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鐘樓看文化部

在雙子塔還沒成為吉隆坡，甚至馬來西亞的地標之前，獨立廣場前的大鐘樓（全稱蘇丹阿都沙末建築物）可以說是吉隆坡的艾菲爾鐵塔，或者像它的前主人在老鄉的大笨鐘，有著崇高歷史和政治像徵地位。

因為它的崇高，一般民眾很難與之親近，這也是當年殖民者為了建立威信，以一座龐大的建築群來威懾本地的馬來土王，以及他們的子民，從而奠定其政治合法性，並計畫長期在此殖民。（有關英殖民的這段建築史可看張集強的《英參政期的吉隆坡》）人們也只有在幾個慶典和倒數活動，才能以最近的視角，與它接觸。多年來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從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作何用途的。

去年聖誕前夕，經過兩年的整修（過程備受古跡保護學者批評），其新主人團結、藝術與文化文物部入駐這座已被列為國家歷史遺產的大鐘樓建築群，在許多人看來是最理想的結合體。當文化部計劃把重新粉飾後的大鐘樓蘇丹阿都沙末建築物化身為一棟全城最有藝術氣息的畫廊中心，並會積極促銷這座百年歷史建築物，讓它成為游客的旅游景點，我們日後大可用《大鐘樓》來代稱文化部了。

2004年阿都拉上台時，委任了萊斯雅汀這位親信擔任文化、藝術與文物部部長，這是馬來西亞建國以來，文化第一次獨立成為部會。盡管其中隱含政治分配的動作，但是世界各國已愈來愈看重文化遺產以及文化產業的發展，這個新增的部會也順應了世界潮流。

1953年，即在獨立前，文化部門是羅織於青年體育部的社會福利局底下的文化組，以推行青年發展的工作。1964年文化組和原青年體育部的功能都被並入新聞部轄下。直到1972年，文化、青年和體育才正式掛牌成立部會。1987年，馬哈迪擔任首相初期，文化組被改編至新成立的文化、藝術和旅游部。從1987年至2004年，政府大力推動旅游業，旅游的名號大於文化，以致人民對文化部的印像十分模糊。

2004年以後，文化、藝術與文物部統合了政府部門裡原有的文化單位，並將原屬於教育部管轄的國家圖書館，和新聞部的國家電影促進局納入其中，並於2005年推動通過《國家遺產法令》，成立國家遺產局，為新文化部的文化政策打響了第一炮。國陣政府去年大選遭受重大挫敗，阿都拉的弱勢政府為文化部添上一個保守主義的「團結」任務，改稱為團結、文化、藝術及文物部。
從組織的觀點來看文化政策，全世界大致可分為三種，即中央集權式、地方文化自治體、和分權化。而我們則比較像法國，由中央政府部長與部會負責政策的建立與協調。

回顧馬來西亞最引起爭議的文化政策，當屬1971年的《國家文化政策》。1971年8月16日，文化、青年暨體育部主辦《全國文化大會》（Kongres Kebudayaan Kebangsaan），當時首相敦拉薩的演說中強調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有必要制訂一項《國家文化政策》，以配合實施中的《國家教育政策》，確保最終塑造一個《馬來西亞族》（Bangsa Malaysia）。於是政府制訂了單元化的《國家文化政策》。其內函包括：

一、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區土著的文化為核心；

二、其他文化中有適合和恰當的成分可被接受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以及

三、伊斯蘭教是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成分。

文化政策可視為政府如何對待文化藝術，在極權或威權國家大都將文化政策當作服務政治的工具，而現代的民主國家在政治經濟穩定的同時，則將文化視為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來推展相關活動，它做為人類生活的本質，並且是人文思想、制度與人為物質的總和，促使人們凝聚共識與情感，並從中體認自我。

今天，1971年《國家文化政策》不再被提起，甚至年輕一輩的我們，對此毫無認識，但是政府還是采用這套理念去實行政策，就如同被聲稱不再存在的《新經濟政策》，其幽魂仍附著整個官僚系統。

我們的文化部重新在大鐘樓找到新的定位，是否也會檢討文化政策有著前瞻和開創的觀點，並且擺脫政治和商業的束縛，容納多元族群，用心來推動文化呢。畢竟在政治的領域，一天的時間都算太長了，而文化是百年為計畫的，如果我們用政治的目的來搞文化，無疑是萬劫不復的戕害。
這也許是許多文化人最殷切期盼的大鐘樓。

(原文來自www.voicemedia.com.my)

慢行，重新認識舊城市

淡江國際山莊土崩從來不會拖慢巴生河谷的屋業發展，相反地各類新穎的，新概念的辦公與居住樓宇會以百倍的速度和數量被提出，被建設，甚至連我這個道地的吉隆坡人也快無法辨識城市與道路的面貌與去向，即將成為故鄉的異鄉人了。

而來自他鄉的朋友於吉隆坡工作多年，熟知並且愛戀吉隆坡的多采生活，身份認同儘管快超越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城市孩子，但是在某種意義卻仍然如同我一樣是道道地地的異鄉客。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毫不關心，對城市的肌理血脈紋路不曾懷有絲絲好奇。

好些年了，雪隆的城市規畫和建設似乎沒有鬆懈過，隨著各大型廣場的新建，以及像宜家家居強調時尚生活與美學精神的加持，隱約呈現一種新都會區的發展趨勢。身處首善之都，我們強烈感受一種新的社區演變，也在體驗著種種建設帶給我們的振奮之情。

儘管我們不一定有能力擁有這些新建築和房地產，但我們可以藉由參與商家為我們設計的活動，享受著所謂的都會生活。總會有朋友告訴你在白沙羅的什麼地方可以享受美味的日本餐，在某某新廣場可以購買到來自義大利限量版的名牌傢具，以及在什麼咖啡館可以與眾好友天南地北。

我們享受著，也認同著這種外在的新變化，與此同時，我們正在無情地鄙視那些老舊社區，以及那些因為外勞和低下階層民眾消費而被我們大大扣分的街道商店。我們不再走入，甚至繞道，逃離與我們品味身份不適的地帶，而這些地帶曾經是我們長輩成長的地方。

不管是不是土生土長，還是遊子，我們不曾或很久不與這些舊社區打照面，儘管就在咫尺。至於地方掌故和人物，自然就無從認識與瞭解。馬來語說，Tak kenal maka tak cinta。我們對這個都市的感情從來不會立基於此地。

這種狀況是完全能夠理解的，我們甚至可以埋怨政府、民間團體或地方組織沒有做好各項資源設施讓我們去了解這個城市。更重要的事，這裡的汽車文化，從來不會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使人親近，讓我們充滿安全感地的，步入人群，走入老社區。

1920年代，柯比意看著失去效率，即將崩潰的城市，感嘆道：「如今每個人都感受到危機。要注意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早已忘了生活的喜悅，幾世紀以來任由自己靜靜地漫步的那種美好喜悅；我們就像被圍捕的野獸般，每天各自逃命...」

如今我們好像也可以用相同的嘆語來感謂吉隆坡那些漸漸被人遺忘的舊街道與社區，當年父輩們是以散步慢行的心情，在這裡生活，享受著人情親近的愉悅。如今這裡就像城市裡失去效率，衰竭的元素，處於崩潰的邊緣。

對照蓬勃發展的新社區，這個都市好像被撕裂為新城與舊城。新城是白領，是中產的遊嬉之地，是他們努力生產的終極地，舊城是退居幕後，是新移民求取生存的過境地。吉隆坡如此，我相信很多城市也正在復製這個模式。

也許新城與舊城是經濟決定論，也許終究只是心理的城界。只是身為都市人，我們如果不去親近都市裡的舊社區，我也很難相信大家會去珍惜屬於大家的文化遺產。

淡江土崩提示我們發展要慢行。其實我們也要慢行，尤其試著在舊城慢行，你會認識，你會感動，你會感覺自己才不是異鄉人。

(刊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參觀書展不如多跑書店

熱鬧的國際中文書展落幕了，今年我並沒有到現場參觀買書，這是我在書展之前就打定的主意。

一些朋友好奇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怪想法，因為這次年底的書展頗有看頭，主辦單位請來了許多海外的作家和文化名人前來演講，萬頭攢動是可以想見的，而且在書展又可購買到許多高折扣的書，一些難尋的好書也可以在書展一次獲得，實在一舉多得，為什麼我會放棄這樣的great time呢？

是的，有這樣的怪想法，我也覺得很矛盾。書展是文化的節慶，一個像樣的城市一定不能缺少書展，它也是本地書業給讀者承諾的一個成果展示，書展成功即表示書業有發展。作為這個城市的愛書人，我沒有理由不支持，不參觀書展的。

是的，許多書商已經知道書展是我國圖書消費的最重要戰場，連台灣出版人蘇拾平也清楚指出馬來西亞書展是本地圖書業者的未來路向，有別於其他國家地區的圖書通路，以書店為主戰場。

是的，在網絡時代，購書活動不獨獨發生於書店之內，甚至，便利商店和霸級市場也在滿足你我的購書需求。買書與傳統書店基本上產生了質變。大勢所趨，書店關門早已不是新鮮的事。

然而，拜網絡購物不發達，其他商店還沒發揮足夠影響力所賜，馬來西亞書店還維持基本的功能。但諷刺的是，對書店營運威脅最嚴重的竟然是書展活動（我多麼希望這樣的觀察是表面的）。許多出版大國，圖書業者和文化人士所關心的是強勢連鎖書店或出版巨無霸對獨立書店和出版人生存空間的壓制，書展只是一個讓各方分散競爭壓力的地方，而不是反過來制約書店發展的活動。

不是嗎？你我身邊許多朋友不是在書展期間才會想到去買書的嗎？他們不就是因為想一睹國際文人和作家而去書展聽演講，參與出版社所舉辦的活動，而忽視其實每個月，甚至每周在書店所舉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嗎。

我沒有意思要去批評這些愛書人，但個人覺得社會應對文化消費要用更深切的認識。所謂文化消費，就是自己的一種社會實踐，就是你對文化的態度與價值觀，「文化消費不僅是占有文化產品和享受文化服務，（還應）把它當作心理享受、地位、社會關係實現的途徑，更主要的是使其文化意義和價值得到實現。」

書店扮演的是常態的文化場域，它應該就像是我們的左鄰右舍，提供我們最日常的文化休閒與知識進修的功能。而那些有獨特性格的獨立書店，更提供了超越書籍以外，人與人間的附加價值，加上自我主張的文化品味，經常是一個文化社群和運動的磁場和節點。缺了這個公共場域，讀者將會失去重心，作者則無用武之地，社區生機將會萎靡。

我相信所有的書店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吸引讀者，他們了解到大馬人對在價格上面的敏感要求，在合理範圍降價，並且繼續改進產品和服務品質。然而文化產品不能等同於一般的商品，它具有非物質的文化性質，當你只看到其物理性質的價值，就會抺煞其文化價值。

這個年底吉隆坡具有文化地標意涵的思士街大眾書局要關門了（業者說是搬遷，但我想只是美稱），和熱鬧的國際書展成了強烈的對比，而蘇丹街上的幾家具有歷史的獨立書店經營困難也時有所聞，如果你珍惜文化，不能只參與那一年兩三次的書展活動。如果你有知識需求，不要等到書打折的時候才來進補。

（刊登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電視與流浪

沒錯！我承認我是愛看電視節目的。我也相信絕大多數的讀者也和我也一樣，每天工餘和課餘的休閒時間，都撥出給至愛的電視。如今電漿與LCD電視大行其道，商家無不以提高消費者的生活水平為己任，滿足大家的視聽享受。

就因為如此，我開始為自己擔憂了。

自從衛星電視節目入侵城鄉人的生活，周遭的許多朋友經常都會談論著與海外同步播放的On Demand（隨選）連續劇（得利的未必是節目供應商，因為大部分人還是選擇網絡非法下載以及購買盜版），或參加時下的歌視明星來馬的行程與表演。

這裡頭我關切的主要問題有兩個，其一是外來文化侵入，其二是我們身心靈的發展。前者雖然是老掉牙的課題，但正因為當下的所有人已視接受外國資訊為理所當然，而喪失了自身文化尊嚴的警戒心，進而輕視本地內容的製作；媒體業者縱然擴張本地製作的量，不直接引進海外的節目，但也間接拷貝節目模式，形成另一種非自主創新的文化侵入，我們應當多多關注。

不過我的重點不在做文化工業的批判，而是想去思考電視對我們身心靈的發展，這裡頭沒有所謂的道德成份，而是想客觀分析自己的生活。 其實，當我們生活全是媒體的世界，我們就應當敲響心靈危機的警鐘。電視提供視覺與聽覺上的刺激，節目的多元化能夠帶給我們歡樂、同情、悲傷等等情緒，也能傳達各種資訊。

媒體的多元與開放，看起來豐富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像業者所宣稱的豐富了孩子的知識與心靈。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時下的節目講求當下感受，最即時的刺激，如現場球賽、兩地同步播放連續劇，但不能確保提升內容的平庸；類似互動的功能掩飾了始終是單向的資訊，更多是為商業服務。這樣的觀點無甚新鮮，但種種的盲處與麻木似乎已成了我們的生活模式，讓我們的生活欠缺了創造性與生機，而我們常常卻不自知。

這時，自己不能不去思考如何從媒體對我們感觀的框框解放出來。 這些反思來自與近來讀來的一本書，《轉山：邊境流浪者》。作者謝旺霖與你我原來也無甚分別，他的流浪沒有特別偉大，不能與玄奘相比，年紀輕輕的他只不過想完成自己的夢想。其義無反顧的堅持，在雪季用單車前往西藏踏騎1,800多公里（許多是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障礙重重，幾乎丟命。

這趟旅程，換成是我想必會中途而廢，閱讀著以重重艱難，處處危險寫成的經歷，謝旺霖所感受的，所思考的是遠比我這種只會窩在家裡面對電視機看著國家地理頻道或旅遊遊戲節目的觀眾來得更為深邃，他不只獲得新生命的意義，我認為他還開發了自己內在的感受，超越了五觀所能感受的。

這種價值是比我們以為媒體能增添的精彩生活，而卻卻又是局限我們生命的，更為無與倫比。 因此，我可以想像，為什麼文化團體台灣雲門舞集會成立「流浪者計劃」，獎助藝術家到考驗個人生命的地方流浪，實行「貧窮旅行」。我也可以想像，為什麼40年前本地畫家譚紹賢也以同樣方式，到落後的國家遊歷，去抓住對外在環境的感受，以及內在的自省，開展非凡的藝術人生。
觀看電視節目是很輕鬆的，流浪是要拿生命去拚搏的，但一個人的身心靈是否圓滿充實，我想還是走出戶外，開放我們的心靈，用生命去尋求。

（刊登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在書展尋找文學出版新契機

文學向來是本土華文出版的主流，但本土文學未必是國內書店暢銷的品種。在發行通行無阻的馬來西亞，本地出版社面對外國大量華文文學的強勢壓境，已漸漸鍛練出一套面向本土，而又兼顧國際市場的出版運作，專業「出版人」的架勢指日而待。

農曆年間，當我們還沉浸於新年氣氛，以及驚訝於突如其來宣布國會解散的困惑情緒，「有人」出版社此時費了不少資金到台北國際書展（一個在國際舉足輕重的華文書展）參展，並且也代理了國內多家出版社的書籍，向國際書商展示馬來西亞作品。

「有人」出版社由多位年輕作家組織，是近來走出國內的文學出版社，社內的夢幻組合有計劃性的在國外參展，他們的行動有着試圖影響海外書壇與文壇的意義。

這雖然不是首家本地出版社在台北參展，但對這家小出版社來說，我們可以充分看出本地出版人的勇氣與日益倍增的信心，以及他們對大馬文學出版的努力。

在即將來臨的海外華文書市，「有人」更史無前例的一連推出八本新書，「攪局」的企圖顯而易見，國內作家與出版同道，甚至讀者應該高度關注並支持他們。

八本新書有六本屬於文學類別，計有中生代旅台作家廖宏強醫生的散文集《獨立公園宣言》、被喻為當今馬華最強詩人之一的呂育陶詩集《黃襪子、自辯書》、小說家黎紫書的第一本散文《因時光無序》、那天晴（翁詩慶）的小說《孤島少年的盛夏紀事》、鍾進賀、梁漢良與白水合著的愛情小說及漫畫《Ｊ的鋼琴曲》、作家張依頻的文集《哭泣的雨林》。

其餘兩本雖然不能歸入文學，但兩位作者與文壇卻是最親近的，如已故周寶振先生的《從通報、中國報到生活出版社》，以及花蹤與聯合報文學獎得主龔萬輝新作，其身兼作家與畫家的身份，不難想像會出版其第一本畫冊《從寂寞年輕》。

八本新書都是獨立的生命，即使被拋入市場，也不會形成自我排擠效應，更重要的是，本地華文年出版量還是非常稀少，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出版人與作家出來「攪局」。

當越來越多出版社像「有人」那般重視書展平台來發表和行銷他們的作品，我們有必要檢視本地的書展是否有足夠的機制和地位來協助本地的出版人和作家。許多國際書展會設立「書展之書」的遴選，或者頒發作家獎、編輯獎等等，以鼓勵當地的新書出版，並且宣傳該書展的特色與理念，本地書展亦可參考採用，推動本地的出版。

除此之外，我們不能否認本地華文書市場是各地出版匯流的事實，不論你是台灣、香港繁體或中國、新加坡簡體，在馬來西亞都是通行無阻的。我們可以藉由「廣匯」的優勢，提出「精選」的概念，讓大馬書展邀集最權威的文學專家與書評家，精選出每年度最好的華文文學出版，作為各地讀者的參考，並且頒發「國際華文文學最佳選書」，逆操作地去影響作品原產地的讀者。

無論如何，逛書展時，當你被中港台書籍淹沒之時，記得留意那些本地最新出版的書！

閱讀，Along the Street

城市發展的變化形態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也間接改變我們的閱讀行為。因為城市裡購物廣場與連鎖書店的蓬勃發展，我們接觸與消費書本的機會已經擴大化，這個現象改變了我們獲取知識的速度，也同時改變我們獲取知識的習慣。

這些改變，有值得嘉許的進步，也有失落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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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最久遠的綜合購物廣場之一，Ampang Park在1973年矗立於市內最繁華的地段，購物廣場(Shopping Mall) 概念在這個首都開始發芽。緊接著金馬購物中心（1976）、金河廣場（1977）、武吉免登廣場、樂天（1980s）陸陸續續落成，似乎預告了吉隆坡都市規劃與城市生活進入一個新的紀元。

在80年代，購物廣場已經成為都會及流行的一種社會象徵。

盡管如此，街道與商店（店屋）還是整個城市的主流，是構成城市的動力來源。城市人盡管擁有現代的辦公大廈與新型購物廣場，但日常生活所需仍是由近鄰的商店提供生活資源，包括我們所熟悉的書店。

然而，這一切在90年代起了突變。隨著本國和外國資本家與市政府的資金與政策雙重配合支援下，吉隆坡人的生活場景由街道商店轉向購物廣場和霸級市場。

也因為這樣，傳統雜貨店、食店逐漸從街道商店退潮，連書店、畫廊、表演中心也紛紛擠進購物廣場，並且被管理者認為是一種進步趨勢。

新一代的青年，他們對吉隆坡蘇丹街書店商圈，檳城棺材街書店區的記憶漸漸模糊，甚至不曾相識過。

明亮、寬濶、整潔和舒適的書店一間間在新型購物廣場開設。購物廣場管理者所要求的統一化、標準化和業績取向帶動書店跨越經營模式，書店寄生於購物廣場業已成勢，速度也越來越快。

大型連銷書店，才有能力進駐大型購物廣場，估計目前馬來西亞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書店設立於購物廣場，他們在策略性的區位設立旗艦書店和分店。一般上，具招商能力的購物廣場也只會選擇這些連鎖書店，以配合整體形象與市場的發展。

產品大眾化與管理統一規範化是連鎖書店成功的關鍵，因此每家店所陳列的產品差異性不大。另一方面，購物商場的招商策略和品味管理也趨向單元，因此消費者不只面對購物體驗的匱乏，同時感官也逐漸麻木，對外在的好奇（求知的動能）也失去了方向，誤以為已知的就是所有未知的。

連鎖書店規模大，提供了很多方便給廣大的客戶，然而可惜的是本地的書店服務員尚稱不上專業，跟不上連鎖書店的積進步筏。

眼前所見，閱讀經已在購物商場與連鎖店的擴張發展下，停留在一個層次，走向一個窄平化的趨勢。

另一方面，購物廣場裡的書店忽略了以往街道商店所特有的人文與人情，主客之間的接觸變成一種制度化與機械化的社會功能，由電腦與顧客管理系統所取代。相比之下，傳統獨立書店雖然有的擺設顯得凌亂，不熟悉書種的顧客也許會覺得麻煩，但是只要問問老板和店員，你就很快得到你要的答案，這樣的人際接觸還會延伸出更多的閱讀體驗，絕對比得上查書的電腦系統。

我們的孩子如果現在就把這些設立在購物廣場的連鎖書店認定為唯一的精神糧倉，那將是十分危險的事，我們日後將如何寄望這些孩子在知識與文化的修練上，成為一個目光遠大和品味豐富的知識人。

然而惆悵的是，國內的傳統書店與小型特色書店日漸萎縮，有的在內容經營上未有適時加強，與連鎖書店一較高下，造成我國讀者遭遇多重困難的閱讀選擇。這樣的景況，和中港台連鎖書店與特色主題書店各擁客群，並存競爭的生態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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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商場的人來自四面八方，固然是市場業績的保障，然而逛商場的人卻多不相識，各自享受著自己的購物樂趣，似乎缺乏人情溫度。街店與街道則充滿讓人容易感受到的活潑、新奇，以及鄉土的氣氛，不似商場內冷冰冰的，異國的、制式的情調。時下人所關心的治安，是目前在街店與街道所不能保證的，而這個又和我們日漸忽視街店發展和公德有關。

然而在發展洪流下，新型購物商場與書店已經發展至成熟的階段，估計絕大多數的文化消費者都會在這些商場消費。我們也在順應這股潮流，走入這個大生活場景。

我們需要轉移目光，重新關注被忽略的街店。購物中心不應視為唯一的生活廣場，應多走走可愛的街道，多關懷舊城區，舊店屋，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故事埋藏於此。作為文化商店的書店不應摒棄社區文化，應該與之連結起來，把創意融入，打造特色的書店，營造具深度與廣度的閱讀，並且開發多元的消費體驗。

吉隆坡市區和半山芭是我成長生活的地方，雖然經過數十年歲月的磨砣，多少人事已非，但這裡活著的人與事，社區故事仍然有值得發掘與想像的空間，例如李天葆的小說、林金城的飲食文學、呂政德的街景油畫都取材自地方社區的活動和人事，其品味無窮，都與地方緊密結合，值得業者抓住開發。

例如一家大型的連銷書店，在各大購物商場大張旗鼓，慶幸的是他們仍保留一家傳統街店在城市鬧區，並且擴張書本賣場，也把一些具地方色彩的人文內容拉進來，形成精彩的書店風景；而類似檳城、馬六甲舊城的眾多藝廊和商店仍堅持街道商店的獨特個性，保有街道的人性活力，比起眾多的購物廣場，我相信這正是外國人眼中的一大勝景。

目前大城市以外的其他地方，書城或購書大廈還是零發展，而今購物廣場的風潮，又被一些自以為是的地方官員列為發展重點，唯有寄望連鎖書店和獨立書店業者多方面考慮，走進地方民眾的主場域──街道與店，讓地方上的閱讀立體化，多元開發知識的寶藏，並且在經營上輸入創意與感情，動員自己客戶群，得以長期經營。


(此篇供<視角>評刊刊出2007.10)

書店歇業 vs. 出版商困境

有一段時間沒來逛這家位於吉隆坡郊外嶺的大燈書坊，上星期去逛時，發現書店門口貼滿了招租的廣告，原來她歇業了。

兩年前曾經訪問過這張書店的管理層，了解到他們準備以社區書店的型態為社區的居民服務。這是一家漂亮的書店。書種以家庭讀物為主，包括兒童書籍、生活、健康、宗教（與密宗有關的）、雜誌等等，兼售文具和教具，也在一角設立吧台，供舉辦活動使用。

大燈有明顯的宗教色彩，他們也兼營書籍代理批發，書店樓上是辦公室和特定活動的地方，比較少向外公開。其實有很多常買書的朋友並不知道這家書店，因為她很少做宣傳。所以大概支持的顧客以郊外嶺為主。我曾經在＜老師的夢想＞裡提到郊外嶺等了二十多年才有一家個性的書店，孰料不到三年，大燈就「熄滅」了。

大燈書坊的展枱有別於其他書店，相當有個性。

大燈的樻枱，有好多很好看的東西，吸引小讀者

書店吧台，供生活健康活動之用

書店的文具

書店的樓上，是靈修的所在

開業不久的大燈書坊

大燈熄滅

那一邊厢，台灣二百多家出版社抵制金石堂書店不合理的「銷結制」，成立了「台灣出版業者通路秩序聯盟」，以進一步解決出版商和通路之間的矛盾，並防堵誠品書店實施「寄售制」。

台灣出版商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本地中文出版商遇到的問題。馬來西亞中文書業碰到連鎖大型書商，一般都是處於弱勢被動的位置。「寄售制」和「銷結制」都是通路商與出版商交易的方式，書店佔的便宜較大，但是在銷售管理上卻沒有盡應盡的責任，以大壓小。

這些制度無所謂對錯，除了在商言商，我們應以比較大的格局來和出版社與讀者共同成長，才能贏得尊重。

另外，建議出版商聯合爭取與書店對話，求長遠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