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產業往何處去?

韓國不斷創造經濟奇蹟，在文化創意上亦驚喜連連，近年強勢的影音外銷已經不用多說，在傳統文化維護亦大張旗鼓，君不見韓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端午祭」列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讓我們體會到文化難以獨享與獨佔，其力量來自分享與創新。

今年最讓我吃驚的消息，是韓國的出版業者竟然蓋起出版城，創造另一個世界第一。記得幾年前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看到發展商在書展推銷以書為主題概念的新式住宅區，教我印象深刻，如今韓國出版業者更勝一籌，格局和策略影響深遠。

這個被稱為「坡州出版城」的夢想城市，絕對不像我國幾年前推展的「電影城」，曇花一現。占地160公頃的坡州出版城市，由核心靈魂人物李起雄和業者集資3千4百萬令吉，加上政府貸款3千3百萬令吉，以興建「亞洲出版資訊中心」，創建「知識與資訊誕生的基地」為目標，分兩期工程興建。第一期是將創意發想、編輯、印刷、裝訂到物流等出版產業鏈各環節籠絡於此，目前已有150家業者以購地建屋或承租方式進駐，明年3月全部完工。第二期重在吸引音像、電影、設計和運動休閒等領域的業者，預定2010年完成。政府並依照振興文化藝術的法案，給予進駐坡州出版城市的業者，五年全免、三年半免稅賦的優惠條件。（詳見台灣民生報或udn.com，十一月十八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坡州出版城」是我國的Putrajaya或Cyberjaya，雖然土地面積小巫見大巫，但我們仍然清楚看到這個國家的企圖心。

坡州出版城從構想至實踐，是韓國出版業者為突破出版委糜不振的困境，而發出的夢想。雖然建城這個大手筆不能決定出版業的存活，但在這裡我們看到是業者與政府的裡應外合，化被動為主動的積極步履。

(上圖：台灣出版人在世界中文書香的攤位）


眼見韓國出版此番奮起景況，台灣出版業者不無擔心自身的發展，尤其數位出版（Digital Publishing）不及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還處於初期發展階段。台北雜誌公會理事長、遠流出版董事長王榮文呼吁業者團結合作，謀求生路。王榮文認為台灣目前由出版社零星發展數位出版，多屬賠錢生意，應統籌出版社、作家、科技界，共同集資開設數位出版公司，方能打開市場。台北出版業者近幾年都有團體出擊的動作（例如參加本地書展），但仍自覺不如韓國業者般團結。

（圖：世界中文書香書展：本地中文出版路在何方？）



回到馬來西亞，出版業交流與合作（除了報界收購和合併）是很鮮見的，即使以書商為主角的書展，尚無出版論壇等研討對話，即可看出目前出版業還未領導書展功能，因此就更難就業界籌劃和開展新的出路。要知道出版者偶一精彩的表現不足以為他們帶來且長又久的燦爛，更何況大多數業者都還是資源缺乏，一旦海外文化集團壓境，我們的處境就更加難為。

本地出版業者整合和創新之路是否需要，是否可能，端視他們想走多遠。如果出版業不孤獨，那麼神傷是不存在的。

進軍出版，書店的新契機？

從出版到經營書店或由經營書店兼做出版，一直都是書業的一大主流，尤其是華文書業。將出版與書店視為上下游不同的專業（中游還有經銷批發商）應該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我想那也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專搞出版社，主攻內容生產，以及獨立書店越開越多的結果。

不過，事情的發展也相當奇妙。隨著書店與出版各自專業的發展，兩者之間在近十年又找到新的匯流點，以新的戰略再次於書業激起波濤。對了，我們要說的，正是近年來國內外大型連鎖書店的出版大動作。例如一向專攻書店的台灣誠品，今年即成立「誠品出版」事業部，逐步展開出版業務，為閱讀大眾提供優質出版品。

由於充分掌握國內圖書消費資訊，以及以量制勝的書店規模，連鎖書店憑著優勢進軍出版，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這背後的邏輯就類似我們走入霸級市場，可以找到該市場標籤的商品一樣，消費者以較低的價格買到同類商品。比較不同的是，圖書不同與一般消費商品，其個別內容的獨特性比較強，銷售困難度更高。



本地涉足出版的書店包括MPH、大眾、大將和學林。其中大眾在全球華文市場布局，企業涉及上中下游，表現最為積極，其出版種類繁多，包括童書、文學、商管、勵志、食譜、生活類等等，大部分以台灣版權書為主。MPH與學林目前尚屬小規模出版，以本地題材為主，不過方向與品味大異其趣。MPH藉由政商關係，以出版伊斯蘭課題、商界名人傳記投入出版，成績尚待觀察；大將書行與出版社雖各自獨立，但藉由運作共同品牌，書種以本地內容為特色，在讀者心中已有江湖地位。學林則以獨立書店的姿態做出版，與前三者的出版邏輯不同。

美國知名的大型連鎖書店巴諾書店（Barnes＆Noble）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參考的例子。巴諾於上世紀末遭遇了網上零售的挫折之後（不敵地球上最大的書店亞馬遜），即加強在出版方面的投資和操作。據《中國圖書商報》的報道，美國新書市場最近幾年已沒有多少利潤可賺，巴諾因此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低成本、高回酬的再版圖書出版領域，包括對經典圖書、生活類圖書以及咖啡桌圖書的再版，再版的版稅很低甚至沒有版稅，使得巴諾可以快速從出版獲得利潤，約佔書店年銷售額的3%。

然而，對於出版競爭激烈的美國出版業來說，書店去搞出版並不獲得其他出版社的認同，最直接的利害關係是影響出版社的供貨，排擠其他書籍在書店的展銷空間。再來，書店知道什麼樣的書好賣、什麼樣的書難賣，因此書店憑著第一手的出版情報，選取暢銷的題目，以量出擊，並且採取超低價策略切入市場，打亂原有的市場定價行情。以上的情形或許可以提醒我們的書店，應多方面考量出版業者的發展空間，出版社方面亦應減少重複出版。

值得本地留意的是，大眾書局隨著其在國際事業版圖的擴張，從過去向出版社採購版權轉換繁簡體到今日直接海內外作家簽定合約出版，在在顯示其國際出版的影響力。從本地的觀點來看，當初書店的主要目標是打擊嚴重的盜版書（對新加坡公司而言，這應該不是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創造新的利潤點，然而未來是否可演變成為「本土－國際」連結出版的新模式，即是國際又是本土，即是本土又是國際，是本地作家最為關心與期待的。

不過，畢竟從事本地出版是一個脆弱的文化工作，各大書店在為讀者出版本身品牌的讀物之時，亦當小心維護與鼓勵本地出版業者，讓書業更為茁壯成長。

閱讀的財政預算案

政府月初公布的2007年財政預算案在媒體上熱鬧幾天後，很快就被其他議題淹沒了。明年的預算案對書店業者和出版社，甚至個人而言，都算是喜訊一則。明年開始購買書籍可獲得的所得稅免稅額，從每年的700令吉增加至1000令吉，主要目的是為了塑造社會的閱讀文化風氣，及提倡終身學習運動。

國家預算案是大課題，一旦落實則反映到我們的個人生活裡。對此購書扣稅措施，筆者有時候不免思索，到底扣稅額提高是因為本地書籍價格過高，人民的錢不夠買書，或者購得的數量不夠多，還是因為大眾過去對此措施無動於衷，政府要用強捧來提高閱讀習慣呢？

當然，對愛書人而言，能獲得的所得稅免稅額愈高，給予他們的鼓勵就愈高，買得愈起勁，一般上他們的消費往往都會超過免稅額的標準，如果以個人月入三千元來計算，一年一千元的閱讀消費倒還符合情理，端視他要不要善用這筆預算。不過對大部分人來說，購書這回事還是有一個潛意識的消費預算。

理財專家對此有一套說法。他們認為一個家庭的休閒娛樂消費預算應該控制在15%內，其中項目包括文化（如購買藝術品、觀賞表演藝術）、閱讀、旅遊、娛樂等等。無可否認以本地情形來看，在這幾個項目內，以旅遊和娛樂為強項，文化和閱讀為次要選擇。副首相納吉近日即感嘆國人愛娛樂多過閱讀。然而在歐洲，儘管娛樂產業發達，圖書這一傳統產業仍然佔據著難以動搖的主導位置。據稱，2005年法國的圖書市場銷售額約為85億歐元，佔到娛樂市場的48.7％，德國這一比重更是達到55％。

關於書籍消費，很多人會批評本地書價偏高，是導致閱讀風氣低落的原因。森美蘭州務大臣也說話了，他要求政府拿出對策以解決書價的問題。首先他認為紙張的價格高漲導致書的價格提高，因此他建議政府多發出AP給商家進口外國紙張，以抑制價格。與此同時，提供扣稅措施予出版社，以減低出版社的營運成本，進而減低書價。例如2007年，凡每年接待至少500名外國團遊客或1200名本地遊客的旅遊公司，將豁免繳交所得稅至2011年；生物科技業，從投產起可免所得稅為期10年或得100%投資稅務津貼，為期5年。類似的措施可激勵本地出版社。

自2002年起，瑞典政府將出版行業的消費增值稅降低了一半，使得書的價格也大幅下降。雖然我國目前還未實施消費增值稅，但是若能針對文化創意產業降稅，將無形減輕他們的成本壓力，使得價格會降低，對消費者而言是一大好處。同時鼓勵文化創意產業的成長。



不過森州州務大臣也許不清楚，目前書店絕大部分的書都是進口為主，本地出版佔的量很少（約一年七千種），進口書的書價都是依據國外出版商的定價來輸入。以我們相對低的收入來買國外的作品，確實比較吃虧。如果我們覺得閱讀進口書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也就不要再埋怨，因為這是難以改變的現實。

挽救人民的閱讀風氣，本來不能光從市場消費來斷定，因為公共圖書館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以我們一直為人詬病的圖書館服務來說，我們對閱讀率又有何指望呢？這時候我們又不得不感謝連銷書店的偉大，同時也同情鄉區的民眾（因為連鎖店不會看上你們）。

其實1000元的所得免稅額也只是個數字虛象，民眾從書可以得到多少好處，是真實體會才會知道。最後再以高希均的名句：「自己再累也要讀書，工作再忙也要談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住處再擠也要藏，交情再淺也要送書。」與大家共勉。

OPM、OPT、OPR

幾年前，富爸爸的「商業學說」流行當兒，我身邊的多個朋友曾經迫不及待地傳授我富爸爸的幾項招式，其中一個我最常聽到的是OPM（Other People’s Money）和OPT（Other People’s Time），最近自己查尋，還有一個OPR（Other People’s Resources）。我相信清崎先生實驗成功的原則不無不好，只是我認為運用的心態和對象應該謹慎。

致富是眾多人的願望與目標，我也很想，只是沒有化為行動。因為要提早退休，輕鬆致富，越來越多聰明人喜歡用OPM、OPT和OPR，並且將這些方法與思維發揮極致，以達成他們的目標。首先他們會選擇創業當老板，但是他們不掏錢投資，不在乎那是什麼行業，自己熟不熟悉，也盡量不親自下海工作，他們的腦子盡想著如何利用周圍的資源（另一種說法是節省成本），包括他人的時間、金錢、交通工具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形和無形的東西。他們僱人不付薪資，當產品賣出或勞務付出，才讓工作者（他們會稱呼他們為「事業夥伴」）抽佣，並且給予免費或廉價的讚揚與掌聲，如果可能，他們會用別人的福利或資源來給你獎賞。

他們享受自由的時間，等待夥伴來電回報業績（運用別人的資源，省下自己的電訊費），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在想擴充／開發其他類似不相干的業務。他們不負責我們從前認為一個老闆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當業務發生危機或責任追究時，他們會把責任轉嫁給「事業夥伴」，讓他們來應對顧客。他們有的擁有博士學位，他們是新貴，是富爸爸調教出來的。

在另一方面，本地的藝文界也常使用類似的槓杆原理。台灣藝術管理顧問桂雅文不久前給本地藝文界上課時，談到許多歐美國家藝文團體的生存之道。其實我們與歐美的情形都幾乎一樣，藝文團體缺錢缺人缺資源，不過當地人知道文化對一個社區或企業的重要性，建構性的社會責任觀念影響著他們去支持和關心藝文團體。

於是一些有利於藝文團體的機制建立起來了，例如義工體制。表演工作者在忙於排演與準備演出事宜的當兒，無暇被照顧的孩子與家人將會獲得義工的協助，只要他們在社區和藝文的網絡提出請求，可能就有幾十人伸出援手。這些義工不直接支助藝術表演，但他們幫忙表演工作者，使他們獲得免費或廉價的資源，間接使藝文活動得以成功，這是OPR和OPT的典型例子。

活動經費與薪資一向是藝文界最大的困擾，所以募款是最常見的方法，藝文界這個時候必須用OPM。不過募款談何容易，很多書告訴我們最好不要向陌生人提出募款要求，否則會碰得一鼻子灰，但是熟悉的有錢人又有多少人願意贊助呢。所以OPM不易為，藝文界就要花心思在OPR的請求策略，以求與合作的單位取得多贏的局面。

當我們碰到想運用OPM、OPT、OPR致富的人，千萬要提高警愓，不要讓自己被平白利用了，因為我們深切認識到這些人為的是一己的利益。但是對於真正有需要的藝文團體，他們有足夠的理由要求OPM、OPT和OPR，因為他們的貢獻不只是為了自己，而是他們的社區和文化。

本地出版獨立了嗎？

因為獨立日，星洲<悅讀周報>編輯給我出了這道題目，叫我談談「本地獨立出版」。在本地探討獨立出版確實是相當奇怪的事情，因為相對於本地書店大量陳列的美英中港台書籍來說，我們不得不承認「馬來西亞出版品」本身即是一個最大的獨立品牌。

在歐美國家，獨立出版社或獨立廠牌是有其特別的意義。其獨立除了表現於資金與營運外，亦表現於其內容特色方面。現代出版在十九世紀的美國開始蓬勃發展，市場化與企業化的運作，使得美國的出版社變成大怪獸，在併購熱潮風起雲湧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社亦無可避免此浪潮，許多著名而有歷史的出版名社都納入大集團，變成企業賺錢的一環。

儘管集團化對出版編輯的獨立和創意影響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嚴重，但是對許多出版人和作家而言，他們認為書籍的種類與題材不僅止於我們在主流書店所看到的有限風景，有許多小課題與特色題目，甚至反叛主流價值的內容應該讓它面世，扮演思想先鋒的積極角色。因此，在「大媒體時代」，我們更應該珍視具有獨立精神的出版社。

無可否認，絕大部分的獨立出版和書店都面對資源有限、營運不善以及市場競爭的問題，名聞遐邇的台北桂冠書局剛剛於八月中結束營業就是很典型的例證，桂冠以文史哲出版為主要項目，引進當代思潮不遺餘力，其附屬書局為主要的銷售點，設於台灣大學商圈，多年啟迪莘莘學子，備受推崇。如今書局經營不善而結束，也會影響桂冠書籍的銷售。



本地的出版都是以生產「馬來西亞內容」為主，他們面對同樣的問題其實是多方面的，不論其為獨立出版（個人自資、小社小眾讀物、小社大眾讀物），或是主流專業出版，目前在國內都仍是弱勢族群，他們面對最大的對手是國內的大型書店業者和國外的出版商（包括獨立與主流專業）。

大型書店支持本地出版的力量十分有限，多數業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引進國外書籍，以滿足讀者的需求和企業的獲利。本地獨立出版社在推銷他們書籍的時候，常常會面對退書與進書，甚至收款不順暢的問題。以他們有限的人力財力來面對大型業者管理偏差與失當，不僅搞得自己沮喪不已，也會讓自己元氣大傷，信心低落，使得本地的出版始終處於不健康的狀況。

再者，由於大部分本地出版社鮮少涉足國際出版，以版權交易來限制海外書籍的直接進口，因此海外出版品與本地出版品在本地書店可說是短兵相接，在大兵壓境之下，本地獨立出版，所面對的壓力更為嚴峻，突破重圍更形困難。

無論如何獨立出版在文化上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在任何國家他們都是藝文的先鋒，地位備受肯定，大型集團亦不敢小覷。美國獨立出版社與個人非常懂得運用聯合的策略，他們有共同的網站與經銷網絡，把眾小力量，集結成大力量，打開國內外的市場，在國際大型書展亦不缺他們的身影。我覺得這是本地獨立出版最迫切需要的方法。

除此之外，專業的管理與行銷能力是當前各個文化團體，包括獨立出版的共同修練，如此才能保住與開拓資源，長久經營。海外市場聽起來好像遙不可及，但如果各獨立出版社可以聯合成立機制平台，共同謀劃，走出馬來西亞是指日可待的。

獨立出版是我們文化最珍貴的部分，唯獨立靠實力，但願在此獨立日，祝我們的作家與出版人創意不斷，財富日增。

我們的雜誌夠看嗎？

走進書店，常常發現最多人潮的地方就是雜誌區。雖然站在那裡翻閱的比購買的人多，但是雜誌的銷售量和成功率畢竟還是較高，因此大多書店無不將雜誌區安置於店裡的黃金地帶，以吸引人潮。如果沒有估計錯誤，在紙本媒介當中，大馬人最愛閱讀的是報章，接下來應該是雜誌了。



「包羅萬象」與「獨特個性」是最能形容雜誌的類型與特色。大致你感興趣或不感興趣的，市場上都至少有一本雜誌呈現相關內容，真的，有些專門或同人雜誌內容，其新奇古怪，不是憑個人經驗可以想像到的。我想，只有海納百川的網際網絡可以成為雜誌的最大敵手。

大馬的中文雜誌市場其實和書籍的情況差不多，仍然是台港雜誌的天下，我們所能閱讀到的雜誌也是那種暢銷類型的，例如時尚、娛樂、生活風格等等，其他種類雜誌買少見少，對喜愛閱讀雜誌的讀者來說，這樣的現象正是扼殺了雜誌的生命力──包羅萬象而又兼具獨特個性。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過了那個「要害人去教唆辦雜誌」的年代，本地中文雜誌數量近年雖不是如雨後春荀，但也有增加或轉型的現象，不過要找出一本品質內容上好的雜誌，恐怕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因為我們看到許多雜誌並沒有往「內容取勝」的方向前進，反而朝向「盈利為上」的模式，失去平衡了。

當代的雜誌都由商業管理菁英主導，它們多是跨國集團，講求合情合理的商業績效，在雜誌的視覺與觸感上都可以盡量做到最好，我們發現本地的雜誌在這方面也是有進步的，但是如果要談內容的可讀性、可信度，我常常都會保持懷疑的態度。

雜誌主要靠廣告維生，讀者也愛看廣告，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廣告與內容無所分際，滲透無孔不入，這就變成很大的問題了。舉個例子，我們常看到很多本地商業管理雜誌的封面主題，不少是主題人物或企業所付費的，我不曉得廣大的讀者會相信這樣的內容嗎，被訪問的公司會不會覺得公平？說起來，我們還真的需要這些商業管理雜誌來為我們發掘議題，提供商場上的有用訊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講求競爭力的全球市場，但如果雜誌不是以完整的企畫和深度的採訪來呈現內容，我們只能感覺那是一道快熟式的牛肉簡餐，嚐不到原汁原味大塊的牛肉。

為了清楚說明雜誌是可以賺錢，而又在內容品質上可以做到最佳的，讀者不妨閱讀台灣的《天下雜誌》。這家創刊二十五年的商業雜誌獲獎無數，去年奪得亞洲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出版業同業組織SOPA－「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所頒發的「亞洲最佳雜誌獎」。與此同時，她們也是一間獲利豐厚的出版公司。

我們期待本地有這麼一兩家雜誌公司，像《天下雜誌》一樣，珍視和培養編採人才，我們就「很夠看」了。

緊貼時事，現在讀書

有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是怎麼開始的：「緊貼時事，現在開講」。每天多個電視台的時事節目都會挑起一個話題，請時評家發表評論或進行街頭訪問，讓我們深入的了解新聞的背後與我們的切身關係。所謂時事，就是當前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涉及公共利益，一般上都是以政治和社會問題為主導，遍及國際與國內事務，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在新聞媒介有一個理論叫「議題設定」，受過新聞教育訓練和資深新聞從業員都知道這個理論。即透過媒體的強調，讀者從中得知某些事件議題的重要性應為何。新聞媒體對某些議題報導的多寡的結果，改變了一般大眾對議題重要性的認知。我們每天所關心的時事，很多時候就是透過這些編輯「議題設定」，來決定那些事情值得我們注意、思考。作為閱聽人，不可不慎。

「議題設定」的研究已經從過去「新聞媒體如何設定公眾議題」，轉向關注「誰設定了媒體議題」，是公眾、決策者還是媒體本身？在下面談論出版界情況時，讀者也不妨轉換思考一下。

近年書籍出版方面，也有一股「緊貼時事」的動向，這些書有的因為具備話題性，在市場上擁有暢銷的潛力，值得我們來共同閱讀這個現象。在我的觀察裡，這些「議題之書」大致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以評論為主的，如法立諾的《第三隻眼睛看馬來西亞》、燧人氏社編著的《掀開華小的地毯》和《嘩！停播了：嘩！FM停播紀實》；其次為寫實報導式的，如土司工作室的《新新關係》和古玉樑的《528南洋報變大揭密》等等。

我們每天從報章、雜誌、電視都可接觸到不同層次，製作水平不錯的時事節目。它們的主要功能是提出、喚醒我們對某個課題的注意與認識，至於在發掘深層意義的部分，我認為書籍出版，尤其報告文學和時事評論都還有極大的發揮空間，主要是因為書籍在主題範疇、表達形式的約束相對較低。書籍除了為我們全面分析歸納，還提出新的問題和觀點，是一般媒體辦不到的，讀讀《新新關係》就知道。

我個人比較看重屬於第二類的寫實報道。為什麼呢？猶記得大學時代，當時有一本暢銷書叫著《捷運白皮書：4444億的教訓》，兩名主跑捷運新聞的記者經過長年累月的調查，寫出了一本厚達四百多頁的書，揭露市政府如何耗盡公共財產蓋出一條問題重重的捷運，當中牽連的官商弊案、黑道介入、廣告回扣案、八國聯軍顧問團等問題，全部都叫我們納稅人難以忍受的，想必既使本地讀者讀來也會心有戚戚焉，也會感嘆為什麼本地沒有專業的記者來為我們執董狐筆。

中國的報道文學一直都有非常大膽出色的傑作。其中一本銷售八百萬冊的《中國農民調查》，影響力巨大，全書就在為中國九億的農民發聲，直言改革開放下中國農民真實的生存困境，兩名夫婦作家與農民站在一起，寫出悲苦的生活，批判著自私的執政當局。

報道文學不一定以本土為出發點，具備國際視野的作家會讓自己的熱誠放野海外，為我們寫出世界上被忽略的角落，以及最不能忽略的課題。人文情懷濃厚的香港女記者張翠容是這方面的佼佼者，《行過烽火大地》《大地旅人》和最新著作《中東現場》已經使她成為新聞界的中東問題專家。

出版人在研判一本「議題之書」的出版是相當具考驗的，有些書當完成編輯流程時，恐怕已過了議題的熱潮，影響了銷量，所以時效性務必掌握得好。雖然本地擁有太多議題可以發揮，但是面對報道文學作家的缺乏和不夠專業，出版人要開發此類書籍也是大問題。因此期望中文報界可以支持自家的記者往「重量級寫作」的方向發展，出版具影響力和滲透力的巨著，擦亮報社的招牌，為讀者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