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出版業要小兵立大功

馬來西亞銷量最大的華文報《星洲日報》最近舉行七十五週年報慶，同時推介了該社出版的三本新書，這意味著大馬華文出版界今年將多了一支生力軍，對文化界而言實為可喜的現象。

報社參與圖書出版在大馬不是新鮮事，另一家華文報《南洋商報》在很早之前曾發行文學叢書，新近九十年代《中國報》也出版了少量書籍，主題涉及雜文、報道文學和財經類。不過它們都後繼無力，未能在大馬創造報社出版圖書的美好事業（相對於香港《明報》旗下的明報出版社、台灣《中國時報》旗下的時報出版社、《聯合報》聯經出版社，它們都是區域裡成就卓越的出版社），實為可惜。畢竟報社在本地具有最強的文化資源和輿論的吸納能量，比起努力為找作者而煩惱的小型出版社，更為得心應手，加上報社強大發行網絡亦可成為有效的銷售渠道，實教人稱羡。因此，我十分期待《星洲日報》可以憑其雄厚的人財物力，為本地圖書出版作出貢獻。

大馬華文圖書出版近年有小進步，但沒有大突破，這可從這一兩年本地華文書市低迷與單調的書展看出端倪。本地華文出版社出版量少，也很少主動出擊參與和策劃書展，使得一向能見度低的本地書籍更難以直接與讀者見面，造成讀者對本地出版沒有深刻印象，即使有，也是不好的印象。因此我深深覺得，本地出版品牌亟待提升。但該從哪裡著手﹖

過去數十年，大馬的華文出版主要局限於中小學教科書和少量的文學書種，出版品不夠多元。另一方面，長久以來出版界都是仰賴作家和知識分子的非專業參與，自資出版者更不在少數。由於缺乏專業經營，便無法創造一個有價值的市場，出版產業可說是十分空洞。這種現象惡性循環，形成作家埋怨沒有讀書人，讀書人感嘆本地沒有好作品的問題﹔出版社的角色在這方面不是被邊緣化、不受重視，就是自我設限、沒有發揮功能。

九十年代末，由於知識經濟的推廣，新型態的文人參與，大馬華文出版有了新發展。由本地作家傅承得創立的大將出版社九九年起以本土內容為創業基礎，大規模出版各類書種，開啟了本地多元閱讀的風氣。目前大型書店售賣有關本地出版的書籍中，約三分之一是大將的產品。可以說，大將出版社的成立是大馬華文出版業的新里程碑。然而，大將大規模（相對於本地其他綜合出版社）出版文化社會效益多於經濟效益的書種，如何在市場上存活，是極大的挑戰。

當台灣大型出版集團在搞資本運作、進軍各大華文市場之際，當中國出版集團在搞組織戰的時候，大馬中小型出版社應把眼光集中在創意運作上，並把眼光放大，以小兵立大功的方式與世界各國內容生產者合作。小國寡民的荷蘭是著名的出版大國，出版社即運用這樣的模式馳騁全球市場，他們在數個專業領域的出版獨步全球，甚至還透過資本運作控制英語出版社。大馬出版社也許還沒到這個階段，但應把握文化資本的運用，超越本地市場。傅承得曾提出相對兩岸三地，大馬可以成為華文出版的第四板塊，我認為這個構思也可以成為大馬出版人的經營策略。

但在我們談創意的時候，其資源又來自哪裡呢﹖我認為，主要還是來自文化與消費者。消費者課題需要精確的統計資料佐證，暫且不談。我們一直認為大馬融合東西方文化，各文化在這裡具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但我們始終沒有一一的盤點這些文化資源（廣義的文化），將其運作為文化策略，為我們的文化增值生財，相當可惜。舉例來說，僅僅在伊斯蘭文化或世界宗教文明的課題上，我們就可以為華文出版貢獻良多。本地華文出版界可從自身特殊的文化和生活場域裡，認認真真出發去產生創意內容。為什麼是大馬，而不是東西交融更密、資訊發達的香港、上海或台北呢﹖因為大馬所幸沒有被過度單元和主流的文化淹沒，我們對各文化又都保持了一種親密的感覺，只是我們沒有深刻的將這種文化感覺加工為文化創意產品。

過去本地業者對文化產業認識不夠，信心不足，認為文化是虧本的事業，即使自己有興趣投入，也要等到在其他業務賺錢時才回過頭來投資，再不就認為那根本是文化人的事業，與己無關。因此，我們有必要熟悉這個既古老又新興的產業，尤其在經濟管理方面的知識，以創造可觀的產值。

我相信，一個文化強國，總是經濟強國﹔如果現在不是，總有一天也會達致，大馬人民應對我們本身的文化抱有信心和興趣。

＜亞洲周刊＞28/03/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