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全民共修的文化課

獨立53年，我們的確創造許多輝煌的成就，但是我們也得承認在社會工程，尤其種族關系上，卻有很多不足之處，情緒性的雜音不絕於耳，你說這是政治化使然，他說是教育使然，說法都可以對號入座，差距不遠。

我們這些受中文教育，長久多與自己族群生活的人（反之亦然），不知不覺都會建立一個無形的圍牆，它不盡排外，只是會形成一種過度保護的社會心理。由於先天上就擁有文化視野上的盲點，使我們對族群的觀念（例如什麼叫作做華人？）變得僵硬、對他者漠視。

我們可以將族群問題詮釋為文化問題，各族群有各自的地方認同，語言認同等等。雖然各自在自己的生活系統，各自有其持守的價值觀念及相應的組織模式，不過我們不能永遠將生活共同體，自限為一個性質單純的社群，而且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實。

然而處在現實的環境裡，盡管我們不能永遠自成一個生活系統，必須與不同族群接觸，可是我們往往自以為己相當認識的其他社群的文化，卻是十分有限的。我們姑且不去討論那些民間或精致的表演文化，因為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民眾也甚少去參與或觀賞本族的藝術文化活動（但並不是表示不重要，恰恰這些作品最能表現一個族群的思想精華與價值觀，也最可能突破我們對某種文化的刻板印像），這種局限不單單是發生在我們自己本身，也表現在其他族群裡，他們對我們同樣是一知半解。因此在多族群的復雜共同體，不同層次的文化理解變得十分重要。

我們常常把以上問題歸結於學校教育的失敗，尤其在過度強調各源流教育的發展，而忽略了各源流的交流與了解。由於討論這個問題常常會被標簽和過度詮釋，只好略過不談，也並非本文的主旨。

納吉上台以來，即拋出“一個馬來西亞”作為施政的方向與目標。無可厚非，一個有野心，有遠景的政治人物需要政治論述。因此我們不會奇怪奧巴馬需要“改變”作為號召，納吉需要“一個馬來西亞”以師出有名。

然而這些政治論述，有時解讀起來，其實更像似文化論述。奧巴馬的“改變”是要美國人回歸美國夢，也就是美國的建國道統－－平等自由，那“一個馬來西亞”表面看是強調一個，統一性的馬來西亞，其實最重要的是多元的馬來西亞才能組成真正意義的馬來西亞。

多元文化主義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已經成為普世的價值，少數族群在大社會中的不利處境，也已經成為當前政治討論的焦點。在以往，民主國家強調普遍的個人權利（公民的平等權），並未給予某一族群或文化特殊的保障，個人文化身份是屬於私領域的議題。換言之，民主是建立在政治的參政權，經濟的工作權之上，個人的文化權是必須讓渡給國家，以便建構”民族國家文化”。

全球化下的民族國家在公共政策上面臨兩種改變，首先是政策參考點的擴大，即使是在地化的政策制定都必須要有全球性的參考架構；另一重大的改變，就是面臨多元文化的議題，包括舊的族群問題的復蘇和移民所帶來的新議題。

因此，文化權就必須提升到公領域、制度化的層面來討論，承認不同族群之文化身份，使不同族群都有機會維持一個不同的文化。

我們訴求各文化能獲得健全的發展，然而另一方面族群之間對各自的文化缺乏認識，因此我們亟需社會各單位自發地提供種種的文化內容與活動，讓各族群參與。這就是我所強調所謂的全民文化課，以增進與欣賞各文化的價值，並解決當前和未來的文化與族群陌生問題。

15年前我們曾有過一場學術與政治意義的“回儒對話”活動，之後就沒有再往下紥根，形成更草根性的學習運動，這是十分可惜的。再者，在我們這個多元的社會裡，也不僅止於回儒的對話，而需要多視角的關懷與參與。

雖然世界趨勢強調文化公民權，政府是不是能呼應時代與人民要求，還是個未知數。值此當兒，我們，尤其社團組織更要肩負破解文化霸權以及促進文化交流的使命。因為文化的詮釋權與話語權，不能掌握在當權者手上，而應該由民間來發言。

這項全民共修的文化通識，到底課程內容如何，人民如何獲取、參與呢？其實它是無固定形式的，一切能產生、協助、促進人民認識各文化內容都是它的方式。而交流與學習才是目標。無可否認，大眾媒體仍然扮演吃重的角色。但是未來的學習強調經驗式的參與，這將會是社會團體和組織可以著力貢獻的地方。

如果資源豐富，還能贊助文化與藝術工作者去策劃和執行。這些就像是過去政府應該做的事，現在是時候要回歸民間，因為民間社團會做得更好。也因此，所謂互為理解的的族群關系才會著著實實由我們把握住。

(刊於尊友會訊)

國家畫廊與你何幹？

藝術活動在我國已經越來越普遍，以視覺藝術來說，在吉隆坡每天大大小小的畫展，少說有十來場，端看你是否有興趣去觀賞，以至引起消費的欲望。

即使如此，我們當中總有人與藝術無緣，從來沒有意識到去認識、參與、掌握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資源。

典型的生活實例是，建在吉隆坡敦拉薩路的三座國家級文化寶庫：文化宮（Istana Budaya）、國家畫廊（Balai Seni Lukis Negara）、國家圖書館（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相信許多吉隆坡人一輩子都不會走進裡頭，以納稅人的身份，去享用這些資源（除了文化宮的演出多為收費外，其餘兩者皆是免費的）。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的藝術教育不夠好，擔心無法欣賞和理解這些藝術品／表演，當然，我們知道去這幾個地方非常不方便，對游客尤其不友善，附近又經常大塞車，而且也有很多的理由，例如缺乏中文資源等等等等，然而許多人還是沒有踏出第一步。

我一度與視覺藝術行業結緣，但我一直不了解國家畫廊的運作。這個官方的藝術機構，一直都是我國藝術家，尤其資深藝術家，希望升堂入室，舉辦個展的地方。

中學時期，位於火車站對面的國家畫廊（1984-1998），曾經是偶爾玩樂路經的地方，拾級而上的獨棟建築尤如一個大迷宮，展品就散布在每個隔間與展室裡，那時完全沒有藝術細胞的我，對展品一點感覺也沒有，反而這棟建築，曾經引起我的興趣，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它的前身是Majestic酒店。

現在我還相信，美術館不一定要大，最重要這棟建築是否能恰如其分，以其獨特的品味與歷史感，與展品融為一體。在翻查國家畫廊的資料時，我才知道更早之前的畫廊是位於今天安邦路的馬來西亞旅游中心（1958-1984），當時為國會大廈的地方，其前身是霹靂大礦家姚德勝的故居。

近來去了幾次國家畫廊，每次都是冷冷清清，以為周日會比較多人，但工作人員和警衛仍然比參觀者眾。然而根據畫廊總監在The Nut Graph的采訪，2008年，每月的平均參訪人數達12500。確是不錯的成績。但這一萬多人是從何來，如何統計，為何與我的觀察有那麼大的落差，也是一個大問題。

舉行展覽是國家畫廊的重要任務之一。盡管當下舉辦著國家重量級藝術家蔡天定的個展，以及以永久館藏為主的「時間軸」畫展，然而始終未在廣大的社會引起話題與動員，足以證明畫廊彷佛陷入為展而展的lorong裡。

國家畫廊的展覽大多吸引不了民眾，很少人主動來參觀，也許多為路過、休閑和打發時間。即使來參觀，往往稍作瀏覽便離開。展覽主題不明，常攙雜與主題毫不相干的東西，並且缺乏很好的導覽系統。這些問題都與畫廊的策展能力有關，他們無法讓展覽事件與整個社會連結上關系。

（拿督蔡天定的峇迪畫）

其實我說的並不是天方夜譚的事，因為國外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即使不是由國家級的畫廊來辦，而由企業來策劃，經由他們的包裝，則可以吸引群眾排隊參觀，我本身在台灣就體會過這種美術展被媒體炒作成功的經驗，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作為政府單位的國家畫廊，其總監也抱怨工作人員尤如佣懶公務員（想見識的人，不妨去一趟），需要再度培訓。我們不會強求國家畫廊每場展覽人山人海，畢竟他們也有維護藝術品的責任，但我們希望國家畫廊可以再加把勁，將在手的好材料（一流藏品和畫家），打造有企畫性，有溝通效果的展覽，才不負納稅人的期望。

上回談文化部，想不到最近的內閣改組，新相納吉重新將萊斯雅汀召回該部，但是卻將之前的新聞部與之合並，更名為新聞、通訊及文化部，將文化部門排至最後，打回舊日原型。

但禍福由人，萊斯雅汀將決定文化部的命運。國家畫廊過去在沙菲益任內被擱置的吉隆坡藝術村計畫，是否會死灰復燃，則要看他還有多少心在文化部了。

(原文刊於http://www.voicemedia.com.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68)

來自傳統的新產品

擁有豐富文物資源的台北故宮，擺脫過去官僚的高姿態，努力從現有格局注入流行元素，創造出符合新時代精神的新產品。近日在新任館長林曼麗的領導下，結合海內外設計團隊，首先發表了「棒棒糖」，這些「棒棒糖」乃從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器為造形靈感，感覺新穎、生活而又不失文化傳遞的功能。

與此同時，為了在新年佳節吸引消費者，雪隆商場無不裝飾得美輪美奐，新年氣氛濃厚。據報導有業者將中國的四合院布局搬入商場，巧妙地運用了文化象徵，讓民眾感受華人對家，對家園的文化感情。

利用傳統文化元素開拓產品在時下愈來愈普及，本地商家也相當能接受這種「玩法」，因為顧客容易理解，不需要「大費周章」解釋（看似如此，其實不然，例如四合院的布局的歷史背景），更重要的是符合商家自身的價值觀。

傳統文化產品策略，考驗的是商家與顧客的溝通能力。溝通障礙是很容易發生的，因此尋找「丟失的連結」（Missing Link）變成最重要的任務。這個連結就是目前我們最缺乏的「文化象徵」，那些經得起時代考驗，而普遍為大家所共享與認同的文化象徵符號，這些象徵符號可以來自歷史文物、建築、民間故事、藝術和文學等等。

如果在文化溝通上出現問題，而又輕易去談傳統文化的產品開發就會變得很輕薄，無法彰顯產品的文化魅力。這個時候，我們最需要專家學者或者從事這方面技藝的人才為我們整理傳統文化的素材，將其中的演化、意義、流派爬梳釐清，透過再創作與再闡釋的方式，將其文化象徵和意義傳播給大眾，以達到第一層次的意義與象徵創造。在這個基礎上，業者即可以長期運用傳統文化的優勢，與顧客做最好的溝通，隨則引起廣泛的關注。

另一方面，過度強調傳統文化的崇高偉大，不願向年輕、時尚拉近，自然而然就會被時代洪流沖蝕，最後老化死亡。因此，適度與創意和科技或不同領域的人才合作，也許可以走出活路，讓大眾重見傳統文化的光采，進而回顧探索原本。例如台灣的霹靂布袋戲，就非常霹靂，雖然是傳統的布袋戲，卻可以加諸流行音樂、現代時事、特效，以現代手法製作，現代通路行銷，把流失的觀眾群找回來，票房獲得保證，影響力鉅大。

也許有人會認為在談所謂文化產品之時，應該檢驗商家以「文化」為本，還是以「產品」為本。筆者覺得目前都可以開放心態接受，因為給業者機會，就是給自己機會，我們期待商家在不斷構思開發的產品當中，有一天可以產生新的文化價值，那是何等之佳事。

親近中央藝術坊

據報導，我們所熟悉的中央藝術坊目前已易主給一家私人公司，未來三年將會耗資三千萬，逐步換上新裝，提升水平。因此我特意在近日走走多年沒去的中央藝術坊，趁著它還未「脫胎換骨，改頭換面」之前，搜集我和它之間的老記憶。現在回想起，那裡曾經是我們學生時代消磨不少無聊時光的地方，而我們最初對馬來藝術與文化的粗淺認識，大概也是從這座曾經是傳統巴剎的藝術坊開始的。

50年代這裡是所謂的濕市場，直到80年代經過一番整修後，才成為今天的規模。據說中央藝術坊建築本身已有117年歷史，其歲月比我們所知道的還要久。在80年代購物廣場還不多的那個年頭，對吉隆坡市中心的學生來說，最經濟又好玩莫不過於到中央藝術坊逛街，看看和購買裡頭擺售的各種精致有趣，充滿傳統風味的藝術品，例如木雕、蠟染花布、錫製紀念品等等。最吸引我們的當然是有許多素描畫家現場為顧客畫像，讓我們感受到美術課堂以外，專業畫家的風采，這是在課室裡難以傳達的「現場魅力」。
從報章所知，文化、藝術及文物部長拿督斯里萊士雅丁在中央藝術坊易主後，似乎感到有些無奈，因為政府無法直接插手干預，僅能規定中央藝術坊新業主把至少30%店舖出租給從事藝術買賣的商家，文化部也將確保中央藝術坊的商家售賣大馬生產的藝術品多過外國的，避免「藝術坊」不會淪為另一個無特色的購物商場。另一方面，由於中央藝術坊的教訓，文化部正探討如何保護國內的歷史古蹟及產業，以免它們輕易落入私人界手中。

文化部的憂心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實在難以想像私人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在我們還不完全了解中央藝術坊會變成如何之前，該商家就已經提出10％的銷售成長，並且致力將中央藝術坊地位達到國際水平，百分之百反映私營的積極效率。我們當然希望看到中央藝術坊業主以其專業的管理能力，改善有點凌亂的空間，增加一些公共藝術品，讓遊客和市民可以更加舒適參觀，同時感受到本地文化市集的魅力。另一方面，亦避免過度「貴族化」，譬如引入眾多國際超級品牌或奢華品，以便讓更多本地人民可以親近藝術品，尤其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同時得以參與相關的活動，達到文化普及與交流的目的。

總的來說，中央藝術坊新業主在著重「國際化」管理與行銷的當兒，不應忽略「草根性」，即文化的草根性以及參觀者的草根性。因為對本地藝術家、周邊業者和市民，他們更需要這樣一個綜合性與平民化空間相互親近。對外國遊客來說，相信也是很大的吸引力。
我相信在這二十年間，中央藝術坊不只在吸引外國遊客方面成功扮演了它的角色，即使對本地人民來說，中央藝術坊也直接提供了休閒與文化需求。現在，時代與時局改變了，中央藝術坊面對許多商場的競爭，回應挑戰正是時候。中央藝術坊肩負的除了是國際形象與文化橋樑的重責大任之外，我盼望他們也能開拓與深耕一個可以與民共樂的文化空間。

老師的夢想

直到最近，我方知道老師有一個偉大的理想：要讓整個社會到處都有文化和藝術活動，人人都來親歷文化和藝術活動。他說只要每個人都做一點，整個馬來西亞或華社的藝術就能動起來。這可是一位文化部長的夢想與工作啊！

老師不僅僅叫別人去做，而且堅持盡自己本份，辦好畫展。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舊履行著這個夢想。

我相信曾經和老師有同樣的夢的朋友不在少數，大家也很想提升社會的文化檔次與層面。文化和藝術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區的重要元素，擔負著教育的社會功能。但是就當前的首都來看，我們感覺上文化藝術的資源還是很缺乏。城市人，尤其收入相對低的市民，漸漸都患上文化失調的問題，亦形成一種忽視的心理。

問題還不僅發生在低收入的地區，即使所謂的高級社區，文化資源也不見得豐富。就以發展超過二十年的郊外嶺來說，這是一個知識水平和收入相對高的社區，然而這裡的社區民眾直到最近才擁有一家像樣的社區個性書店。其實郊外嶺居民團體也曾推動文化活動，不過他們更需要注入商業的活力，讓文化可以在社區生根，例如邀請藝術家或業者在社區裡開設畫廊、實驗劇場、書店、骨董店、社區博物館、藝術公園和特色咖啡館等等，讓文化為整個社區加值加分。仙都的再開發案似乎認識了文化的魅力，發展商與藝術公司共同打造了「吉隆坡表演藝術中心」和週邊的景觀，是一個十分振奮人心的計劃。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因此掉入「需要很多錢才能辦成事」的迷思。社群的文化意識才是主導力量。

不管採用的是盈利或非盈利，文化資源的成功在於有一個好的經營者。商業性的量化法則可作為經營的工具，創意與活力才會不斷的湧進。

我目前居住的蒲種布特拉柏邁，附近有修成林的五百羅漢展覽館暨洗腎中心，佔地頗大，建築宏偉，然而平日總是大門深鎖（也不知道有開沒開），不說遠地而來的參觀者，就連在地的民眾也不得其門而入，猜想主持單位是在特定時間開放的。我覺得這項文化資源沒有充分運用，它應該可以做更多的活動與表演，遠交近攏，使展覽館發揮最大功效。朋友告誡說要經營如此交通不便的展覽館其實是白費心機的。我卻不以為然，因為可以看到的問題都不是問題，自然有辦法解決，且看主持單位有什麼構想經營而已。

沒有資源的尚且去創造資源，如我的老師。有資源的應當多費心思，為大眾和自己創造文化資本。以前陳水扁競選市長的口號，「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現在我們要說「有夢最美，知識相隨」，我們不能只有夢想，還得有文化和藝術管理的知識。因此有理由相信，這方面的人才會越來越吃香。

我尊敬的老師是黃乃群。

老闆，公司有多少文化預算？

六月初，台灣出版家郝明義在馬華大廈演講“閱讀與未來”，第二天即匆匆離去，留給我們對出版和知識獲取許多的思考和探討，他為聽眾爬梳書籍和人類認知世界方式的變化，預言未來網路終將結合文字以外的聲音、影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提供一種全新的認知經驗，重歸全觀的認知經驗。

郝明義在演講的總結說道，網路所帶動的閱讀革命以及認知革命，還在一個方興未艾的階段。全人類都面臨著自己認知與準備的局限。我們大可以期待，在一個大家相當的起始點上，有一個新的出發。然而，在資訊與知識如此爆炸，而我們對知識的認知與學習方法又因歷史的後遺症而不免偏狹時，我們很可能由於欠缺一套整理知識的立場與系統，而根本無從進入這個閱讀者的時代。

郝明義是台灣出版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有關他的背景，近來各報章也著墨頗多，這次他應大將之邀來吉隆坡演講，吸引了不少年輕學生和中小企業的主管。這幾年來，我們可以發現，由各書店、社團機構和媒體舉辦的大大小小演講，從暢銷書作家吳若權、蔡志恆、賴東進、衛慧，到本地較不熟悉的陳丹燕、郝明義、彭懷真等等，不一而足，反映本地圖書業者有意拉闊讀者的閱讀品味和領域。

邀請外國和尚來馬，往積極面想，是為了提高本地各方面的思考層次，他們也許不熟悉本地，若要他們硬談些對本地的觀感，很多時候也是流於表面，超出他們的認知範圍。不過，在我們這個發展中的社會裡，各方面都好像還在摸索當中，透過經驗觀摩、交流，是提昇自己的最好方法。我們可以從每次聽眾問問題的素質證明，社會的文化在提高中。

不過，這些由中小企業（書店）或非營利機構所主辦的海外人士演講活動，並沒有很好的感染到更大的企業、政府層級的單位以及更廣大的機構社團。我的意思是說，擁有更大資源的企業、政府、會館等等，有能力和有義務為社會引介更多海外和本地大師級的專家、藝術團體、表演家，用包裝更好的知識傳播配套、藝文活動，以回饋社會，同時也為他們塑造更良好的形象。

這原本是一項良性循環。大企業若要將來有更好的發展，政府、會館社團若想建立一個充滿和諧、愛心、創意力以及富有美感的社會，必需透過實施“文化工程”和“知識工程”，在社會散播種子。長期而言，大企業可以成立文教基金會，委託專業人士獨立運作，讓音樂、博物館學、美術、古蹟研究等領域學有專長的有心人，有棲身之所，使文化成為一種專業；其次則是透過企業贊助、支持文化活動。我們相信，這些因文化和知識所帶來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添大眾對他們的好感以及忠誠度。雖然這些話已經是陳腔濫調了，但這是我理解的“文化是好生意”的說法，而且我相信，要做好文化工程，應該就從公司內部做起。

至於公共部門有什麼作為？舉個例子，法國前總統密特朗認為，文化是法國的秘密武器。他在14年的總統任內，積極推動多項重大文化工程，如羅浮宮、奧塞美術館、國家圖書館、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新都衛城、維列特音樂科技城等。當時曾因預算過於龐大引起眾議院的反彈，但是經過時間的考驗，今日這些文化建設已成為法國現代文化地標，宣耀法國悍衛法蘭西文化的遠見與雄心，使法國旅遊業活力十足（要提醒的是，並不是為了旅遊業才有這些文化工程，否則就變成僵硬，服務式和商品化的文化，正好格殺文化最重要的創造和自由意義）。也許我們有必要鼓吹，社會新鮮人在進入一家公司應徵時，要問問：“老闆，貴公司有多少文化預算？”
2002/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