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圖書業者參與打造捷運文化

不容置疑，捷運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元素──城市人出門工作靠捷運通勤；與朋友、情人約會約在捷運站；搬家找房子要找在捷運站附近；商家開店亦選擇人潮最多的捷運站；不結盟運動峰會封路，大家紛紛棄車，改搭捷運。那些有上百年地鐵歷史的城市，捷運路線幾乎同等於該城市的實際地圖，捷運沒有經過的地方，被認為是一片“蠻荒之地”，人們地理上的距離已漸漸化約以捷運站為單位的概念，“噢！我家到市區可要十個捷運站呢。”

亦無可否認，書店、咖啡館是城市生活的精神慰藉。少了這兩種，這個城市似乎就不宜居住，不如解甲歸田。很多人都認為城市人已被現代性磨合成冷傲、寂寞、沒什麼個性的群體，或許如此，他們才在知性的文字和溫熱的咖啡裡找回一點點熟悉感和依靠，這裡頭包含商品運作下的思維心態，以及知識份子不斷自我的反省，充滿矛盾，也相輔相成。其實，西方的文化力量就從這裡散發。

捷運、書店、咖啡館三元素結合，在國外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們聽過太多從海外留學和旅遊回來的朋友說道，一些城市的捷運書店和咖啡館，比起其他普通的書店和咖啡館還有看頭，人們在乘車時，除了趁空檔休息外，大多數人手一本書，形成一幅賞心悅目的人文「封景」（書的封面就是漂亮的風景）。

不過，君有機會，順路或特意往中環（KL Sentral），可以見到我們也有道地的三合一。只是，知道的人還不太多，在那裡上下站，換交通的人好像也不太多，偌大的交通總站廳堂，時常顯得冷冷清清，那裡雖然離開中央藝術坊一站之遙，卻不是經濟和社會活動最活絡的中心，從旁得知，在中環車站開書店的業者也反映上門的顧客門可羅雀，生意清淡。因此要形成獨有的捷運文化，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和創新奇招。

中環車站公司和輕快鐵公司的核心業務是交通管理，他們在自己的資源上已經嘗試打造多元化的經營，例如在中央藝術坊車站開放臨時攤販短期擺售，貨品從衣服到玩具，食物到手錶，乍看還有一點點節慶嘉年華的氣氛。另外，有一家專售國文小說的公司，亦會不定期在許多捷運站擺設書架（類似的形式，以行動電訊公司做得最多），讓路過的乘客選購，立意甚佳，我每次經過那裡，都很想買一本，但是選擇不多，始終找不到對味的書，畢竟買書這種事有時比買房子還挑！

我想，輕快鐵公司或中環車站公司何不規畫「周日書市」，讓各語系的業者和投店無門的自由作家參與打造閱讀文化。周日是相對使用公共交通較少的日子，如果其中一家公司弄出圖書市集，市場的目標就很清楚，比起過去什麼都賣，沒有焦點的市集，宣傳就有力得多，同時藉由文化力量將車站的乞丐、流氓驅散。市民也有一個假日好去處，看書買書累了，還可到周邊的咖啡館坐坐，拿出剛買的書來讀，這樣的休閒比起去shopping compleks有聊多了。然而，我不知道大家要的是不是這些？ 2003/03/02

不景氣下的出版「好景」

每個行業在新的一年裡，都會瞻前顧後，為來年訂定計畫。筆者身處於的中文書產業在本地是一個市場不大的產業。說它不大，是相對於國、英文書產業，或者其他方面的產業。筆者不是產業分析師，目前無法像經濟和投資專家說出令人信服的產值預測。因此，往往態度就強勢地決定了所有的看法和做法。

「出版業的2002年景氣不佳，2003年也不會太好。」叱吒中文出版世界的PC Home集團負責人詹宏志這麼說。這樣的話好像也是各行各業的寫照。大致上，去年本地的出版業景氣也不會太好（不過不代表每家的業績都差）。儘管如此，以筆者有限的視角，從質來說，本地中文出版在去年已經交出了不錯的成績單。就這點來說，這還得感謝「景氣不佳」呢。

因為「景氣不佳」，出版人的決策更嚴謹了！怕隨便出來的書，堆在倉庫裡變成廢紙，還要付租金來庫存，這樣的情形尤其反映在多元出版的出版社上。而本來就只出版好作品的出版社，他們更要考量出書時間、印刷量，以及以哪種方法把書賣出去，這是往專業出版的的正向。

說也奇怪，按照不景氣的邏輯，應該會有很多人往賺快錢的方向思考，出版更多流行閱讀（例如花羅漢熱），或採取低價策略，以迎合大眾的口味，但是在本地的情況卻並不凸顯。筆者認為那是因為本地中文出版人大都是「文人氣質」較高的一群，他們自許身肩社會和文化責任，自然有他們出書的理想。台灣也有許多天生浪漫的出版人，同時也是出版業的主流，他們不怕壞行情，只怕遇不到好書。不過，台灣也有一些出版社卻非常擅長操作大眾市場，因為太擅長了，以致於任何書籍的閱讀對象都被設定為同一種人，沒有顧及每一族群的閱讀和消費特性，結果是出版社本身的品牌價值沒有提升，更無法打進他們所要的高教育水準的市場。

說到好書，國外媒體一向在年底都會選出年度好書，以及相關的重要新聞。雖然本地的出版量不多，不過去年的確有一些好書出版了。媒體沒有積極推廣本地著作，自然無從遴選好書，如此，讀者何不自己來，選出自己心目中的作品呢。筆者認為這無疑是給本地的作者和出版社一個正面的鼓勵(尤其是小眾市場)，同時也是建立好書標準。2002年的本地中文著作中(含國內和國外出版)，筆者認為有好幾本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如張少寬的《檳榔嶼華人史話》(燧人氏出版)，本地近年來已很少看到地方誌的出版，張少寬長年累月默默工作，以個人力量完成《檳榔嶼華人史話》，在本土歷史界可記大功。大將出版社去年聚焦，精挑細選好書，成績斐然。筆者選了《馬來西亞華人生意》、《鄭良樹評傳》、《解構媒體權力》和《轉基因、轉乾坤》。雪華堂和留台聯總出版的《辣味馬華文學》是九十年代文學論爭的紀錄，是馬華文學難得的對話紀實。《文化是好生意》雖在台灣出版，但為本地評論人馮久玲的著作，引發廣泛討論，值得一讀。好書還有很多，但是筆者未能讀遍。

今年的出版趨勢是什麼，其實也是回答今年的社會趨勢是什麼？這個問題也許要留待業者思考，如有機會下次再分享。

本土以內‧文學以外

寫稿的此刻，新山的同事正積極的籌備與陶德書香樓聯辦“不朽藏書展”的活動，陶德書香樓已具規模，在新山和新加坡的愛書人圈子，已小有名氣，主事者們也頗具雄心，企圖建構一個類似“東南亞華文史料中心”的願意。單單看他們的不恥壯志，我們可以想像陶德書香樓在藏書方面的堅實基礎。

“不朽藏書展”是由新山大將的余行長發想，希望能夠藉由每月主題書展的概念，將陶德書香樓的好書引介給讀者，就如同博物館、美術館定期企劃主題，把相關的物品有計劃地，系統地介紹給參觀者，一來可以增加新鮮感，二來對參觀者來說可以由小觀大。因此，“不朽藏書展”初期以新馬作家和新馬兩地議題作為主軸 ，策劃了例如：原甸作品展、郭寶昆戲劇人生，《赤道風》系列，安培生草根叢書以及新柔長堤史料展等等。這樣的書展會引介一些被忽略許久的作家，尤其是本地文學作家。我個人並不是馬華文壇的參與者，對許久資深作家更是毫無所悉，聞所未聞，只是在書店工作的緣故，會比一般人多一點點的機會接觸到他們。所以，我想對許多文壇的局外人來說，馬華文壇似乎跟普羅大眾脫節，有一層隔膜似的。這種疏離感必須藉由書店、作家文壇協會、媒體、學校來縫合。

對於一些已出版數十年的書，以書香樓的模式來推廣引介是讓舊書再活的機會。而對於想寫書立業的作家，開拓書寫領域是一個方向，將文學的理念延伸至傳記、自然、科學、商業、性別、歷史等等。因為，本地讀者最缺乏本地題材的閱讀。以傳記類來說，相信很多人對商業鉅子林梧桐、郭鶴年、楊忠禮等人很有興趣，寫作的朋友可以在這方面有發展的空間，否則為甚麼一位只在台灣有名的郭台銘、嚴長壽的書，何以能引起本地讀者極大興趣，難道我們沒有比他們更好的素材嗎？因此，身為一個馬華文壇的局外人，我提出一個老調子──本土以內，文學以外的寫作方向，在文學的基礎上，開拓本地多元的寫作境地，對作家和讀者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上星期由馬華作家協會和華總舉辦的文學之夜（馬華文學節的項目之一）原本是與民（讀者、局外人）溝通的好機會，尤其是在向19位資深作家致敬的單元，我們期待可以深入瞭解每位作家的心靈，不過因為當晚重點在頒獎，就沒聽到這些資深作家和其他得獎者的得獎理由 ，令人深感疑惑。其實，並不是疑惑他們的實力，而是想知道正面的影響力，以供學習。我們相信馬華文壇人才輩出，但是馬華文學作品在書店常常是滯銷品。

我們除了怪大眾的文化心理是追崇港台美英作家，愛好非文學以及“輕文學”之外，難道就沒有進取的空間嗎？我想暢銷書和暢銷作家並不全然是偶然誕生的，一本書成功的理由很多，許多人認為作品的好壞決定一切；有人認為是出版社的行銷策略成功，無論如何，我想都是對的。
2002/12/22

文化新聞何處依歸

因為興趣和工作的緣故，我幾乎每天都會上網點閱本地及國外的文化新聞，看看國內外發生了什麼文化事件及討論什麼文化議題，值得媒體報導。而上網的頻率就像一個無時無刻關注股票市場起落的投機家一般，因為新的消息不斷湧現。

我的焦點通常都放在出版新聞部分，不過其他的藝文新聞偶爾也會吸引我的“眼球”，例如香港藝術節今年將重拳出擊，因為周圍鄰近國家如新加坡、台灣近年積極經營文化產業這塊領域，香港不敢掉以輕心。這樣的消息報導通常是集中於所謂的“藝文版”或“文化新聞版”，讀者可以對文化界有何新發展一目了然，，進而思考自己要如何參與。

然而，目前本地的主要華文報章還沒有每天見報的文化新聞版，個人覺得是十分可惜的。我們現在翻閱報章必須從全國版（極少）到地方版，再到副刊，層層抽絲剝茧才能尋得文化新聞的芳蹤。而廣播電視新聞方面，也是以專題報導的形式播出，並不是每天的固定內容。

何謂文化新聞？我們需要全新的文化新聞版嗎？所謂文化新聞指的是發生於電影界、出版界、音樂界、美術界、表演藝術界、建築古蹟和政府相關單位等領域的國內外新聞。例如本地第一本中文藝術雜誌《藝術走廊》創刊、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在香港藝術節演出新作《行草》、匈牙利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諸如此類的。

本地報章在呈現文化消息時通常都以特稿形式出現於副刊。我的淺見覺得特稿或專題報導畢竟與新聞不同。先有新聞，才以特稿作補充、擴大，是摻雜了一些看法的。如今，我們欠缺的是有系統的新聞處理，將文化界的消息經過報社的新聞價值判斷，報導出來。過去因為文化新聞太過松散，讀者找不到有可看性的藝文活動，也無從判斷其重要性。所以文化新聞需要一個家，才不會像棄嬰般隨處扔放，不被珍視。

也許有人會問，本地有那麼多文化事件嗎？有值得報導的地方嗎？其實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把握回答。通常新聞與社會是互動的，當報章為文化界特闢版位，文化界應該也會投桃報李，把最好的牛肉提供給社會。如果你有留意相關的新聞，近年所熱烈討論的文化產業已成為國際彼此競爭的場域。相信這個產業概念也會被全國所重視，而報章開拓“文化新聞版”正好為文化界提供一塊沃土耕耘，為廣大的讀者提升文藝欣賞能力和參與機會。

最後，如果“文化新聞版”得以成立，希望它不會被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的廣告所佔領。

我們需要更多本土史書

和許多人一樣，我喜歡看一些歷史相關的書。我想，學新聞的人應該都是這樣子的吧！“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看歷史書就是重溫昨天的新聞，而如果閱讀到有如史景遷或者黃仁宇般筆觸，似歷史又像小說的書寫文體，那讀歷史就是一項非常有趣味的休閒活動。

前幾天遇到一位來自檳城的讀者，他和我一樣正在找尋一本有關吉隆坡的歷史書。我想大多數人在求學階段都或多或少接受到那些支離破碎、片片斷斷的本國歷史，充滿官方觀點和政治正確性。我們姑且忘了為了考試而生吞活剝史書的慘痛經驗，身為在地人，如果對這片土地還有一點感覺的話，我想都會對親近的土地產生好奇和追問。如果追問化為行動，親身去挖掘身邊的歷史資產，正好為游離的認同感（現代人面對的狀況是身份、文化、土地甚至心靈認同的游離）塗上一層強力膠。

上個月在一次書展買到一本很便宜的書，劉克襄所編著的《福爾摩沙大旅行》（這本書落在馬來西亞注定是等著大傾銷才幸運找到它的讀者）劉克襄是台灣頂頂有名的自然作家，任職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他為台灣寫了很多關於當地自然、歷史的好書，我從《福爾摩沙大旅行》受惠甚多，它帶我重回19世紀的台灣原貌，一覽未受太多環境破壞的鄉土，儘管有太多的人事和環境變遷，然而讀者可以透過這樣的閱讀之旅來喚醒歷史意識和認同感。除了知識，我們從歷史汲取心靈慰藉，更加珍惜現在，並且對未來的參與有了想法。

隨著台灣鄉土意識的覺醒，近年來出版社也作了很多努力來回應讀者，我個人十分欣賞由遠流出版社所出版的台灣系列書籍，從早期好幾本小開本，圖文並茂的《台灣深度旅遊手冊》，到今年才出齊的《台灣放輕鬆》系列，都是一系列認識鄉土的基礎知識。

《台灣放輕鬆》(Taiwan, Take Easy)系列共12冊，介紹台灣400年來，240位人物。這些人物分布在12類項主題（正港台灣人、台灣女性、反對運動者、武裝革命者、工商拓墾人、台灣原住民、台灣政治人物、文學家、藝術家、民間藝術家、社會人物、學術人物），每冊介紹該主題內具代表性質的20位人物。它的特色是以輕鬆的書寫，大量的圖片把許多我們已經忽略的事蹟勾勒出來，而這套書背後的總策劃即是台灣民間最重要的收藏家及文化研究者──莊永明先生。

我不得不提提這位先生，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多多向他學習。世新大學的李筱峰教授曾經如此寫過：“莊永明先生不是學院裡的一些學術寵兒，有公家的經費或獎金可資安享，他自掏腰包，憑自己的力量，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事官方主流學術最忽視的有關台灣本土文史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在過去戒嚴的陰影下，他早已默默地從事台灣的文化、歷史的私人研究，歷時一、二十年之久，為瀕臨絕滅的台灣文化與歷史，打著強心劑。而今，當過去的威權政治逐漸解體，台灣的本土意識日漸復甦，有的人才剛魂兮歸來，莊永明先生已寫下了二、三十部與台灣文史有關的作品。莊永明先生的作品，則充滿著生活的氣息、社會的變貌與人文的關懷。不論從台灣的歌謠到俗話諺語，從舊市街到古人物，從大事件到小故事，那裡面，有父母輩們的心頭點滴，有祖父母們的奮鬥血淚，有台灣先祖們的音容足跡……。”

回到前面的那位檳城讀者，他說，如果有一本像張少寬先生的《檳榔嶼華人史話》，書寫吉隆坡的事蹟，那該多好！顯然他手上的那本《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無法滿足他，我想J.M. Gullick的《吉隆坡史》也會讓很多人卻步。本土史書不是沒有市場，而是缺乏生動活潑、兼具圖片、深入生活的基礎入門書。我們也希望看到更多像張少寬先生和莊永明先生的民間史家，讓我們可以看到更多面向的歷史。
2002/10/13

國際經濟競爭的新型態

“文化產業”近來成為一個熱詞兒。逛書店的時候，我們可以找到趨勢專家馮久玲所寫的《文化是好生意》，封面書腰寫著“在全球產業結構大調整下，本書是企業、城市、民族以文化資本創值的戰略藍本”。而同樣在文化產業扮演創意和整合高手的陳再藩也在最近出版了《文化第一方程式》。兩位本地作家寫了這樣的作品，是不是意味著我國的經濟領域即將進入一個階段？我想當然不是，因為我們至今還沒從政府政策那裡聽到一些有目標有規畫的計畫。

圖說:台北華山文化創意園區之公共藝術

如果還沒有計畫，不如我們先看看人家做了什麼。

10月，我們的鄰居新加坡政府將為新落成的“濱海大劇院”揭幕，雖然我還不知道這項斥資3億美元興建的劇院，是不是比座落在吉隆坡的國家劇院還要富麗堂皇，但以政府決心打造“新加坡－國際藝術之都”的旗幟，我們可以想像，那是一項具經濟戰略性的宏觀計畫。據報導，佔地6公頃的藝術特區稱為“濱海藝術中心”，由美國音響專家盧梭˙強森以及英國劇場專家大衛˙史戴波等人參與興建。除了四間演奏廳和劇場外，周圍的旅館合計有5千個房間，並有7千500個停車位等配套設備。而“濱海藝術中心”的外觀相當奇特，落成以來已經出現許多的比喻和形容，像是榴槤、蒼蠅眼睛、刺蝟、高爾夫球或麥克風。“濱海藝術中心”是新加坡致力文化產業的里程碑。

另一由政府積極規畫文化產業的地方是台灣：台灣政府在2002至2007年中列“文化創意產業”為發展重點計畫。這項尚處於研討階段的計畫，引起了廣泛討論，不僅藝文界對計畫充滿期待，許多人更對文化產業列為國家發展計畫頗為新奇，又不知道葫蘆裡賣什麼藥。政府文建會準備以五大創意文化園區經營為主體，分別在台北設置設計中心與創意藝術產業中心、在台中設置時尚設計創意中心、嘉義設置生活創意中心、台南為多媒材創意設計中心、花蓮為文化旅遊創意中心。等於是結合各區域的特色資源，再加以創意設計、行銷包裝，即有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運作。

一個以文化為資本和競爭力的國際變動，文化已經被納入經濟範疇裡去衡量它的產值，我們有必要回過頭檢討我們的文化態度和意識。馬來西亞是不是也要加入文化競賽？我們有什麼條件，用什麼形式出現？目前我們最能感受到的對外文化產品（即以國外游客為行銷服務對象），都是從觀光角度出發，大多數是符合國家統治者觀點的產物。這些或許可以滿足觀光過客式的欲望和異國綺想，但不利於規畫長遠輸出型的產品。

因此，馬來西亞要進入文化產業的建設，政府有必要放鬆創意領域的約束，因為創意才是產業的能源。

我們不缺國際級劇院、美術館，小劇場、電影院，我們有的硬體資源還不錯。現在應該是把資源投入於文化團隊的建設。文化團隊是以創作人才和表現人才為主體的，美學教育和生活在這部分扮演了重要功能。而藝術行銷和管理人才，我認為有更多人如果可以從其他的行業轉入文化這一行，會是一種簡便的方法，畢竟對藝文有興趣的企業家大有人在，無形中就為文化產業加倍功力了。

文化產業不是一個新興的東西，只是過去不太受大家關注，產能不夠明顯。現在它被人重新提及，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生活素質提昇了，還是心靈需要另一種滿足，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然而產業太大了，應該由政府推動，個體可以做的就從企業開始經營吧！
2002/09/08

老闆，公司有多少文化預算？

六月初，台灣出版家郝明義在馬華大廈演講“閱讀與未來”，第二天即匆匆離去，留給我們對出版和知識獲取許多的思考和探討，他為聽眾爬梳書籍和人類認知世界方式的變化，預言未來網路終將結合文字以外的聲音、影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提供一種全新的認知經驗，重歸全觀的認知經驗。

郝明義在演講的總結說道，網路所帶動的閱讀革命以及認知革命，還在一個方興未艾的階段。全人類都面臨著自己認知與準備的局限。我們大可以期待，在一個大家相當的起始點上，有一個新的出發。然而，在資訊與知識如此爆炸，而我們對知識的認知與學習方法又因歷史的後遺症而不免偏狹時，我們很可能由於欠缺一套整理知識的立場與系統，而根本無從進入這個閱讀者的時代。

郝明義是台灣出版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有關他的背景，近來各報章也著墨頗多，這次他應大將之邀來吉隆坡演講，吸引了不少年輕學生和中小企業的主管。這幾年來，我們可以發現，由各書店、社團機構和媒體舉辦的大大小小演講，從暢銷書作家吳若權、蔡志恆、賴東進、衛慧，到本地較不熟悉的陳丹燕、郝明義、彭懷真等等，不一而足，反映本地圖書業者有意拉闊讀者的閱讀品味和領域。

邀請外國和尚來馬，往積極面想，是為了提高本地各方面的思考層次，他們也許不熟悉本地，若要他們硬談些對本地的觀感，很多時候也是流於表面，超出他們的認知範圍。不過，在我們這個發展中的社會裡，各方面都好像還在摸索當中，透過經驗觀摩、交流，是提昇自己的最好方法。我們可以從每次聽眾問問題的素質證明，社會的文化在提高中。

不過，這些由中小企業（書店）或非營利機構所主辦的海外人士演講活動，並沒有很好的感染到更大的企業、政府層級的單位以及更廣大的機構社團。我的意思是說，擁有更大資源的企業、政府、會館等等，有能力和有義務為社會引介更多海外和本地大師級的專家、藝術團體、表演家，用包裝更好的知識傳播配套、藝文活動，以回饋社會，同時也為他們塑造更良好的形象。

這原本是一項良性循環。大企業若要將來有更好的發展，政府、會館社團若想建立一個充滿和諧、愛心、創意力以及富有美感的社會，必需透過實施“文化工程”和“知識工程”，在社會散播種子。長期而言，大企業可以成立文教基金會，委託專業人士獨立運作，讓音樂、博物館學、美術、古蹟研究等領域學有專長的有心人，有棲身之所，使文化成為一種專業；其次則是透過企業贊助、支持文化活動。我們相信，這些因文化和知識所帶來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添大眾對他們的好感以及忠誠度。雖然這些話已經是陳腔濫調了，但這是我理解的“文化是好生意”的說法，而且我相信，要做好文化工程，應該就從公司內部做起。

至於公共部門有什麼作為？舉個例子，法國前總統密特朗認為，文化是法國的秘密武器。他在14年的總統任內，積極推動多項重大文化工程，如羅浮宮、奧塞美術館、國家圖書館、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新都衛城、維列特音樂科技城等。當時曾因預算過於龐大引起眾議院的反彈，但是經過時間的考驗，今日這些文化建設已成為法國現代文化地標，宣耀法國悍衛法蘭西文化的遠見與雄心，使法國旅遊業活力十足（要提醒的是，並不是為了旅遊業才有這些文化工程，否則就變成僵硬，服務式和商品化的文化，正好格殺文化最重要的創造和自由意義）。也許我們有必要鼓吹，社會新鮮人在進入一家公司應徵時，要問問：“老闆，貴公司有多少文化預算？”
2002/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