的是，對書店營運威脅最嚴重的竟然是書展活動（我多麼希望這樣的觀察是表面的）。許多出版大國，圖書業者和文化人士所關心的是強勢連鎖書店或出版巨無霸對獨立書店和出版人生存空間的壓制，書展只是一個讓各方分散競爭壓力的地方，而不是反過來制約書店發展的活動。不是嗎？你我身邊許多朋友不是在書展期間才會想到去買書的嗎？他們不就是因為想一睹國際文人和作家而去書展聽演講，參與出版社所舉辦的活動，而忽視其實每個月，甚至每周在書店所舉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嗎。
我沒有意思要去批評這些愛書人，但個人覺得社會應對文化消費要用更深切的認識。所謂文化消費，就是自己的一種社會實踐，就是你對文化的態度與價值觀，「文化消費不僅是占有文化產品和享受文化服務，（還應）把它當作心理享受、地位、社會關係實現的途徑，更主要的是使其文化意義和價值得到實現。」書店扮演的是常態的文化場域，它應該就像是我們的左鄰右舍，提供我們最日常的文化休閒與知識進修的功能。而那些有獨特性格的獨立書店，更提供了超越書籍以外，人與人間的附加價值，加上自我主張的文化品味，經常是一個文化社群和運動的磁場和節點。缺了這個公共場域，讀者將會失去重心，作者則無用武之地，社區生機將會萎靡。我相信所有的書店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吸引讀者，他們了解到大馬人對在價格上面的敏感要求，在合理範圍降價，並且繼續改進產品和服務品質。然而文化產品不能等同於一般的商品，它具有非物質的文化性質，當你只看到其物理性質的價值，就會抺煞其文化價值。這個年底吉隆坡具有文化地標意涵的思士街大眾書局要關門了（業者說是搬遷，但我想只是美稱），和熱鬧的國際書展成了強烈的對比，而蘇丹街上的幾家具有歷史的獨立書店經營困難也時有所聞，如果你珍惜文化，不能只參與那一年兩三次的書展活動。如果你有知識需求，不要等到書打折的時候才來進補。（刊登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文學向來是本土華文出版的主流，但本土文學未必是國內書店暢銷的品種。在發行通行無阻的馬來西亞，本地出版社面對外國大量華文文學的強勢壓境，已漸漸鍛練出一套面向本土，而又兼顧國際市場的出版運作，專業「出版人」的架勢指日而待。
農曆年間，當我們還沉浸於新年氣氛，以及驚訝於突如其來宣布國會解散的困惑情緒，「有人」出版社此時費了不少資金到台北國際書展（一個在國際舉足輕重的華文書展）參展，並且也代理了國內多家出版社的書籍，向國際書商展示馬來西亞作品。
「有人」出版社由多位年輕作家組織，是近來走出國內的文學出版社，社內的夢幻組合有計劃性的在國外參展，他們的行動有着試圖影響海外書壇與文壇的意義。
這雖然不是首家本地出版社在台北參展，但對這家小出版社來說，我們可以充分看出本地出版人的勇氣與日益倍增的信心，以及他們對大馬文學出版的努力。
在即將來臨的海外華文書市，「有人」更史無前例的一連推出八本新書，「攪局」的企圖顯而易見，國內作家與出版同道，甚至讀者應該高度關注並支持他們。
八本新書有六本屬於文學類別，計有中生代旅台作家廖宏強醫生的散文集《獨立公園宣言》、被喻為當今馬華最強詩人之一的呂育陶詩集《黃襪子、自辯書》、小說家黎紫書的第一本散文《因時光無序》、那天晴（翁詩慶）的小說《孤島少年的盛夏紀事》、鍾進賀、梁漢良與白水合著的愛情小說及漫畫《Ｊ的鋼琴曲》、作家張依頻的文集《哭泣的雨林》。
其餘兩本雖然不能歸入文學，但兩位作者與文壇卻是最親近的，如已故周寶振先生的《從通報、中國報到生活出版社》，以及花蹤與聯合報文學獎得主龔萬輝新作，其身兼作家與畫家的身份，不難想像會出版其第一本畫冊《從寂寞年輕》。
八本新書都是獨立的生命，即使被拋入市場，也不會形成自我排擠效應，更重要的是，本地華文年出版量還是非常稀少，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出版人與作家出來「攪局」。
當越來越多出版社像「有人」那般重視書展平台來發表和行銷他們的作品，我們有必要檢視本地的書展是否有足夠的機制和地位來協助本地的出版人和作家。許多國際書展會設立「書展之書」的遴選，或者頒發作家獎、編輯獎等等，以鼓勵當地的新書出版，並且宣傳該書展的特色與理念，本地書展亦可參考採用，推動本地的出版。
除此之外，我們不能否認本地華文書市場是各地出版匯流的事實，不論你是台灣、香港繁體或中國、新加坡簡體，在馬來西亞都是通行無阻的。我們可以藉由「廣匯」的優勢，提出「精選」的概念，讓大馬書展邀集最權威的文學專家與書評家，精選出每年度最好的華文文學出版，作為各地讀者的參考，並且頒發「國際華文文學最佳選書」，逆操作地去影響作品原產地的讀者。
無論如何，逛書展時，當你被中港台書籍淹沒之時，記得留意那些本地最新出版的書！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口號：「立足大馬，放眼世界」，政治人物喜歡這樣說，商界的翹楚也愛這麼為企業定位。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全球化的浪潮是我們無法脫離的。我們以大馬為本，世界是我們馳騁的疆域，雖然這是兩段詞，但卻是一體的作為，只是優先順序不同，一前一後，互為關鍵。
上半年，吉隆坡舉行了兩個重要的書展，一個是第26屆吉隆坡國際書展，另一個則是第２屆大眾海外華文書市。前者是國家代表性書展，後者則是馬來西亞規模最大的書展，已突破多項書展記錄。
從兩個書展來思考上面那句口號，我覺得我們必須走到落實定位的關口。
首先在4月底舉行的吉隆坡國際書展（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Book Fair，KLIBF）是由馬來西亞國家圖書委員會（Majlis Buku Kebangsaan Malaysia）和馬來西亞圖書工業諮詢委員會（Malaysia Book Industry Council）所主辦，這個書展每年都會在太子世界貿易中心舉行。這幾年的觀察，從展商參與到展覽的規劃，可以看出這是一場舊模式與慣性思惟的書展。
由官方主導的商展，呈現的是國家對這個產業的政策走向，它可以是一項成果展示，也可以是商品推展。商展在商業世界裡已是一個比例特重的活動。書展，尤其是國家主催的書展，結合了商業與文化功能。書商看重的是前者，官方的意圖是後者。因此在KLIBF，兩者如何配合是很重要的。
今年的KLIBF基本上延續過去以本地出版為優先的型態，雖名為國際書展，實際上主要只是十數家大型經銷商在本地扮演「國際角色」。無論是國際出版社或主辦單位都顯得誠意缺缺，如果追問責任，主辦單位的能力備受懷疑。
國際書展雖然沒有固定模式，但卻有典範可循，例如法蘭克福、波隆那、新加坡、台北、北京國際書展等等。主辦單位無不卯足力量，去邀集國外出版商前來本國交流，將本國書展列為國際出版社常年到訪的要站。如果商機夠大，更可以將書展發展成一個交易量大的版權或出版市集。
吉隆坡國際書展看不到這樣的「國際規模」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慣性思考，將本國書籍市場視為輸入型或者自給自足型的市場，前者如第三世界國家，主要以輸入英文書籍來滿足國人，而自給自足的市場如美國，甚少引進外國版權與書籍。
輸入型的市場看似很「國際」，主流語言讀物輸入通暢無阻，其實那可能是最被國際大出版社輕視的市場；而真正被看重的市場則是經由版權交易來達成的文化與經濟交換，一般上國際主流出版社都會親自到訪做市場拜會與調查，尋找合作者和他們的讀者。
再者，即使沒有那麼多的國際書商親身參展，主辦單位也可以策劃主題館或主賓國家展，，以及舉辦產業論壇，來提昇國際書展的格局。如果KLIBF有如此的認定，不把思考出版產業的未來視為首要任務，那麼書展永遠這是一個「純粹作秀」的場合。要知道，國際出版與本地出版的深度互動，才能為閱讀活動與市場增添力量。
這個被定位成國家級、國際級的書展，本地書商和出版社的參與度可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指標。出版社亦會配合書展，使出看家本領，將最新最重大的書，在這段期間發布，呈現給眾讀者。但是這個現象顯得並不突出，一路走完吉隆坡國際書展，似乎找不到一本話題書，讓會場失去了焦點。
儘管如此，本地主要馬來文出版社已各盡所能，呈現最好的參展水平，其中更有一家雜誌出版集團Karangkraf獨占全館，盡顯其出版王國之勢，讓人十分期待其未來的發展。
如果我們捨國際而揚本土，KLIBF也不盡然做好推廣本地出版的工作，因為整個會場都只看到馬來文、英文與少數阿拉伯文的書籍，本地其他語文出版則黯然失色。
就個人看法，如果這不是國家單一文化觀在作祟，就是其他語文出版社的自我離場與放逐。新聞部長發覺出席第26屆吉隆坡國際書展的人潮90%以上是馬來人，我想上述兩者都離不開干係。如果書展單位做到面面俱到，就不會產生如此窘境，無論如何，這都不是良性的發展。
第二屆大眾海外華文書市挾上一屆凌厲之勢，企圖再創佳績，而且主辦單位大眾書局也做到了。
這個標榜海外華文出版的書壇盛會，很容易讓人錯覺以為那是一個具有文化代表性和產業代表的活動。
為什麼是錯覺呢？
為了舉行這場書展，大眾書局努力到中港台舉行招商說明，動作積極甚於KLIBF，然而他們在書展裡採用的是承攬包辦海外出版社的所有業務，儘管眾多海外作家到馬交流與撐場，卻離不開一個印象，即那是一個超級大型的「大眾書局」。
原因最重要的是，海外出版社的代表在展場隱身了。隱身則不能產生對話，從微觀的業者與讀者對話，到宏觀的產業與文化對話。沒有這些對話，提昇無所向。
為什麼會如此呢？我們只能說因為那不是大眾書局辦這個書市的目的。
這是十分詭異的。一般官方的書展不太注重出版業的發展（官方所謂的閱讀運動或勸請民眾讀書，都只是嘴裡說，有效的行動甚少），所以我們常常盼望業者來舉辦宏觀的書展，但是創造多項記錄的海外華文書展，其內涵實質的創造到底有多深，對產業影響究竟有多大，我們十分懷疑。
總得來說，兩個書展在很多方面目前都是名不副實，做國際的，不夠國際規格；做海外展的，海外出版精英始終缺席，叫人不禁問道出版業的國際交流在哪裡？令人惋惜的是，本地中文出版社在兩場書展參與度極低，頻頻失去主動權，本地中文市場等著被代理者開發。
書展不全然代表出版業的表現，但是出版業的表現是不是夠亮麗，不論業者有沒有參與書展，我們仍然可以從書展的表現延伸推論了。
KLIBF兒童書展區
以一個過來人來說，寫書展好像是想當然耳之事。
是嗎？除了書展，難道其他商展不值一寫嗎？如果答案為否，我將如何對待其他商展，如何下筆呢？
再者，既然／假如書展值得一書，那麼其對廣泛的公眾，又有何意義呢？
我承認上一篇是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的文章，以過來人先入為主，自以為人人關心。因此我在此需要反省，需要自圓其說。
假如我來寫電腦展，假如我來寫珠寶展，假如我來寫機械工業展...，以我個人的興趣與價值觀來切入，應該是從產業面和社會面來寫。產業面涉及的是一個經濟課題，例如電腦展，我們可以看到新科技的商品化程度在我國的發展，究竟我們的電腦產業是科研能力強，或是商品化能力強，還是只能做別人的Marketing Arms，處在最下游的位置。社會面則是探討這個商展對社會的影響。有的商展會提供很多研討與演說的場合，藉由思考，論辨來提昇產業和推廣某個議題。這方面是專欄作者和記者可以發揮的地方。
至於書展之所以受到廣泛的注意，那是因為書本身。書承載著歷史、文化、知識、商業、創意等各方面的意義。客觀地說，書具備了「政治正確」的魔力。
教育家、媒體、社會學家、宗教等各方面都予以書正面的意義。儘管大家都說因為電視、網路、新媒體的影響，導致買書的人越來越少。但是書展還是具備文化功能、說教功能、娛樂功能，影響力深遠。
因此書展相對於其他商展來說，一般大眾參與意願高，背後所代表的多樣意義和變化是值得探討的。對愛書人來說，書店是心靈休憩之地，書展則是朝聖的儀式，尤其國際級的書展。對一般大眾而言，兩者則是滿足了基本的文化和知識需求。
下次書展，我想我還會再寫。
學校假期，正是熱鬧逛書展的好時節，這樣的傳統不知有多少年了。這一季由大眾書局主推的「第一屆海外華文書市」書展搞得特別大，特別受各界注目，電視上都可以看到廣告（不過目前還沒有看到出版社在電視上打廣告），頗有國際書展的氣勢，可謂創舉。
自初中在書展當工讀生開始（那年最暢銷的恐怕是《河殤》和紀錄片），我覺得自己與書展特別有緣，好幾年都在書展打工。加入書業那幾年更不用說，還有幸到過法蘭克福、美國、北京、福州、昆明、台北等國際書展，總覺得這樣子才能與世界出版同步。不過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因為幾乎每個愛書人都可以到各地書展參觀，關注當下和未來最新的閱讀資訊。據我所知，就有一些專業的書籍偵探（book scout）就是周遊各國書展和作家之間，為出版家與書商找尋好書的。
以我有限的經驗，書展大致可分為三種：消費型（大馬典型的書展模式）、訂貨會（是出版商與經銷商、書店的交易書市，例如中國全國書市、美國書展）、版權交易（如法蘭克福、倫敦、波隆那、北京），有好些書展則兼具以上特性，如台北國際書展（消費型＋版權交易）、北京國際書展（版權交易＋訂貨會＋消費型）、美國書展（版權交易＋訂貨會）。
要辦什麼類型或定位的書展，其實與主辦單位息息相關。有好多年，台北國際書展由政府主管的書商協進會負責，書展曾經試圖往亞洲版權交易的定位發展，然而始終難擺脫書籍大超市的格局。新成立的台北書展基金會由多家重要出版社共同成立，把台北國際書展定位成提昇「國際交流」、「出版機能」以及「閱讀生活」的書展，從這裡可以看出只有出版商和書商才會關心書展的發展。
有六百年歷史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則是由法蘭克福圖書博覽公司負責，其成功的書展模式，得到世界各國城市群起模仿，然而始終難以超越它（有興趣了解的讀者可閱讀《法蘭克福書展600年風華》）。今年5月5日法蘭克福書展更宣佈，從明年4月開始，在倫敦舉辦新的國際書展。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目前，分別於每年3月和10月舉辦的倫敦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春秋季兩大國際圖書交易會。新的國際書展以會場所在地伯爵宮展覽中心命名為“倫敦伯爵宮書展”（The Book Fair Earl's Court, London）。因此，有一天法蘭克福書展公司就會在世界有市場的地方，利用他們的模式舉辦書展，就像跨國企業那樣。
回頭看本地的消費型的書展。其實我很少在書展買書，即使購買，量也不多，因為我時常抱著狩獵新奇的心態參觀書展。然而這幾年本地的各大書展，都很少能滿足我這方面的需求，那是因為大部分的書，其實都可以在書店找到。話說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由於交通網絡的興建，郵政與通信事業的持續發展，使得原本唯一可以直接向終端消費者銷售的書市突然變得多餘，因此才會轉型為現代的法蘭克福書展。買書這回事，民眾已經走向書店或其他管道購買了。
來到二十一世紀，我們已經可以輕易在網路上購買書籍，書店連鎖經營，分店愈開愈多，逛書店的機會大大提高。以這個現象來解讀熱鬧的消費型書展，書展告訴了我們多少真實的事情呢？是否表示本地書商通路尚有不健全之處；是否民眾購書習慣很奇特，平時不買書，只等書展或促銷時大採購；對業者來說，是否反映了真實的閱讀市場；是否我們的出版業者又太過疲弱，讓位予中港台呢？我們都可以省思一二。
「第一屆海外華文書市」帶給我們希望的，是將消費型書展的規格提昇，主辦單位功不可沒。一個好的書展，也是一國的文化盛事，一個城市的品牌。這次主辦單位找到很好的定位，希望來屆可以發揮更多想像，擴大格局，把華文世界的出版者（不是書而已）拉來本地與民眾以及業者交流，舉辦同業的研討會。我們也希望更多的本地作者和圖書業者在大書市爭奇鬦艷，為愛書人服務。
書展除了賣書、賣版權、還可以賣什麼？我在剛結束不久的第十屆北京國際書展發現了一個新的“商品”，那就是房地產。不得了，我猜本地的發展商從來沒想過吧，這是中國人的新創舉！
在這個世界級的書展會場，所有到場的參與者，莫不是為了書香而來，交頭接耳談的盡是這個行業的新發展，這些人物多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文化水平特高。一家獨具慧眼的房地產發展商把其精心打造的社區建築搬上了舞臺，和眾多圖書同台演出，將產品推向文化人，成為本屆圖書博覽會新事件，也成為各路媒體追捧的焦點，完美的產營銷全新思路由此拉開序幕。發展商之所以把房子賣到圖書博覽會上，其實和該專案一直以來追求的學知生活氛圍有著密切的淵源，而圖書所指向的閱讀以及自由思考，正是該社區建築一貫的生活主張。
到底該社區有什麼特別之處？首先，這項建案定為“北京首座學習型社區”，占地5.93公頃，總建築面積14.8萬平方米。其次，專案共分三個組團，分為牛津區、康橋區、哈佛區，光聽名字就了解這裡強調知識的魅力，再通過“咖啡圖書館”、“學知園林”以及“交流空間”的建設，和人文與藝術的生活氛圍的塑造，進而創造全新的居家生活風尚：閱讀與自由思考。
我們可以預見這個社區，人文的氛圍充滿每個角落，知識學問俯拾皆是。聽說“咖啡圖書館”中不僅收藏了許多名品佳作，更邀請到眾多有名望的學者和名人推薦了一批高質量、高層次的文學作品，滿足人們對書的熱愛。同時，還擁有特色名人書坊，開闢一塊安靜地方，藏有他們個人收藏的大量書籍，讓喜愛他的讀者可以直接拜讀他所有佳作。並開辦“讀書沙龍”，訂出每月社區文化主題，真正落實“學習型社區”的精神。對那些愛書人來說，這是不是你夢寐以求的房子，理想的家園呢？
“學習型社區”不是新東西，很多強調終身學習的國家，都會在都市規劃的案子裡，將學習的元素和機制列入計劃。不管那是新開發區還是舊社區，其實都應該往這個方向來做，因為知識社會的建構，理應由社區發展起來。
我國有數不清的房地產新計劃，許多都是為了蓋房子而蓋房子，具概念者，有的主打休閒生活，以高爾夫球場為賣點，有的強調科技生活，以智慧型網絡為紐帶，提昇生活品質。因此，我們也期待有朝一日，我國亦可以出現類似由建商開發的學習型社區，為生活注入更多的人文養份。而嚮往選購這些房子的消費者，以後就盡往書展邁步，因為那裡有你的精神家園。
2003/09/27
身處於圖書行業，參加和參觀書展是我們的重點工作。書展除了有銷售業務（書本或版權）的功能外，更有打造形象、行銷概念以及同業交流的作用。在國際書展裡，我們常會看到出版社和書商以非常具有現代美感的設計來裝點展位，務使成為全場焦點、博取出位。其中，最常見的作法就是，把為配合書展而出版的新書和作家圖像製作大型的海報，吸引讀者。在具規模的國際書展裡，我們也會聽到幾場相關的圖書專業講座，讓業者互相激蕩。
5月底開始的學校假期，吉隆坡有兩個重要的書展，一個是吉隆坡國際書展，另一個是“書香茶緣書展”。吉隆坡國際書展是我國唯一的國際性書展，所以我們對它格外留意。而由媒體所主辦的中文書展，承繼了多年的銷售傳統，服務的對象主要還是中文教育背景的讀者。
作比較是人之常情，追求卓越是更強的動力。走過兩場書展，我覺得主辦單位還可以做得更好。將這兩場書展拿來共同比較是沒什麼意思的，因為它背後的辦事邏輯與定位畢竟有差。我想，我也不會單純由業者的本位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而是把格局放在整個產業的發展。
由南洋商報舉辦的中文書展目前面對人潮減少的問題，我想這並不是孤立個案，因為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星洲日報所舉辦的書展。人潮稀少的原因很多，我倒覺得人潮少不是什麼嚴重問題，反而是我們的書展規劃似乎面臨了瓶頸。我們的書展幾乎已成為以銷售為導向，但在行銷方面又乏善可陳的局面。我不否定銷售，也不排斥折價優惠，不過身為讀者，我可能更想看到“世界正在讀什麼”、有什麼“熱門新書”、“焦點作家”和“值得致敬的作家”等等。在這方面，我需要出版社和書商引領我去找到值得一讀的書，而不只是給我一片書海。除了想得到低價購進的樂趣之外，我還想獲得更多好玩和新知的樂趣。
假如書商只是想要藉由書展來“折價清貨”，長久下來，讀者就很聰明地只選擇在書展買便宜書，使得書展價值難以提升（亞洲最大的台北國際書展面臨的問題可以作為借鑑），而對那些擁有門市的參展商來說，可能情形更加嚴重，因為這將演變成讀者不想上書店去了，或者去書店和書展沒什麼差別。
當然，中文書展已擺脫早年純粹書展的形式，而試圖舉辦活動，邀請國際級作家前來演講等等，這些概念正好可以為吉隆坡國際書展注入活水。國際級的吉隆坡國際書展，成了許多經銷商的打拚天下，他們借由書展直接與讀者對話和銷售，亦給書店業者物色貨源的機會。相對於經銷商的活躍，本應是主角的本地出版社則顯得十分疲弱，這可以從他們簡單的展位設計得到訊息。而中文出版社方面可說是全面缺席，一片蒼白，不知道是主辦當局的問題，還是業者有別的思考，總之就是耐人尋味。如果主辦單位連本地的代表性中文出版社都無法號召，我奇怪它又如何國際性呢？
不過就我的觀察，許多本地中文出版社沒有把參加書展當成主要業務計劃（無論是國際還是中型的中文書展），他們多半因租金問題而卻步，但偏偏他們是一個書展成不成功的關鍵，近年的中文書展更演變成書商只是配角的窘境，實在糟糕！所以我覺得，主辦單位一定得把出版社納入籌劃的工作組織裡，才能逐步提升我們的書展，提升我們的閱讀水平。
2003/06/15
我沒有意思要去批評這些愛書人，但個人覺得社會應對文化消費要用更深切的認識。所謂文化消費，就是自己的一種社會實踐，就是你對文化的態度與價值觀，「文化消費不僅是占有文化產品和享受文化服務，（還應）把它當作心理享受、地位、社會關係實現的途徑，更主要的是使其文化意義和價值得到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