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9月 19, 2010

我們需要全民共修的文化課

獨立53年,我們的確創造許多輝煌的成就,但是我們也得承認在社會工程,尤其種族關系上,卻有很多不足之處,情緒性的雜音不絕於耳,你說這是政治化使然,他說是教育使然,說法都可以對號入座,差距不遠。

我們這些受中文教育,長久多與自己族群生活的人(反之亦然),不知不覺都會建立一個無形的圍牆,它不盡排外,只是會形成一種過度保護的社會心理。由於先天上就擁有文化視野上的盲點,使我們對族群的觀念(例如什麼叫作做華人?)變得僵硬、對他者漠視。

我們可以將族群問題詮釋為文化問題,各族群有各自的地方認同,語言認同等等。雖然各自在自己的生活系統,各自有其持守的價值觀念及相應的組織模式,不過我們不能永遠將生活共同體,自限為一個性質單純的社群,而且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實。

然而處在現實的環境裡,盡管我們不能永遠自成一個生活系統,必須與不同族群接觸,可是我們往往自以為己相當認識的其他社群的文化,卻是十分有限的。我們姑且不去討論那些民間或精致的表演文化,因為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民眾也甚少去參與或觀賞本族的藝術文化活動(但並不是表示不重要,恰恰這些作品最能表現一個族群的思想精華與價值觀,也最可能突破我們對某種文化的刻板印像),這種局限不單單是發生在我們自己本身,也表現在其他族群裡,他們對我們同樣是一知半解。因此在多族群的復雜共同體,不同層次的文化理解變得十分重要。

我們常常把以上問題歸結於學校教育的失敗,尤其在過度強調各源流教育的發展,而忽略了各源流的交流與了解。由於討論這個問題常常會被標簽和過度詮釋,只好略過不談,也並非本文的主旨。

納吉上台以來,即拋出“一個馬來西亞”作為施政的方向與目標。無可厚非,一個有野心,有遠景的政治人物需要政治論述。因此我們不會奇怪奧巴馬需要“改變”作為號召,納吉需要“一個馬來西亞”以師出有名。

然而這些政治論述,有時解讀起來,其實更像似文化論述。奧巴馬的“改變”是要美國人回歸美國夢,也就是美國的建國道統--平等自由,那“一個馬來西亞”表面看是強調一個,統一性的馬來西亞,其實最重要的是多元的馬來西亞才能組成真正意義的馬來西亞。

多元文化主義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已經成為普世的價值,少數族群在大社會中的不利處境,也已經成為當前政治討論的焦點。在以往,民主國家強調普遍的個人權利(公民的平等權),並未給予某一族群或文化特殊的保障,個人文化身份是屬於私領域的議題。換言之,民主是建立在政治的參政權,經濟的工作權之上,個人的文化權是必須讓渡給國家,以便建構”民族國家文化”。

全球化下的民族國家在公共政策上面臨兩種改變,首先是政策參考點的擴大,即使是在地化的政策制定都必須要有全球性的參考架構;另一重大的改變,就是面臨多元文化的議題,包括舊的族群問題的復蘇和移民所帶來的新議題。

因此,文化權就必須提升到公領域、制度化的層面來討論,承認不同族群之文化身份,使不同族群都有機會維持一個不同的文化。

我們訴求各文化能獲得健全的發展,然而另一方面族群之間對各自的文化缺乏認識,因此我們亟需社會各單位自發地提供種種的文化內容與活動,讓各族群參與。這就是我所強調所謂的全民文化課,以增進與欣賞各文化的價值,並解決當前和未來的文化與族群陌生問題。

15年前我們曾有過一場學術與政治意義的“回儒對話”活動,之後就沒有再往下紥根,形成更草根性的學習運動,這是十分可惜的。再者,在我們這個多元的社會裡,也不僅止於回儒的對話,而需要多視角的關懷與參與。

雖然世界趨勢強調文化公民權,政府是不是能呼應時代與人民要求,還是個未知數。值此當兒,我們,尤其社團組織更要肩負破解文化霸權以及促進文化交流的使命。因為文化的詮釋權與話語權,不能掌握在當權者手上,而應該由民間來發言。

這項全民共修的文化通識,到底課程內容如何,人民如何獲取、參與呢?其實它是無固定形式的,一切能產生、協助、促進人民認識各文化內容都是它的方式。而交流與學習才是目標。無可否認,大眾媒體仍然扮演吃重的角色。但是未來的學習強調經驗式的參與,這將會是社會團體和組織可以著力貢獻的地方。

如果資源豐富,還能贊助文化與藝術工作者去策劃和執行。這些就像是過去政府應該做的事,現在是時候要回歸民間,因為民間社團會做得更好。也因此,所謂互為理解的的族群關系才會著著實實由我們把握住。

(刊於尊友會訊)

星期二, 3月 30, 2010

書介: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

Syed Husin Ali是我在上世紀80、90年代少數知道的馬來政治人物。無他,由於自己是長達二十年只閱讀中文報章的讀者,要想全覽馬來政治人物是件不容易的事。加上巫統長年一黨獨大,只要知道那幾位頭頭就意味知道所謂的馬來政治。

Syed Husin Ali是有別於那個年代,以至這個年代的馬來(巫統)政治人物,他所代表的牛頭黨(人民黨),盡管多次出征不利,但他所發表的,則超越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言論,總是讓你“耳目一新”(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也符合較多華人的政治取向與看法,因而顯得如此特別與親近。

《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馬來文版最初發表於1977年,當年在霹靂太平政治扣留營完成(參與華玲反飢餓示威游行而遭逮捕),英文版則在1978年譯成,而中文版則遲了整整三十年,直到2008年308政治海嘯後再經過修訂,終於出版。

〈誰是馬來人?〉開宗明義談論馬來人的定義與矛盾,為這本書揭開序幕,對於一般讀者,如果沒有時間將整本書看完,此篇可以作為認識馬來人的一個起點,我認為這是作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必修的社會歷史學分。

按社會文化意義,馬來人指的是居住在整個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包括馬來半島,以及組成今天印尼和菲律賓的成千上萬個島嶼的族群。而根據我國憲法,凡信奉穆斯林的宗教,習慣說馬來語,遵循馬來習俗,以及(A)於獨立日前在聯合邦或新加坡出世,或父母其中一人是生於聯合邦或新加坡者,或者在獨立日定居於聯合邦或新加坡;或(B)是該類人士的子女,都可以被視作馬來人。

Syed Husin Ali 認為從兩個角度來看現實上的馬來人,都會出現相當多的矛盾點,例如一位華人,皈依伊斯蘭,娶馬來女子為妻,跟妻子和子女講馬來話,並在日常生活中奉行馬來習俗,按憲法規定,可以被視為馬來人。然而在憲法和歷史及社會文化的定義之間,馬來人的定義是不同的,Syed Husin Ali以此來破除“馬來人至尊”(Ketuanan Melayu)的迷思,要解決馬來人所面對的困境,不能只從種族的角度來討論。因此,“馬來人團結”(類似華人大團結)是一個政客虛構的希望和和夢想。這個團結的口號僅能成為口號,如果只是服務於政客來取得政權,而對平民無利可圖,他認為,馬來人權力的政治要有意義的話,就必須追求真正的團結,以大多數弱勢下層人民團結為基礎,而不是制造分裂和流血。(P40)

Syed Husin Ali不否認馬來人的前途主要取決於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的課題的變化。這本書在三十年後依然具有價值和意義,是因為困撓著馬來人,以及全體馬來西亞的種族思維依然根深蒂固,而Syed Husin Ali的分析歷久彌新,為此感嘆之余,我們有幸能有一位言行一致的政治行動家,繼續為公平的社會孜孜不倦。

禁書教會我的事

2010年1月28日,沙林傑以91歲高齡逝世,他的成名小說《麥田捕手》如今被美國列為青少年讀物和教材,也被《當代文庫》和《時代雜志》評選為百大最佳小說被《當代文庫》評選為百大最佳小說。全球總銷量逾6千5百萬冊。

不過,這本傳世作品也是具爭議性的,其內容因為述說青少年對於虛偽社會的反抗,充斥猥褻、負面思想、鼓勵婚前性行為、酗酒、召妓而在1960年代的校園被禁。

這本曾經是禁書,如今是青少年的成長讀物,讓我回想起過去朦朧的青春歲月,也曾經以欲望探索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關系。要知道,禁書伴隨破解禁忌而己,有時候這些禁忌是一時一地的。當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種種不解,迷思和禁忌產生好奇與疑問之時,就是我們主動接觸禁書的時候。

比如性,在沒有性教育的年代,始終不容易說。青春期的我,在父親的雜物盒裡發現一本陳舊的書,是時下典型的性知識讀本,我也不記得書名了,內容包括衛生、性心理、房事等等。這恐怕是每個人都要知道的東西吧,不過因為它不適合展示、展讀,所以是被收藏在一個盒子裡,是被不懂事的我,不期而遇。力比多旺盛期,這本禁忌之書是一個解答。

再如性,過了青春期,我們仍然有許多不解,尤其表現於社會上的現像,因此,我接觸了傅柯的《性史》,了解性與權力和話語是如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認為性不必以性解放/性壓抑來解讀。不過這本還是很學術性的書,不容易看。近年,大辣重新出版張競生1926年版的《性史》,那才叫我咋舌。原來我很落後。

不過就從傅柯的同志身份,也讓我延伸接觸了許多同志研究,如香港周華山的《同志論》,在中文世界當時還算稀有,當時不被列為禁書,但已經能破除社會一點點同志恐懼症的心理障礙了。90年代學術界解構這解構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禁書另一大宗,應屬政治思潮。不過有時候,到底那些書禁不禁,我們也不是那麼確定。如共產主義和馬共。我指的是上世紀80、90年代。我以為政府政策民眾不准閱讀共產主義,不過在一些本地中文書店和民間圖書館是不難找到相關的書籍。當年還在台灣讀書時,購得馬克思與恩格思的《共產黨宣言》,感覺比手上持有《毛語錄》更加興奮。也許這是政治壓抑後的一種反彈吧。

禁書真的不可取嗎?如果你有純潔思想,正宗信仰,生活滿意度100,零缺點,千萬不要碰觸禁書。小心它會教“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