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

Syed Husin Ali是我在上世紀80、90年代少數知道的馬來政治人物。無他，由於自己是長達二十年只閱讀中文報章的讀者，要想全覽馬來政治人物是件不容易的事。加上巫統長年一黨獨大，只要知道那幾位頭頭就意味知道所謂的馬來政治。

Syed Husin Ali是有別於那個年代，以至這個年代的馬來（巫統）政治人物，他所代表的牛頭黨（人民黨），盡管多次出征不利，但他所發表的，則超越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言論，總是讓你“耳目一新”（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也符合較多華人的政治取向與看法，因而顯得如此特別與親近。

《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馬來文版最初發表於1977年，當年在霹靂太平政治扣留營完成（參與華玲反飢餓示威游行而遭逮捕），英文版則在1978年譯成，而中文版則遲了整整三十年，直到2008年308政治海嘯後再經過修訂，終於出版。

〈誰是馬來人？〉開宗明義談論馬來人的定義與矛盾，為這本書揭開序幕，對於一般讀者，如果沒有時間將整本書看完，此篇可以作為認識馬來人的一個起點，我認為這是作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必修的社會歷史學分。

按社會文化意義，馬來人指的是居住在整個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包括馬來半島，以及組成今天印尼和菲律賓的成千上萬個島嶼的族群。而根據我國憲法，凡信奉穆斯林的宗教，習慣說馬來語，遵循馬來習俗，以及（A）於獨立日前在聯合邦或新加坡出世，或父母其中一人是生於聯合邦或新加坡者，或者在獨立日定居於聯合邦或新加坡；或（B）是該類人士的子女，都可以被視作馬來人。

Syed Husin Ali 認為從兩個角度來看現實上的馬來人，都會出現相當多的矛盾點，例如一位華人，皈依伊斯蘭，娶馬來女子為妻，跟妻子和子女講馬來話，並在日常生活中奉行馬來習俗，按憲法規定，可以被視為馬來人。然而在憲法和歷史及社會文化的定義之間，馬來人的定義是不同的，Syed Husin Ali以此來破除“馬來人至尊”（Ketuanan Melayu）的迷思，要解決馬來人所面對的困境，不能只從種族的角度來討論。因此，“馬來人團結”（類似華人大團結）是一個政客虛構的希望和和夢想。這個團結的口號僅能成為口號，如果只是服務於政客來取得政權，而對平民無利可圖，他認為，馬來人權力的政治要有意義的話，就必須追求真正的團結，以大多數弱勢下層人民團結為基礎，而不是制造分裂和流血。（P40）

Syed Husin Ali不否認馬來人的前途主要取決於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的課題的變化。這本書在三十年後依然具有價值和意義，是因為困撓著馬來人，以及全體馬來西亞的種族思維依然根深蒂固，而Syed Husin Ali的分析歷久彌新，為此感嘆之余，我們有幸能有一位言行一致的政治行動家，繼續為公平的社會孜孜不倦。

禁書教會我的事

2010年1月28日，沙林傑以91歲高齡逝世，他的成名小說《麥田捕手》如今被美國列為青少年讀物和教材，也被《當代文庫》和《時代雜志》評選為百大最佳小說被《當代文庫》評選為百大最佳小說。全球總銷量逾6千5百萬冊。

不過，這本傳世作品也是具爭議性的，其內容因為述說青少年對於虛偽社會的反抗，充斥猥褻、負面思想、鼓勵婚前性行為、酗酒、召妓而在1960年代的校園被禁。

這本曾經是禁書，如今是青少年的成長讀物，讓我回想起過去朦朧的青春歲月，也曾經以欲望探索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關系。要知道，禁書伴隨破解禁忌而己，有時候這些禁忌是一時一地的。當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種種不解，迷思和禁忌產生好奇與疑問之時，就是我們主動接觸禁書的時候。

比如性，在沒有性教育的年代，始終不容易說。青春期的我，在父親的雜物盒裡發現一本陳舊的書，是時下典型的性知識讀本，我也不記得書名了，內容包括衛生、性心理、房事等等。這恐怕是每個人都要知道的東西吧，不過因為它不適合展示、展讀，所以是被收藏在一個盒子裡，是被不懂事的我，不期而遇。力比多旺盛期，這本禁忌之書是一個解答。

再如性，過了青春期，我們仍然有許多不解，尤其表現於社會上的現像，因此，我接觸了傅柯的《性史》，了解性與權力和話語是如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認為性不必以性解放／性壓抑來解讀。不過這本還是很學術性的書，不容易看。近年，大辣重新出版張競生1926年版的《性史》，那才叫我咋舌。原來我很落後。

不過就從傅柯的同志身份，也讓我延伸接觸了許多同志研究，如香港周華山的《同志論》，在中文世界當時還算稀有，當時不被列為禁書，但已經能破除社會一點點同志恐懼症的心理障礙了。90年代學術界解構這解構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禁書另一大宗，應屬政治思潮。不過有時候，到底那些書禁不禁，我們也不是那麼確定。如共產主義和馬共。我指的是上世紀80、90年代。我以為政府政策民眾不准閱讀共產主義，不過在一些本地中文書店和民間圖書館是不難找到相關的書籍。當年還在台灣讀書時，購得馬克思與恩格思的《共產黨宣言》，感覺比手上持有《毛語錄》更加興奮。也許這是政治壓抑後的一種反彈吧。

禁書真的不可取嗎？如果你有純潔思想，正宗信仰，生活滿意度100，零缺點，千萬不要碰觸禁書。小心它會教“壞”你。

國家畫廊與你何幹？

藝術活動在我國已經越來越普遍，以視覺藝術來說，在吉隆坡每天大大小小的畫展，少說有十來場，端看你是否有興趣去觀賞，以至引起消費的欲望。

即使如此，我們當中總有人與藝術無緣，從來沒有意識到去認識、參與、掌握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資源。

典型的生活實例是，建在吉隆坡敦拉薩路的三座國家級文化寶庫：文化宮（Istana Budaya）、國家畫廊（Balai Seni Lukis Negara）、國家圖書館（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相信許多吉隆坡人一輩子都不會走進裡頭，以納稅人的身份，去享用這些資源（除了文化宮的演出多為收費外，其餘兩者皆是免費的）。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的藝術教育不夠好，擔心無法欣賞和理解這些藝術品／表演，當然，我們知道去這幾個地方非常不方便，對游客尤其不友善，附近又經常大塞車，而且也有很多的理由，例如缺乏中文資源等等等等，然而許多人還是沒有踏出第一步。

我一度與視覺藝術行業結緣，但我一直不了解國家畫廊的運作。這個官方的藝術機構，一直都是我國藝術家，尤其資深藝術家，希望升堂入室，舉辦個展的地方。

中學時期，位於火車站對面的國家畫廊（1984-1998），曾經是偶爾玩樂路經的地方，拾級而上的獨棟建築尤如一個大迷宮，展品就散布在每個隔間與展室裡，那時完全沒有藝術細胞的我，對展品一點感覺也沒有，反而這棟建築，曾經引起我的興趣，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它的前身是Majestic酒店。

現在我還相信，美術館不一定要大，最重要這棟建築是否能恰如其分，以其獨特的品味與歷史感，與展品融為一體。在翻查國家畫廊的資料時，我才知道更早之前的畫廊是位於今天安邦路的馬來西亞旅游中心（1958-1984），當時為國會大廈的地方，其前身是霹靂大礦家姚德勝的故居。

近來去了幾次國家畫廊，每次都是冷冷清清，以為周日會比較多人，但工作人員和警衛仍然比參觀者眾。然而根據畫廊總監在The Nut Graph的采訪，2008年，每月的平均參訪人數達12500。確是不錯的成績。但這一萬多人是從何來，如何統計，為何與我的觀察有那麼大的落差，也是一個大問題。

舉行展覽是國家畫廊的重要任務之一。盡管當下舉辦著國家重量級藝術家蔡天定的個展，以及以永久館藏為主的「時間軸」畫展，然而始終未在廣大的社會引起話題與動員，足以證明畫廊彷佛陷入為展而展的lorong裡。

國家畫廊的展覽大多吸引不了民眾，很少人主動來參觀，也許多為路過、休閑和打發時間。即使來參觀，往往稍作瀏覽便離開。展覽主題不明，常攙雜與主題毫不相干的東西，並且缺乏很好的導覽系統。這些問題都與畫廊的策展能力有關，他們無法讓展覽事件與整個社會連結上關系。

（拿督蔡天定的峇迪畫）

其實我說的並不是天方夜譚的事，因為國外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即使不是由國家級的畫廊來辦，而由企業來策劃，經由他們的包裝，則可以吸引群眾排隊參觀，我本身在台灣就體會過這種美術展被媒體炒作成功的經驗，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作為政府單位的國家畫廊，其總監也抱怨工作人員尤如佣懶公務員（想見識的人，不妨去一趟），需要再度培訓。我們不會強求國家畫廊每場展覽人山人海，畢竟他們也有維護藝術品的責任，但我們希望國家畫廊可以再加把勁，將在手的好材料（一流藏品和畫家），打造有企畫性，有溝通效果的展覽，才不負納稅人的期望。

上回談文化部，想不到最近的內閣改組，新相納吉重新將萊斯雅汀召回該部，但是卻將之前的新聞部與之合並，更名為新聞、通訊及文化部，將文化部門排至最後，打回舊日原型。

但禍福由人，萊斯雅汀將決定文化部的命運。國家畫廊過去在沙菲益任內被擱置的吉隆坡藝術村計畫，是否會死灰復燃，則要看他還有多少心在文化部了。

(原文刊於http://www.voicemedia.com.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68)

從大鐘樓看文化部

在雙子塔還沒成為吉隆坡，甚至馬來西亞的地標之前，獨立廣場前的大鐘樓（全稱蘇丹阿都沙末建築物）可以說是吉隆坡的艾菲爾鐵塔，或者像它的前主人在老鄉的大笨鐘，有著崇高歷史和政治像徵地位。

因為它的崇高，一般民眾很難與之親近，這也是當年殖民者為了建立威信，以一座龐大的建築群來威懾本地的馬來土王，以及他們的子民，從而奠定其政治合法性，並計畫長期在此殖民。（有關英殖民的這段建築史可看張集強的《英參政期的吉隆坡》）人們也只有在幾個慶典和倒數活動，才能以最近的視角，與它接觸。多年來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從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作何用途的。

去年聖誕前夕，經過兩年的整修（過程備受古跡保護學者批評），其新主人團結、藝術與文化文物部入駐這座已被列為國家歷史遺產的大鐘樓建築群，在許多人看來是最理想的結合體。當文化部計劃把重新粉飾後的大鐘樓蘇丹阿都沙末建築物化身為一棟全城最有藝術氣息的畫廊中心，並會積極促銷這座百年歷史建築物，讓它成為游客的旅游景點，我們日後大可用《大鐘樓》來代稱文化部了。

2004年阿都拉上台時，委任了萊斯雅汀這位親信擔任文化、藝術與文物部部長，這是馬來西亞建國以來，文化第一次獨立成為部會。盡管其中隱含政治分配的動作，但是世界各國已愈來愈看重文化遺產以及文化產業的發展，這個新增的部會也順應了世界潮流。

1953年，即在獨立前，文化部門是羅織於青年體育部的社會福利局底下的文化組，以推行青年發展的工作。1964年文化組和原青年體育部的功能都被並入新聞部轄下。直到1972年，文化、青年和體育才正式掛牌成立部會。1987年，馬哈迪擔任首相初期，文化組被改編至新成立的文化、藝術和旅游部。從1987年至2004年，政府大力推動旅游業，旅游的名號大於文化，以致人民對文化部的印像十分模糊。

2004年以後，文化、藝術與文物部統合了政府部門裡原有的文化單位，並將原屬於教育部管轄的國家圖書館，和新聞部的國家電影促進局納入其中，並於2005年推動通過《國家遺產法令》，成立國家遺產局，為新文化部的文化政策打響了第一炮。國陣政府去年大選遭受重大挫敗，阿都拉的弱勢政府為文化部添上一個保守主義的「團結」任務，改稱為團結、文化、藝術及文物部。
從組織的觀點來看文化政策，全世界大致可分為三種，即中央集權式、地方文化自治體、和分權化。而我們則比較像法國，由中央政府部長與部會負責政策的建立與協調。

回顧馬來西亞最引起爭議的文化政策，當屬1971年的《國家文化政策》。1971年8月16日，文化、青年暨體育部主辦《全國文化大會》（Kongres Kebudayaan Kebangsaan），當時首相敦拉薩的演說中強調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有必要制訂一項《國家文化政策》，以配合實施中的《國家教育政策》，確保最終塑造一個《馬來西亞族》（Bangsa Malaysia）。於是政府制訂了單元化的《國家文化政策》。其內函包括：

一、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區土著的文化為核心；

二、其他文化中有適合和恰當的成分可被接受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以及

三、伊斯蘭教是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成分。

文化政策可視為政府如何對待文化藝術，在極權或威權國家大都將文化政策當作服務政治的工具，而現代的民主國家在政治經濟穩定的同時，則將文化視為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來推展相關活動，它做為人類生活的本質，並且是人文思想、制度與人為物質的總和，促使人們凝聚共識與情感，並從中體認自我。

今天，1971年《國家文化政策》不再被提起，甚至年輕一輩的我們，對此毫無認識，但是政府還是采用這套理念去實行政策，就如同被聲稱不再存在的《新經濟政策》，其幽魂仍附著整個官僚系統。

我們的文化部重新在大鐘樓找到新的定位，是否也會檢討文化政策有著前瞻和開創的觀點，並且擺脫政治和商業的束縛，容納多元族群，用心來推動文化呢。畢竟在政治的領域，一天的時間都算太長了，而文化是百年為計畫的，如果我們用政治的目的來搞文化，無疑是萬劫不復的戕害。
這也許是許多文化人最殷切期盼的大鐘樓。

(原文來自www.voicemedia.com.my)

慢行，重新認識舊城市

淡江國際山莊土崩從來不會拖慢巴生河谷的屋業發展，相反地各類新穎的，新概念的辦公與居住樓宇會以百倍的速度和數量被提出，被建設，甚至連我這個道地的吉隆坡人也快無法辨識城市與道路的面貌與去向，即將成為故鄉的異鄉人了。

而來自他鄉的朋友於吉隆坡工作多年，熟知並且愛戀吉隆坡的多采生活，身份認同儘管快超越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城市孩子，但是在某種意義卻仍然如同我一樣是道道地地的異鄉客。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毫不關心，對城市的肌理血脈紋路不曾懷有絲絲好奇。

好些年了，雪隆的城市規畫和建設似乎沒有鬆懈過，隨著各大型廣場的新建，以及像宜家家居強調時尚生活與美學精神的加持，隱約呈現一種新都會區的發展趨勢。身處首善之都，我們強烈感受一種新的社區演變，也在體驗著種種建設帶給我們的振奮之情。

儘管我們不一定有能力擁有這些新建築和房地產，但我們可以藉由參與商家為我們設計的活動，享受著所謂的都會生活。總會有朋友告訴你在白沙羅的什麼地方可以享受美味的日本餐，在某某新廣場可以購買到來自義大利限量版的名牌傢具，以及在什麼咖啡館可以與眾好友天南地北。

我們享受著，也認同著這種外在的新變化，與此同時，我們正在無情地鄙視那些老舊社區，以及那些因為外勞和低下階層民眾消費而被我們大大扣分的街道商店。我們不再走入，甚至繞道，逃離與我們品味身份不適的地帶，而這些地帶曾經是我們長輩成長的地方。

不管是不是土生土長，還是遊子，我們不曾或很久不與這些舊社區打照面，儘管就在咫尺。至於地方掌故和人物，自然就無從認識與瞭解。馬來語說，Tak kenal maka tak cinta。我們對這個都市的感情從來不會立基於此地。

這種狀況是完全能夠理解的，我們甚至可以埋怨政府、民間團體或地方組織沒有做好各項資源設施讓我們去了解這個城市。更重要的事，這裡的汽車文化，從來不會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使人親近，讓我們充滿安全感地的，步入人群，走入老社區。

1920年代，柯比意看著失去效率，即將崩潰的城市，感嘆道：「如今每個人都感受到危機。要注意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早已忘了生活的喜悅，幾世紀以來任由自己靜靜地漫步的那種美好喜悅；我們就像被圍捕的野獸般，每天各自逃命...」

如今我們好像也可以用相同的嘆語來感謂吉隆坡那些漸漸被人遺忘的舊街道與社區，當年父輩們是以散步慢行的心情，在這裡生活，享受著人情親近的愉悅。如今這裡就像城市裡失去效率，衰竭的元素，處於崩潰的邊緣。

對照蓬勃發展的新社區，這個都市好像被撕裂為新城與舊城。新城是白領，是中產的遊嬉之地，是他們努力生產的終極地，舊城是退居幕後，是新移民求取生存的過境地。吉隆坡如此，我相信很多城市也正在復製這個模式。

也許新城與舊城是經濟決定論，也許終究只是心理的城界。只是身為都市人，我們如果不去親近都市裡的舊社區，我也很難相信大家會去珍惜屬於大家的文化遺產。

淡江土崩提示我們發展要慢行。其實我們也要慢行，尤其試著在舊城慢行，你會認識，你會感動，你會感覺自己才不是異鄉人。

(刊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參觀書展不如多跑書店

熱鬧的國際中文書展落幕了，今年我並沒有到現場參觀買書，這是我在書展之前就打定的主意。

一些朋友好奇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怪想法，因為這次年底的書展頗有看頭，主辦單位請來了許多海外的作家和文化名人前來演講，萬頭攢動是可以想見的，而且在書展又可購買到許多高折扣的書，一些難尋的好書也可以在書展一次獲得，實在一舉多得，為什麼我會放棄這樣的great time呢？

是的，有這樣的怪想法，我也覺得很矛盾。書展是文化的節慶，一個像樣的城市一定不能缺少書展，它也是本地書業給讀者承諾的一個成果展示，書展成功即表示書業有發展。作為這個城市的愛書人，我沒有理由不支持，不參觀書展的。

是的，許多書商已經知道書展是我國圖書消費的最重要戰場，連台灣出版人蘇拾平也清楚指出馬來西亞書展是本地圖書業者的未來路向，有別於其他國家地區的圖書通路，以書店為主戰場。

是的，在網絡時代，購書活動不獨獨發生於書店之內，甚至，便利商店和霸級市場也在滿足你我的購書需求。買書與傳統書店基本上產生了質變。大勢所趨，書店關門早已不是新鮮的事。

然而，拜網絡購物不發達，其他商店還沒發揮足夠影響力所賜，馬來西亞書店還維持基本的功能。但諷刺的是，對書店營運威脅最嚴重的竟然是書展活動（我多麼希望這樣的觀察是表面的）。許多出版大國，圖書業者和文化人士所關心的是強勢連鎖書店或出版巨無霸對獨立書店和出版人生存空間的壓制，書展只是一個讓各方分散競爭壓力的地方，而不是反過來制約書店發展的活動。

不是嗎？你我身邊許多朋友不是在書展期間才會想到去買書的嗎？他們不就是因為想一睹國際文人和作家而去書展聽演講，參與出版社所舉辦的活動，而忽視其實每個月，甚至每周在書店所舉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嗎。

我沒有意思要去批評這些愛書人，但個人覺得社會應對文化消費要用更深切的認識。所謂文化消費，就是自己的一種社會實踐，就是你對文化的態度與價值觀，「文化消費不僅是占有文化產品和享受文化服務，（還應）把它當作心理享受、地位、社會關係實現的途徑，更主要的是使其文化意義和價值得到實現。」

書店扮演的是常態的文化場域，它應該就像是我們的左鄰右舍，提供我們最日常的文化休閒與知識進修的功能。而那些有獨特性格的獨立書店，更提供了超越書籍以外，人與人間的附加價值，加上自我主張的文化品味，經常是一個文化社群和運動的磁場和節點。缺了這個公共場域，讀者將會失去重心，作者則無用武之地，社區生機將會萎靡。

我相信所有的書店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吸引讀者，他們了解到大馬人對在價格上面的敏感要求，在合理範圍降價，並且繼續改進產品和服務品質。然而文化產品不能等同於一般的商品，它具有非物質的文化性質，當你只看到其物理性質的價值，就會抺煞其文化價值。

這個年底吉隆坡具有文化地標意涵的思士街大眾書局要關門了（業者說是搬遷，但我想只是美稱），和熱鬧的國際書展成了強烈的對比，而蘇丹街上的幾家具有歷史的獨立書店經營困難也時有所聞，如果你珍惜文化，不能只參與那一年兩三次的書展活動。如果你有知識需求，不要等到書打折的時候才來進補。

（刊登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電視與流浪

沒錯！我承認我是愛看電視節目的。我也相信絕大多數的讀者也和我也一樣，每天工餘和課餘的休閒時間，都撥出給至愛的電視。如今電漿與LCD電視大行其道，商家無不以提高消費者的生活水平為己任，滿足大家的視聽享受。

就因為如此，我開始為自己擔憂了。

自從衛星電視節目入侵城鄉人的生活，周遭的許多朋友經常都會談論著與海外同步播放的On Demand（隨選）連續劇（得利的未必是節目供應商，因為大部分人還是選擇網絡非法下載以及購買盜版），或參加時下的歌視明星來馬的行程與表演。

這裡頭我關切的主要問題有兩個，其一是外來文化侵入，其二是我們身心靈的發展。前者雖然是老掉牙的課題，但正因為當下的所有人已視接受外國資訊為理所當然，而喪失了自身文化尊嚴的警戒心，進而輕視本地內容的製作；媒體業者縱然擴張本地製作的量，不直接引進海外的節目，但也間接拷貝節目模式，形成另一種非自主創新的文化侵入，我們應當多多關注。

不過我的重點不在做文化工業的批判，而是想去思考電視對我們身心靈的發展，這裡頭沒有所謂的道德成份，而是想客觀分析自己的生活。 其實，當我們生活全是媒體的世界，我們就應當敲響心靈危機的警鐘。電視提供視覺與聽覺上的刺激，節目的多元化能夠帶給我們歡樂、同情、悲傷等等情緒，也能傳達各種資訊。

媒體的多元與開放，看起來豐富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像業者所宣稱的豐富了孩子的知識與心靈。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時下的節目講求當下感受，最即時的刺激，如現場球賽、兩地同步播放連續劇，但不能確保提升內容的平庸；類似互動的功能掩飾了始終是單向的資訊，更多是為商業服務。這樣的觀點無甚新鮮，但種種的盲處與麻木似乎已成了我們的生活模式，讓我們的生活欠缺了創造性與生機，而我們常常卻不自知。

這時，自己不能不去思考如何從媒體對我們感觀的框框解放出來。 這些反思來自與近來讀來的一本書，《轉山：邊境流浪者》。作者謝旺霖與你我原來也無甚分別，他的流浪沒有特別偉大，不能與玄奘相比，年紀輕輕的他只不過想完成自己的夢想。其義無反顧的堅持，在雪季用單車前往西藏踏騎1,800多公里（許多是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障礙重重，幾乎丟命。

這趟旅程，換成是我想必會中途而廢，閱讀著以重重艱難，處處危險寫成的經歷，謝旺霖所感受的，所思考的是遠比我這種只會窩在家裡面對電視機看著國家地理頻道或旅遊遊戲節目的觀眾來得更為深邃，他不只獲得新生命的意義，我認為他還開發了自己內在的感受，超越了五觀所能感受的。

這種價值是比我們以為媒體能增添的精彩生活，而卻卻又是局限我們生命的，更為無與倫比。 因此，我可以想像，為什麼文化團體台灣雲門舞集會成立「流浪者計劃」，獎助藝術家到考驗個人生命的地方流浪，實行「貧窮旅行」。我也可以想像，為什麼40年前本地畫家譚紹賢也以同樣方式，到落後的國家遊歷，去抓住對外在環境的感受，以及內在的自省，開展非凡的藝術人生。
觀看電視節目是很輕鬆的，流浪是要拿生命去拚搏的，但一個人的身心靈是否圓滿充實，我想還是走出戶外，開放我們的心靈，用生命去尋求。

（刊登於光華日報異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