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7月 25, 2006

我們的雜誌夠看嗎?

走進書店,常常發現最多人潮的地方就是雜誌區。雖然站在那裡翻閱的比購買的人多,但是雜誌的銷售量和成功率畢竟還是較高,因此大多書店無不將雜誌區安置於店裡的黃金地帶,以吸引人潮。如果沒有估計錯誤,在紙本媒介當中,大馬人最愛閱讀的是報章,接下來應該是雜誌了。



「包羅萬象」與「獨特個性」是最能形容雜誌的類型與特色。大致你感興趣或不感興趣的,市場上都至少有一本雜誌呈現相關內容,真的,有些專門或同人雜誌內容,其新奇古怪,不是憑個人經驗可以想像到的。我想,只有海納百川的網際網絡可以成為雜誌的最大敵手。

大馬的中文雜誌市場其實和書籍的情況差不多,仍然是台港雜誌的天下,我們所能閱讀到的雜誌也是那種暢銷類型的,例如時尚、娛樂、生活風格等等,其他種類雜誌買少見少,對喜愛閱讀雜誌的讀者來說,這樣的現象正是扼殺了雜誌的生命力──包羅萬象而又兼具獨特個性。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過了那個「要害人去教唆辦雜誌」的年代,本地中文雜誌數量近年雖不是如雨後春荀,但也有增加或轉型的現象,不過要找出一本品質內容上好的雜誌,恐怕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因為我們看到許多雜誌並沒有往「內容取勝」的方向前進,反而朝向「盈利為上」的模式,失去平衡了。

當代的雜誌都由商業管理菁英主導,它們多是跨國集團,講求合情合理的商業績效,在雜誌的視覺與觸感上都可以盡量做到最好,我們發現本地的雜誌在這方面也是有進步的,但是如果要談內容的可讀性、可信度,我常常都會保持懷疑的態度。

雜誌主要靠廣告維生,讀者也愛看廣告,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廣告與內容無所分際,滲透無孔不入,這就變成很大的問題了。舉個例子,我們常看到很多本地商業管理雜誌的封面主題,不少是主題人物或企業所付費的,我不曉得廣大的讀者會相信這樣的內容嗎,被訪問的公司會不會覺得公平?說起來,我們還真的需要這些商業管理雜誌來為我們發掘議題,提供商場上的有用訊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講求競爭力的全球市場,但如果雜誌不是以完整的企畫和深度的採訪來呈現內容,我們只能感覺那是一道快熟式的牛肉簡餐,嚐不到原汁原味大塊的牛肉。

為了清楚說明雜誌是可以賺錢,而又在內容品質上可以做到最佳的,讀者不妨閱讀台灣的《天下雜誌》。這家創刊二十五年的商業雜誌獲獎無數,去年奪得亞洲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出版業同業組織SOPA-「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所頒發的「亞洲最佳雜誌獎」。與此同時,她們也是一間獲利豐厚的出版公司。

我們期待本地有這麼一兩家雜誌公司,像《天下雜誌》一樣,珍視和培養編採人才,我們就「很夠看」了。

星期四, 7月 06, 2006

緊貼時事,現在讀書



有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是怎麼開始的:「緊貼時事,現在開講」。每天多個電視台的時事節目都會挑起一個話題,請時評家發表評論或進行街頭訪問,讓我們深入的了解新聞的背後與我們的切身關係。所謂時事,就是當前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涉及公共利益,一般上都是以政治和社會問題為主導,遍及國際與國內事務,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在新聞媒介有一個理論叫「議題設定」,受過新聞教育訓練和資深新聞從業員都知道這個理論。即透過媒體的強調,讀者從中得知某些事件議題的重要性應為何。新聞媒體對某些議題報導的多寡的結果,改變了一般大眾對議題重要性的認知。我們每天所關心的時事,很多時候就是透過這些編輯「議題設定」,來決定那些事情值得我們注意、思考。作為閱聽人,不可不慎。

「議題設定」的研究已經從過去「新聞媒體如何設定公眾議題」,轉向關注「誰設定了媒體議題」,是公眾、決策者還是媒體本身?在下面談論出版界情況時,讀者也不妨轉換思考一下。

近年書籍出版方面,也有一股「緊貼時事」的動向,這些書有的因為具備話題性,在市場上擁有暢銷的潛力,值得我們來共同閱讀這個現象。在我的觀察裡,這些「議題之書」大致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以評論為主的,如法立諾的《第三隻眼睛看馬來西亞》、燧人氏社編著的《掀開華小的地毯》
和《嘩!停播了:嘩!FM停播紀實》;其次為寫實報導式的,如土司工作室的《新新關係》和古玉樑的《528南洋報變大揭密》等等。

我們每天從報章、雜誌、電視都可接觸到不同層次,製作水平不錯的時事節目。它們的主要功能是提出、喚醒我們對某個課題的注意與認識,至於在發掘深層意義的部分,我認為書籍出版,尤其報告文學和時事評論都還有極大的發揮空間,主要是因為書籍在主題範疇、表達形式的約束相對較低。書籍除了為我們全面分析歸納,還提出新的問題和觀點,是一般媒體辦不到的,讀讀《新新關係》就知道。

我個人比較看重屬於第二類的寫實報道。為什麼呢?猶記得大學時代,當時有一本暢銷書叫著《捷運白皮書:4444億的教訓》,兩名主跑捷運新聞的記者經過長年累月的調查,寫出了一本厚達四百多頁的書,揭露市政府如何耗盡公共財產蓋出一條問題重重的捷運,當中牽連的官商弊案、黑道介入、廣告回扣案、八國聯軍顧問團等問題,全部都叫我們納稅人難以忍受的,想必既使本地讀者讀來也會心有戚戚焉,也會感嘆為什麼本地沒有專業的記者來為我們執董狐筆。

中國的報道文學一直都有非常大膽出色的傑作。其中一本銷售八百萬冊的《中國農民調查》,影響力巨大,全書就在為中國九億的農民發聲,直言改革開放下中國農民真實的生存困境,兩名夫婦作家與農民站在一起,寫出悲苦的生活,批判著自私的執政當局。

報道文學不一定以本土為出發點,具備國際視野的作家會讓自己的熱誠放野海外,為我們寫出世界上被忽略的角落,以及最不能忽略的課題。人文情懷濃厚的香港女記者張翠容是這方面的佼佼者,《行過烽火大地》《大地旅人》和最新著作《中東現場》已經使她成為新聞界的中東問題專家。

出版人在研判一本「議題之書」的出版是相當具考驗的,有些書當完成編輯流程時,恐怕已過了議題的熱潮,影響了銷量,所以時效性務必掌握得好。雖然本地擁有太多議題可以發揮,但是面對報道文學作家的缺乏和不夠專業,出版人要開發此類書籍也是大問題。因此期望中文報界可以支持自家的記者往「重量級寫作」的方向發展,出版具影響力和滲透力的巨著,擦亮報社的招牌,為讀者服務。

星期一, 6月 12, 2006

書展值得一書

以一個過來人來說,寫書展好像是想當然耳之事。

是嗎?除了書展,難道其他商展不值一寫嗎?如果答案為否,我將如何對待其他商展,如何下筆呢?

再者,既然/假如書展值得一書,那麼其對廣泛的公眾,又有何意義呢?

我承認上一篇是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的文章,以過來人先入為主,自以為人人關心。因此我在此需要反省,需要自圓其說。

假如我來寫電腦展,假如我來寫珠寶展,假如我來寫機械工業展...,以我個人的興趣與價值觀來切入,應該是從產業面和社會面來寫。產業面涉及的是一個經濟課題,例如電腦展,我們可以看到新科技的商品化程度在我國的發展,究竟我們的電腦產業是科研能力強,或是商品化能力強,還是只能做別人的Marketing Arms,處在最下游的位置。社會面則是探討這個商展對社會的影響。有的商展會提供很多研討與演說的場合,藉由思考,論辨來提昇產業和推廣某個議題。這方面是專欄作者和記者可以發揮的地方。

至於書展之所以受到廣泛的注意,那是因為書本身。書承載著歷史、文化、知識、商業、創意等各方面的意義。客觀地說,書具備了「政治正確」的魔力。

教育家、媒體、社會學家、宗教等各方面都予以書正面的意義。儘管大家都說因為電視、網路、新媒體的影響,導致買書的人越來越少。但是書展還是具備文化功能、說教功能、娛樂功能,影響力深遠。

因此書展相對於其他商展來說,一般大眾參與意願高,背後所代表的多樣意義和變化是值得探討的。對愛書人來說,書店是心靈休憩之地,書展則是朝聖的儀式,尤其國際級的書展。對一般大眾而言,兩者則是滿足了基本的文化和知識需求。

下次書展,我想我還會再寫。

星期五, 6月 02, 2006

書展的真實與想像

學校假期,正是熱鬧逛書展的好時節,這樣的傳統不知有多少年了。這一季由大眾書局主推的「第一屆海外華文書市」書展搞得特別大,特別受各界注目,電視上都可以看到廣告(不過目前還沒有看到出版社在電視上打廣告),頗有國際書展的氣勢,可謂創舉。

自初中在書展當工讀生開始(那年最暢銷的恐怕是《河殤》和紀錄片),我覺得自己與書展特別有緣,好幾年都在書展打工。加入書業那幾年更不用說,還有幸到過法蘭克福、美國、北京、福州、昆明、台北等國際書展,總覺得這樣子才能與世界出版同步。不過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因為幾乎每個愛書人都可以到各地書展參觀,關注當下和未來最新的閱讀資訊。據我所知,就有一些專業的書籍偵探(book scout)就是周遊各國書展和作家之間,為出版家與書商找尋好書的。

以我有限的經驗,書展大致可分為三種:消費型(大馬典型的書展模式)、訂貨會(是出版商與經銷商、書店的交易書市,例如中國全國書市、美國書展)、版權交易(如法蘭克福、倫敦、波隆那、北京),有好些書展則兼具以上特性,如台北國際書展(消費型+版權交易)、北京國際書展(版權交易+訂貨會+消費型)、美國書展(版權交易+訂貨會)。

要辦什麼類型或定位的書展,其實與主辦單位息息相關。有好多年,台北國際書展由政府主管的書商協進會負責,書展曾經試圖往亞洲版權交易的定位發展,然而始終難擺脫書籍大超市的格局。新成立的台北書展基金會由多家重要出版社共同成立,把台北國際書展定位成提昇「國際交流」、「出版機能」以及「閱讀生活」的書展,從這裡可以看出只有出版商和書商才會關心書展的發展。

有六百年歷史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則是由法蘭克福圖書博覽公司負責,其成功的書展模式,得到世界各國城市群起模仿,然而始終難以超越它(有興趣了解的讀者可閱讀《法蘭克福書展600年風華》)。今年5月5日法蘭克福書展更宣佈,從明年4月開始,在倫敦舉辦新的國際書展。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目前,分別於每年3月和10月舉辦的倫敦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春秋季兩大國際圖書交易會。新的國際書展以會場所在地伯爵宮展覽中心命名為“倫敦伯爵宮書展”(The Book Fair Earl's Court, London)。因此,有一天法蘭克福書展公司就會在世界有市場的地方,利用他們的模式舉辦書展,就像跨國企業那樣。

回頭看本地的消費型的書展。其實我很少在書展買書,即使購買,量也不多,因為我時常抱著狩獵新奇的心態參觀書展。然而這幾年本地的各大書展,都很少能滿足我這方面的需求,那是因為大部分的書,其實都可以在書店找到。話說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由於交通網絡的興建,郵政與通信事業的持續發展,使得原本唯一可以直接向終端消費者銷售的書市突然變得多餘,因此才會轉型為現代的法蘭克福書展。買書這回事,民眾已經走向書店或其他管道購買了。


來到二十一世紀,我們已經可以輕易在網路上購買書籍,書店連鎖經營,分店愈開愈多,逛書店的機會大大提高。以這個現象來解讀熱鬧的消費型書展,書展告訴了我們多少真實的事情呢?是否表示本地書商通路尚有不健全之處;是否民眾購書習慣很奇特,平時不買書,只等書展或促銷時大採購;對業者來說,是否反映了真實的閱讀市場;是否我們的出版業者又太過疲弱,讓位予中港台呢?我們都可以省思一二。

「第一屆海外華文書市」帶給我們希望的,是將消費型書展的規格提昇,主辦單位功不可沒。一個好的書展,也是一國的文化盛事,一個城市的品牌。這次主辦單位找到很好的定位,希望來屆可以發揮更多想像,擴大格局,把華文世界的出版者(不是書而已)拉來本地與民眾以及業者交流,舉辦同業的研討會。我們也希望更多的本地作者和圖書業者在大書市爭奇鬦艷,為愛書人服務。

星期一, 5月 08, 2006

今天來打書之《盛世天光》


上回見天葆是和愛義一起,在蘇丹街的南香雞飯(本來想去玉壺軒,那天卻休市)。那天就聽說他的新書快要出來了,《檳榔豔》也即將換版。天葆離開南院後,對寫作出書似乎抱有更大熱忱。我們談了一些題裁,他都感興趣。更驚喜的是,他為我們代理的畫家寫了一篇藝術導覽,篇名<
過眼雲遊記>,也發揮了自己的藝術想像力與一貫的筆調。坐擁書山的天葆,涉獵不僅於文學領域,難度極高的藝術,現在也難不倒他了。

文化養成本來就是一項細膩的巨大工程。從經濟角度。我們社會很少去實際支持這樣的人才,也很少發揮這些人才所附加的文化資本,僅以虛名待之。類似這種批評不容再多,因為不想激發悲觀想法。因此今天打書,一為校友,二為好書,三為吉隆坡情結,四為書名《盛世天光》與此部落格相似。(^_^)

離開教職,天葆目前為全職作家。全職作家不好當,我們不像共產中國,有國家社會支援供養;在馬來西亞,當全職作家首先作品要賣得好,廣被大眾認識(客觀條件),可以長期支撐生活,次要條件是作家本人要有極大耐力與毅力(主觀意願),同時願意委屈身兼多職(由寫作延伸出去的工作)。在我們不健全的文學經濟體制當中,恐怕還會讓天葆折騰一番,希望他可以勇敢前進。

《盛世天光》和《檳榔豔》一樣,仍舊由台灣出版社出版。出過多本書的天葆,似乎對本地出版社不抱希望。從市場現實的角度,由台灣人來做,是目前唯一勝的策略。然而這樣也一再顯示作家群對本地出版的信心危機,實為可惜。

新書我還沒讀到,便已急躁拉扯為天葆寫一點感想,我很期待這本新書,因為我從《檳榔豔》透視母親童年時所住過的地方,那是我身世的時光回溯,也是一代地方人的舊懷想。

天葆幫我完成了這一些。


打書資料:

《中國時報. 開卷版》書介
李天葆出生於吉隆坡。曾獲馬來西亞多項文學獎,筆風平淡幽渺,尤其擅寫馬華女性,殊不類馬華前輩張貴興的張揚濃艷或李永平的深沉詭魅。本書以老吉隆坡為背景,描寫三位馬華女性的命運:走入世俗名利塵網的黛芳、沉溺在異豔奇麗個人空間的蝶芬,以及從不理會時代變幻、不讓政治鬚爪上身,聰明地以保護色隱身一隅的金黛螺。

封面文案:
盛世裡的太陽下 她們的生命一一綻開半個世紀盡還芬芳 又或玉爐香燒 火蕊煙花 瞬間紅銷

她是她,我是我,一枝紅豔開兩蒂,卻奢求著吐露完全沒有身世相關的馨芬沁芳,各有各的一片香雪海──當黛芳緩緩走入世俗的名利塵網,以一抹霞光姿態閃入了茫茫人海裡;而蝶芬則自行封鎖了一切跟人情的交往,沉溺在異豔奇麗的個人空間裡。這個時代少了金黛螺的豔光點綴,不見得有什麼損失,但是多了她的存在,卻有著異樣的姿采豐豔,撩人心魂,甚至是變作當年象徵式的存在,只是她從來不理會時代的變幻;她聰明地以保護色隱身在一隅,不讓政治的鬚鬚爪爪爬上來。所以一切關於金黛螺的,從不屬於正史。

李天葆廣東大埔人,一九六九年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十七歲開始寫作。曾獲馬來西亞首屆客聯小說首獎、第三屆╱第七屆鄉青小說首獎、第二屆花蹤小說首獎、第二屆馬來西亞雪華堂優秀青年作家獎。已出版著作包括散文《紅魚戲琉璃》、《紅燈鬧語》,小說《桃紅鞦韆記》、《南洋遺事》、《民間傳奇》及《檳榔豔》。
曾主編馬來西亞七字輩至八字輩的散文詩歌選集《沒有別的,只有存在》。曾撰寫昔日光影時代曲專欄「珠簾倒捲時光」,後來類似的懷舊專欄有〈繁華再續〉、〈葆記桃花源〉、〈百花亭〉、〈桃月町〉、〈天寶圖〉等,雜文專欄有〈蕉窗椰影月更嬌〉、〈遊花園〉,書評專欄〈寶蓮燈〉等。

星期日, 4月 23, 2006

世界書香日:送自己一本書

為了等裱畫的師傅歸來,我去了商務印書館,有一陣子沒去。書店沒多大改變,顧客不多,店員還是忙自己的,從來沒和顧客打招呼,播放的音樂搭配不錯,正好可以讓自己暫時與世隔絕,自在地遨遊書海。

很久不關注書業發展,自然很久沒有購買相關的書籍。在一個大平台上發現了一本《法蘭克福書展600年風華》,封面是黃紅黑三色德國像徵,紙張用得很精緻,下意識還是促動我去拿起來翻閱。顧名思義,本書是談法蘭克福書展的歷史,如何從一個市集變為全球最大的書展。第一次去法蘭克福書展,就被初秋的冷給打垮,但是新鮮感,恐懼感和任務,教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初見書展之大確令自己咋舌,第十一館是我們的重心,三天的時間我和老闆幾乎都在這裡周旋,分頭趕每半小時一輪的訪談與諮詢。我一口破的英語自然無法很好在這裡發揮,但是到達歐洲綜合館,我們一樣「有口難言」 ,英語無用武之地,可以想像此展之世界性與複雜性。


                  新的床頭書


第二年與我去的同事,一個懂德語一個懂法蘭西語,我變為陪袝,聽著他們流利的交談,我自嘆不如,只能輔助他們選書的看法。現在他們都在新的出版社獨當一面,赴法蘭克福書展其實是這個行業新兵的一場修練。有時很懷疑每年都去法蘭克福的出版人會不會覺得很無聊,尤其那些每餐都要吃中餐的前輩,為什麼每年還要去呢?因此,我覺得出版人出席法蘭克福書展已經成為一種儀式,一種證明,證明自己還在出版業活動,並且保持出版的敏感度。

就這樣,為了喚起我的敏感度和理想,我將書買下來了。同時作為世界書香日的一份禮物。

星期三, 4月 19, 2006

禮儀和閱讀何止一場運動



文化部在內閣並不算重要的政府部門,卻是我最感興趣的政府機構,因為他們的施政是隱形的,是長期性的,影響力是長遠的,卻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上個月有一則消息說,文化、藝術及文物部將於六月份展開「全民閱讀運動」,藉此提高閱讀風氣。自從阿都拉上任,一向推動閱讀的國家圖書館已經從教育部轉移至文化部,因此文化部將擔起推廣閱讀的大任。如此看來,文化部可說是目前政府部門中推動最多運動的單位,前有推動多月的禮儀運動,現在有「全民閱讀運動」。有時候還真替文化部擔憂,因為這些運動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大工程,就像交通部所推行的態度運動,改變的是人的品性與創造力。

禮儀運動一月份推介以來,宣傳的火力並沒有減弱,除了在首都一些主要大道看到懸掛的宣傳品外,我們每天電視電台上都可以聽到Budi Bahasa Budaya Kita的宣傳主題曲,政府也曾邀請流行歌王歌后宣傳造勢,試圖引起年輕人對自身修養的關注。有興趣想知道什麼是禮儀的民眾還可以上網去下載《禮儀指南》(Buku Panduan Budi Bahasa Budaya Kita),來一場自我修養的改造。

政府要推行禮儀運動,我們很難採取反對的意見,只能感嘆自己好像來到了中國:到處可見的「文明示範單位」、「文明十大生活守則」,不時地提醒自己的不文明與修養不足。大馬禮儀運動雖然沒有這麼嚴重和鋪天蓋地,但其意義幾可相近。然而,成績要如何評估?如果從個人來評分,是否應該計算自己一天說了多少「謝謝」,「你好」、「對不起」,以及對人微笑的嘴巴彎度。說到底,大多數人很難明白這項運動的真正用意。

剛剛出爐的調查報告指出,大馬人民平均每年只閱讀3本書,這包括報紙及雜誌在內。副部長黃錦鴻說大馬的閱讀風氣日趨下降,也許他不知道先前的報告記錄是2本書。無論如何,他說政府每年將撥出500萬令吉來推動「全民閱讀運動」,以求達到該部門所設定的目標,提升人民的閱讀風氣。如果500萬令吉讓全民來買書,那麼每人也僅得二十仙,好像一份報紙也買不到。就這點來說,成效有限!政府似乎也知道能力有限,所以不得不結合民間力量,如居民協會、睦鄰計劃中心等社區組織、學校、社團、非政府組織等等,希望他們開闢閱讀室,鼓勵大家「共書」閱讀。

我們無意冷嘲熱諷,何況文化部的概念出於善意,並且盛意拳拳。只是我們擔心如果政府和民間社團都把禮儀和閱讀看小了,當作一場運動或活動來搞,那麼便失去其背後的深意,因為這可是攸關我們國家的軟體競爭力的大事。

劉鎮東說馬來西亞現在正處於不上不下的中層國家困境,要如何破繭而出,我想很多人都會贊同這與國民的素質息息相關。說起素質,可能跟李敖所說的「種」相同,也就是所謂的「軟體力量」。我們不要「種」不好,就妄自菲薄,因為「種」是可以改善的。我們必須將我們的軟體力量搞起來,而「修養」與「學習力」是兩大要素。禮儀和閱讀背後的支撐點就來自於這兩種力量。因此,強化軟體力量應該是一項國策,規劃執行的單位不應該單屬於文化部或教育部,應該是跨部會的國家戰略。

我記得多年前,天下文化出版社的創辦人高希均提醒台灣人在發展的洪流中不只成為出色的「社會人」及「經濟人」,應該過渡成為「知識人」,擁有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世界觀,關心和參與社會,創造與溝通文化。我想當前大馬人也應該自我期許成為一位「知識人」,擁有「科技腦、人文心、鄉土情、世界觀」的黃金組合,以便與世界接軌。這樣的格局,我覺得比政府推動的禮儀和閱讀運動更加全面與宏觀,同時好好重視閱讀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