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亂盛世

我們需要全民共修的文化課

2010-09-19T15:15:00.004+08:00

獨立53年，我們的確創造許多輝煌的成就，但是我們也得承認在社會工程，尤其種族關系上，卻有很多不足之處，情緒性的雜音不絕於耳，你說這是政治化使然，他說是教育使然，說法都可以對號入座，差距不遠。

我們這些受中文教育，長久多與自己族群生活的人（反之亦然），不知不覺都會建立一個無形的圍牆，它不盡排外，只是會形成一種過度保護的社會心理。由於先天上就擁有文化視野上的盲點，使我們對族群的觀念（例如什麼叫作做華人？）變得僵硬、對他者漠視。

我們可以將族群問題詮釋為文化問題，各族群有各自的地方認同，語言認同等等。雖然各自在自己的生活系統，各自有其持守的價值觀念及相應的組織模式，不過我們不能永遠將生活共同體，自限為一個性質單純的社群，而且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實。

然而處在現實的環境裡，盡管我們不能永遠自成一個生活系統，必須與不同族群接觸，可是我們往往自以為己相當認識的其他社群的文化，卻是十分有限的。我們姑且不去討論那些民間或精致的表演文化，因為我相信絕大多數的民眾也甚少去參與或觀賞本族的藝術文化活動（但並不是表示不重要，恰恰這些作品最能表現一個族群的思想精華與價值觀，也最可能突破我們對某種文化的刻板印像），這種局限不單單是發生在我們自己本身，也表現在其他族群裡，他們對我們同樣是一知半解。因此在多族群的復雜共同體，不同層次的文化理解變得十分重要。

我們常常把以上問題歸結於學校教育的失敗，尤其在過度強調各源流教育的發展，而忽略了各源流的交流與了解。由於討論這個問題常常會被標簽和過度詮釋，只好略過不談，也並非本文的主旨。

納吉上台以來，即拋出“一個馬來西亞”作為施政的方向與目標。無可厚非，一個有野心，有遠景的政治人物需要政治論述。因此我們不會奇怪奧巴馬需要“改變”作為號召，納吉需要“一個馬來西亞”以師出有名。

然而這些政治論述，有時解讀起來，其實更像似文化論述。奧巴馬的“改變”是要美國人回歸美國夢，也就是美國的建國道統－－平等自由，那“一個馬來西亞”表面看是強調一個，統一性的馬來西亞，其實最重要的是多元的馬來西亞才能組成真正意義的馬來西亞。

多元文化主義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已經成為普世的價值，少數族群在大社會中的不利處境，也已經成為當前政治討論的焦點。在以往，民主國家強調普遍的個人權利（公民的平等權），並未給予某一族群或文化特殊的保障，個人文化身份是屬於私領域的議題。換言之，民主是建立在政治的參政權，經濟的工作權之上，個人的文化權是必須讓渡給國家，以便建構”民族國家文化”。

全球化下的民族國家在公共政策上面臨兩種改變，首先是政策參考點的擴大，即使是在地化的政策制定都必須要有全球性的參考架構；另一重大的改變，就是面臨多元文化的議題，包括舊的族群問題的復蘇和移民所帶來的新議題。

因此，文化權就必須提升到公領域、制度化的層面來討論，承認不同族群之文化身份，使不同族群都有機會維持一個不同的文化。

我們訴求各文化能獲得健全的發展，然而另一方面族群之間對各自的文化缺乏認識，因此我們亟需社會各單位自發地提供種種的文化內容與活動，讓各族群參與。這就是我所強調所謂的全民文化課，以增進與欣賞各文化的價值，並解決當前和未來的文化與族群陌生問題。

15年前我們曾有過一場學術與政治意義的“回儒對話”活動，之後就沒有再往下紥根，形成更草根性的學習運動，這是十分可惜的。再者，在我們這個多元的社會裡，也不僅止於回儒的對話，而需要多視角的關懷與參與。

雖然世界趨勢強調文化公民權，政府是不是能呼應時代與人民要求，還是個未知數。值此當兒，我們，尤其社團組織更要肩負破解文化霸權以及促進文化交流的使命。因為文化的詮釋權與話語權，不能掌握在當權者手上，而應該由民間來發言。

這項全民共修的文化通識，到底課程內容如何，人民如何獲取、參與呢？其實它是無固定形式的，一切能產生、協助、促進人民認識各文化內容都是它的方式。而交流與學習才是目標。無可否認，大眾媒體仍然扮演吃重的角色。但是未來的學習強調經驗式的參與，這將會是社會團體和組織可以著力貢獻的地方。

如果資源豐富，還能贊助文化與藝術工作者去策劃和執行。這些就像是過去政府應該做的事，現在是時候要回歸民間，因為民間社團會做得更好。也因此，所謂互為理解的的族群關系才會著著實實由我們把握住。

(刊於尊友會訊)

書介：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

2010-03-30T15:25:00.004+08:00

Syed Husin Ali是我在上世紀80、90年代少數知道的馬來政治人物。無他，由於自己是長達二十年只閱讀中文報章的讀者，要想全覽馬來政治人物是件不容易的事。加上巫統長年一黨獨大，只要知道那幾位頭頭就意味知道所謂的馬來政治。

Syed Husin Ali是有別於那個年代，以至這個年代的馬來（巫統）政治人物，他所代表的牛頭黨（人民黨），盡管多次出征不利，但他所發表的，則超越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言論，總是讓你“耳目一新”（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也符合較多華人的政治取向與看法，因而顯得如此特別與親近。

《馬來人的問題與未來》馬來文版最初發表於1977年，當年在霹靂太平政治扣留營完成（參與華玲反飢餓示威游行而遭逮捕），英文版則在1978年譯成，而中文版則遲了整整三十年，直到2008年308政治海嘯後再經過修訂，終於出版。

〈誰是馬來人？〉開宗明義談論馬來人的定義與矛盾，為這本書揭開序幕，對於一般讀者，如果沒有時間將整本書看完，此篇可以作為認識馬來人的一個起點，我認為這是作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必修的社會歷史學分。

按社會文化意義，馬來人指的是居住在整個馬來群島（Malay Archipelago），包括馬來半島，以及組成今天印尼和菲律賓的成千上萬個島嶼的族群。而根據我國憲法，凡信奉穆斯林的宗教，習慣說馬來語，遵循馬來習俗，以及（A）於獨立日前在聯合邦或新加坡出世，或父母其中一人是生於聯合邦或新加坡者，或者在獨立日定居於聯合邦或新加坡；或（B）是該類人士的子女，都可以被視作馬來人。

Syed Husin Ali 認為從兩個角度來看現實上的馬來人，都會出現相當多的矛盾點，例如一位華人，皈依伊斯蘭，娶馬來女子為妻，跟妻子和子女講馬來話，並在日常生活中奉行馬來習俗，按憲法規定，可以被視為馬來人。然而在憲法和歷史及社會文化的定義之間，馬來人的定義是不同的，Syed Husin Ali以此來破除“馬來人至尊”（Ketuanan Melayu）的迷思，要解決馬來人所面對的困境，不能只從種族的角度來討論。因此，“馬來人團結”（類似華人大團結）是一個政客虛構的希望和和夢想。這個團結的口號僅能成為口號，如果只是服務於政客來取得政權，而對平民無利可圖，他認為，馬來人權力的政治要有意義的話，就必須追求真正的團結，以大多數弱勢下層人民團結為基礎，而不是制造分裂和流血。（P40）

Syed Husin Ali不否認馬來人的前途主要取決於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的課題的變化。這本書在三十年後依然具有價值和意義，是因為困撓著馬來人，以及全體馬來西亞的種族思維依然根深蒂固，而Syed Husin Ali的分析歷久彌新，為此感嘆之余，我們有幸能有一位言行一致的政治行動家，繼續為公平的社會孜孜不倦。

禁書教會我的事

2010-03-30T15:21:00.002+08:00

2010年1月28日，沙林傑以91歲高齡逝世，他的成名小說《麥田捕手》如今被美國列為青少年讀物和教材，也被《當代文庫》和《時代雜志》評選為百大最佳小說被《當代文庫》評選為百大最佳小說。全球總銷量逾6千5百萬冊。

不過，這本傳世作品也是具爭議性的，其內容因為述說青少年對於虛偽社會的反抗，充斥猥褻、負面思想、鼓勵婚前性行為、酗酒、召妓而在1960年代的校園被禁。

這本曾經是禁書，如今是青少年的成長讀物，讓我回想起過去朦朧的青春歲月，也曾經以欲望探索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關系。要知道，禁書伴隨破解禁忌而己，有時候這些禁忌是一時一地的。當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種種不解，迷思和禁忌產生好奇與疑問之時，就是我們主動接觸禁書的時候。

比如性，在沒有性教育的年代，始終不容易說。青春期的我，在父親的雜物盒裡發現一本陳舊的書，是時下典型的性知識讀本，我也不記得書名了，內容包括衛生、性心理、房事等等。這恐怕是每個人都要知道的東西吧，不過因為它不適合展示、展讀，所以是被收藏在一個盒子裡，是被不懂事的我，不期而遇。力比多旺盛期，這本禁忌之書是一個解答。

再如性，過了青春期，我們仍然有許多不解，尤其表現於社會上的現像，因此，我接觸了傅柯的《性史》，了解性與權力和話語是如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認為性不必以性解放／性壓抑來解讀。不過這本還是很學術性的書，不容易看。近年，大辣重新出版張競生1926年版的《性史》，那才叫我咋舌。原來我很落後。

不過就從傅柯的同志身份，也讓我延伸接觸了許多同志研究，如香港周華山的《同志論》，在中文世界當時還算稀有，當時不被列為禁書，但已經能破除社會一點點同志恐懼症的心理障礙了。90年代學術界解構這解構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禁書另一大宗，應屬政治思潮。不過有時候，到底那些書禁不禁，我們也不是那麼確定。如共產主義和馬共。我指的是上世紀80、90年代。我以為政府政策民眾不准閱讀共產主義，不過在一些本地中文書店和民間圖書館是不難找到相關的書籍。當年還在台灣讀書時，購得馬克思與恩格思的《共產黨宣言》，感覺比手上持有《毛語錄》更加興奮。也許這是政治壓抑後的一種反彈吧。

禁書真的不可取嗎？如果你有純潔思想，正宗信仰，生活滿意度100，零缺點，千萬不要碰觸禁書。小心它會教“壞”你。

國家畫廊與你何幹？

2009-05-13T13:13:00.009+08:00

藝術活動在我國已經越來越普遍，以視覺藝術來說，在吉隆坡每天大大小小的畫展，少說有十來場，端看你是否有興趣去觀賞，以至引起消費的欲望。

即使如此，我們當中總有人與藝術無緣，從來沒有意識到去認識、參與、掌握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資源。

典型的生活實例是，建在吉隆坡敦拉薩路的三座國家級文化寶庫：文化宮（Istana Budaya）、國家畫廊（Balai Seni Lukis Negara）、國家圖書館（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相信許多吉隆坡人一輩子都不會走進裡頭，以納稅人的身份，去享用這些資源（除了文化宮的演出多為收費外，其餘兩者皆是免費的）。

當然，我們知道我們的藝術教育不夠好，擔心無法欣賞和理解這些藝術品／表演，當然，我們知道去這幾個地方非常不方便，對游客尤其不友善，附近又經常大塞車，而且也有很多的理由，例如缺乏中文資源等等等等，然而許多人還是沒有踏出第一步。

我一度與視覺藝術行業結緣，但我一直不了解國家畫廊的運作。這個官方的藝術機構，一直都是我國藝術家，尤其資深藝術家，希望升堂入室，舉辦個展的地方。

中學時期，位於火車站對面的國家畫廊（1984-1998），曾經是偶爾玩樂路經的地方，拾級而上的獨棟建築尤如一個大迷宮，展品就散布在每個隔間與展室裡，那時完全沒有藝術細胞的我，對展品一點感覺也沒有，反而這棟建築，曾經引起我的興趣，直到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它的前身是Majestic酒店。

現在我還相信，美術館不一定要大，最重要這棟建築是否能恰如其分，以其獨特的品味與歷史感，與展品融為一體。在翻查國家畫廊的資料時，我才知道更早之前的畫廊是位於今天安邦路的馬來西亞旅游中心（1958-1984），當時為國會大廈的地方，其前身是霹靂大礦家姚德勝的故居。

近來去了幾次國家畫廊，每次都是冷冷清清，以為周日會比較多人，但工作人員和警衛仍然比參觀者眾。然而根據畫廊總監在The Nut Graph的采訪，2008年，每月的平均參訪人數達12500。確是不錯的成績。但這一萬多人是從何來，如何統計，為何與我的觀察有那麼大的落差，也是一個大問題。

舉行展覽是國家畫廊的重要任務之一。盡管當下舉辦著國家重量級藝術家蔡天定的個展，以及以永久館藏為主的「時間軸」畫展，然而始終未在廣大的社會引起話題與動員，足以證明畫廊彷佛陷入為展而展的lorong裡。

國家畫廊的展覽大多吸引不了民眾，很少人主動來參觀，也許多為路過、休閑和打發時間。即使來參觀，往往稍作瀏覽便離開。展覽主題不明，常攙雜與主題毫不相干的東西，並且缺乏很好的導覽系統。這些問題都與畫廊的策展能力有關，他們無法讓展覽事件與整個社會連結上關系。

（拿督蔡天定的峇迪畫）

其實我說的並不是天方夜譚的事，因為國外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即使不是由國家級的畫廊來辦，而由企業來策劃，經由他們的包裝，則可以吸引群眾排隊參觀，我本身在台灣就體會過這種美術展被媒體炒作成功的經驗，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作為政府單位的國家畫廊，其總監也抱怨工作人員尤如佣懶公務員（想見識的人，不妨去一趟），需要再度培訓。我們不會強求國家畫廊每場展覽人山人海，畢竟他們也有維護藝術品的責任，但我們希望國家畫廊可以再加把勁，將在手的好材料（一流藏品和畫家），打造有企畫性，有溝通效果的展覽，才不負納稅人的期望。

上回談文化部，想不到最近的內閣改組，新相納吉重新將萊斯雅汀召回該部，但是卻將之前的新聞部與之合並，更名為新聞、通訊及文化部，將文化部門排至最後，打回舊日原型。

但禍福由人，萊斯雅汀將決定文化部的命運。國家畫廊過去在沙菲益任內被擱置的吉隆坡藝術村計畫，是否會死灰復燃，則要看他還有多少心在文化部了。

(原文刊於http://www.voicemedia.com.m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68)

從大鐘樓看文化部

2009-03-14T01:08:00.004+08:00

在雙子塔還沒成為吉隆坡，甚至馬來西亞的地標之前，獨立廣場前的大鐘樓（全稱蘇丹阿都沙末建築物）可以說是吉隆坡的艾菲爾鐵塔，或者像它的前主人在老鄉的大笨鐘，有著崇高歷史和政治像徵地位。

因為它的崇高，一般民眾很難與之親近，這也是當年殖民者為了建立威信，以一座龐大的建築群來威懾本地的馬來土王，以及他們的子民，從而奠定其政治合法性，並計畫長期在此殖民。（有關英殖民的這段建築史可看張集強的《英參政期的吉隆坡》）人們也只有在幾個慶典和倒數活動，才能以最近的視角，與它接觸。多年來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從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作何用途的。

去年聖誕前夕，經過兩年的整修（過程備受古跡保護學者批評），其新主人團結、藝術與文化文物部入駐這座已被列為國家歷史遺產的大鐘樓建築群，在許多人看來是最理想的結合體。當文化部計劃把重新粉飾後的大鐘樓蘇丹阿都沙末建築物化身為一棟全城最有藝術氣息的畫廊中心，並會積極促銷這座百年歷史建築物，讓它成為游客的旅游景點，我們日後大可用《大鐘樓》來代稱文化部了。

2004年阿都拉上台時，委任了萊斯雅汀這位親信擔任文化、藝術與文物部部長，這是馬來西亞建國以來，文化第一次獨立成為部會。盡管其中隱含政治分配的動作，但是世界各國已愈來愈看重文化遺產以及文化產業的發展，這個新增的部會也順應了世界潮流。

1953年，即在獨立前，文化部門是羅織於青年體育部的社會福利局底下的文化組，以推行青年發展的工作。1964年文化組和原青年體育部的功能都被並入新聞部轄下。直到1972年，文化、青年和體育才正式掛牌成立部會。1987年，馬哈迪擔任首相初期，文化組被改編至新成立的文化、藝術和旅游部。從1987年至2004年，政府大力推動旅游業，旅游的名號大於文化，以致人民對文化部的印像十分模糊。

2004年以後，文化、藝術與文物部統合了政府部門裡原有的文化單位，並將原屬於教育部管轄的國家圖書館，和新聞部的國家電影促進局納入其中，並於2005年推動通過《國家遺產法令》，成立國家遺產局，為新文化部的文化政策打響了第一炮。國陣政府去年大選遭受重大挫敗，阿都拉的弱勢政府為文化部添上一個保守主義的「團結」任務，改稱為團結、文化、藝術及文物部。
從組織的觀點來看文化政策，全世界大致可分為三種，即中央集權式、地方文化自治體、和分權化。而我們則比較像法國，由中央政府部長與部會負責政策的建立與協調。

回顧馬來西亞最引起爭議的文化政策，當屬1971年的《國家文化政策》。1971年8月16日，文化、青年暨體育部主辦《全國文化大會》（Kongres Kebudayaan Kebangsaan），當時首相敦拉薩的演說中強調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有必要制訂一項《國家文化政策》，以配合實施中的《國家教育政策》，確保最終塑造一個《馬來西亞族》（Bangsa Malaysia）。於是政府制訂了單元化的《國家文化政策》。其內函包括：

一、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區土著的文化為核心；

二、其他文化中有適合和恰當的成分可被接受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以及

三、伊斯蘭教是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成分。

文化政策可視為政府如何對待文化藝術，在極權或威權國家大都將文化政策當作服務政治的工具，而現代的民主國家在政治經濟穩定的同時，則將文化視為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來推展相關活動，它做為人類生活的本質，並且是人文思想、制度與人為物質的總和，促使人們凝聚共識與情感，並從中體認自我。

今天，1971年《國家文化政策》不再被提起，甚至年輕一輩的我們，對此毫無認識，但是政府還是采用這套理念去實行政策，就如同被聲稱不再存在的《新經濟政策》，其幽魂仍附著整個官僚系統。

我們的文化部重新在大鐘樓找到新的定位，是否也會檢討文化政策有著前瞻和開創的觀點，並且擺脫政治和商業的束縛，容納多元族群，用心來推動文化呢。畢竟在政治的領域，一天的時間都算太長了，而文化是百年為計畫的，如果我們用政治的目的來搞文化，無疑是萬劫不復的戕害。
這也許是許多文化人最殷切期盼的大鐘樓。

(原文來自www.voicemedia.com.my)

慢行，重新認識舊城市

2008-12-12T12:33:00.012+08:00

淡江國際山莊土崩從來不會拖慢巴生河谷的屋業發展，相反地各類新穎的，新概念的辦公與居住樓宇會以百倍的速度和數量被提出，被建設，甚至連我這個道地的吉隆坡人也快無法辨識城市與道路的面貌與去向，即將成為故鄉的異鄉人了。

而來自他鄉的朋友於吉隆坡工作多年，熟知並且愛戀吉隆坡的多采生活，身份認同儘管快超越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城市孩子，但是在某種意義卻仍然如同我一樣是道道地地的異鄉客。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城市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毫不關心，對城市的肌理血脈紋路不曾懷有絲絲好奇。

好些年了，雪隆的城市規畫和建設似乎沒有鬆懈過，隨著各大型廣場的新建，以及像宜家家居強調時尚生活與美學精神的加持，隱約呈現一種新都會區的發展趨勢。身處首善之都，我們強烈感受一種新的社區演變，也在體驗著種種建設帶給我們的振奮之情。

儘管我們不一定有能力擁有這些新建築和房地產，但我們可以藉由參與商家為我們設計的活動，享受著所謂的都會生活。總會有朋友告訴你在白沙羅的什麼地方可以享受美味的日本餐，在某某新廣場可以購買到來自義大利限量版的名牌傢具，以及在什麼咖啡館可以與眾好友天南地北。

我們享受著，也認同著這種外在的新變化，與此同時，我們正在無情地鄙視那些老舊社區，以及那些因為外勞和低下階層民眾消費而被我們大大扣分的街道商店。我們不再走入，甚至繞道，逃離與我們品味身份不適的地帶，而這些地帶曾經是我們長輩成長的地方。

不管是不是土生土長，還是遊子，我們不曾或很久不與這些舊社區打照面，儘管就在咫尺。至於地方掌故和人物，自然就無從認識與瞭解。馬來語說，Tak kenal maka tak cinta。我們對這個都市的感情從來不會立基於此地。

這種狀況是完全能夠理解的，我們甚至可以埋怨政府、民間團體或地方組織沒有做好各項資源設施讓我們去了解這個城市。更重要的事，這裡的汽車文化，從來不會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使人親近，讓我們充滿安全感地的，步入人群，走入老社區。

1920年代，柯比意看著失去效率，即將崩潰的城市，感嘆道：「如今每個人都感受到危機。要注意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早已忘了生活的喜悅，幾世紀以來任由自己靜靜地漫步的那種美好喜悅；我們就像被圍捕的野獸般，每天各自逃命...」

如今我們好像也可以用相同的嘆語來感謂吉隆坡那些漸漸被人遺忘的舊街道與社區，當年父輩們是以散步慢行的心情，在這裡生活，享受著人情親近的愉悅。如今這裡就像城市裡失去效率，衰竭的元素，處於崩潰的邊緣。

對照蓬勃發展的新社區，這個都市好像被撕裂為新城與舊城。新城是白領，是中產的遊嬉之地，是他們努力生產的終極地，舊城是退居幕後，是新移民求取生存的過境地。吉隆坡如此，我相信很多城市也正在復製這個模式。

也許新城與舊城是經濟決定論，也許終究只是心理的城界。只是身為都市人，我們如果不去親近都市裡的舊社區，我也很難相信大家會去珍惜屬於大家的文化遺產。

淡江土崩提示我們發展要慢行。其實我們也要慢行，尤其試著在舊城慢行，你會認識，你會感動，你會感覺自己才不是異鄉人。

(刊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參觀書展不如多跑書店

2008-12-03T09:00:00.001+08:00

熱鬧的國際中文書展落幕了，今年我並沒有到現場參觀買書，這是我在書展之前就打定的主意。

一些朋友好奇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怪想法，因為這次年底的書展頗有看頭，主辦單位請來了許多海外的作家和文化名人前來演講，萬頭攢動是可以想見的，而且在書展又可購買到許多高折扣的書，一些難尋的好書也可以在書展一次獲得，實在一舉多得，為什麼我會放棄這樣的great time呢？

是的，有這樣的怪想法，我也覺得很矛盾。書展是文化的節慶，一個像樣的城市一定不能缺少書展，它也是本地書業給讀者承諾的一個成果展示，書展成功即表示書業有發展。作為這個城市的愛書人，我沒有理由不支持，不參觀書展的。

是的，許多書商已經知道書展是我國圖書消費的最重要戰場，連台灣出版人蘇拾平也清楚指出馬來西亞書展是本地圖書業者的未來路向，有別於其他國家地區的圖書通路，以書店為主戰場。

是的，在網絡時代，購書活動不獨獨發生於書店之內，甚至，便利商店和霸級市場也在滿足你我的購書需求。買書與傳統書店基本上產生了質變。大勢所趨，書店關門早已不是新鮮的事。

然而，拜網絡購物不發達，其他商店還沒發揮足夠影響力所賜，馬來西亞書店還維持基本的功能。但諷刺的是，對書店營運威脅最嚴重的竟然是書展活動（我多麼希望這樣的觀察是表面的）。許多出版大國，圖書業者和文化人士所關心的是強勢連鎖書店或出版巨無霸對獨立書店和出版人生存空間的壓制，書展只是一個讓各方分散競爭壓力的地方，而不是反過來制約書店發展的活動。

不是嗎？你我身邊許多朋友不是在書展期間才會想到去買書的嗎？他們不就是因為想一睹國際文人和作家而去書展聽演講，參與出版社所舉辦的活動，而忽視其實每個月，甚至每周在書店所舉辦的各項文化活動嗎。

我沒有意思要去批評這些愛書人，但個人覺得社會應對文化消費要用更深切的認識。所謂文化消費，就是自己的一種社會實踐，就是你對文化的態度與價值觀，「文化消費不僅是占有文化產品和享受文化服務，（還應）把它當作心理享受、地位、社會關係實現的途徑，更主要的是使其文化意義和價值得到實現。」

書店扮演的是常態的文化場域，它應該就像是我們的左鄰右舍，提供我們最日常的文化休閒與知識進修的功能。而那些有獨特性格的獨立書店，更提供了超越書籍以外，人與人間的附加價值，加上自我主張的文化品味，經常是一個文化社群和運動的磁場和節點。缺了這個公共場域，讀者將會失去重心，作者則無用武之地，社區生機將會萎靡。

我相信所有的書店已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吸引讀者，他們了解到大馬人對在價格上面的敏感要求，在合理範圍降價，並且繼續改進產品和服務品質。然而文化產品不能等同於一般的商品，它具有非物質的文化性質，當你只看到其物理性質的價值，就會抺煞其文化價值。

這個年底吉隆坡具有文化地標意涵的思士街大眾書局要關門了（業者說是搬遷，但我想只是美稱），和熱鬧的國際書展成了強烈的對比，而蘇丹街上的幾家具有歷史的獨立書店經營困難也時有所聞，如果你珍惜文化，不能只參與那一年兩三次的書展活動。如果你有知識需求，不要等到書打折的時候才來進補。

（刊登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電視與流浪

2008-11-16T09:43:00.010+08:00

沒錯！我承認我是愛看電視節目的。我也相信絕大多數的讀者也和我也一樣，每天工餘和課餘的休閒時間，都撥出給至愛的電視。如今電漿與LCD電視大行其道，商家無不以提高消費者的生活水平為己任，滿足大家的視聽享受。

就因為如此，我開始為自己擔憂了。

自從衛星電視節目入侵城鄉人的生活，周遭的許多朋友經常都會談論著與海外同步播放的On Demand（隨選）連續劇（得利的未必是節目供應商，因為大部分人還是選擇網絡非法下載以及購買盜版），或參加時下的歌視明星來馬的行程與表演。

這裡頭我關切的主要問題有兩個，其一是外來文化侵入，其二是我們身心靈的發展。前者雖然是老掉牙的課題，但正因為當下的所有人已視接受外國資訊為理所當然，而喪失了自身文化尊嚴的警戒心，進而輕視本地內容的製作；媒體業者縱然擴張本地製作的量，不直接引進海外的節目，但也間接拷貝節目模式，形成另一種非自主創新的文化侵入，我們應當多多關注。

不過我的重點不在做文化工業的批判，而是想去思考電視對我們身心靈的發展，這裡頭沒有所謂的道德成份，而是想客觀分析自己的生活。其實，當我們生活全是媒體的世界，我們就應當敲響心靈危機的警鐘。電視提供視覺與聽覺上的刺激，節目的多元化能夠帶給我們歡樂、同情、悲傷等等情緒，也能傳達各種資訊。

媒體的多元與開放，看起來豐富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像業者所宣稱的豐富了孩子的知識與心靈。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時下的節目講求當下感受，最即時的刺激，如現場球賽、兩地同步播放連續劇，但不能確保提升內容的平庸；類似互動的功能掩飾了始終是單向的資訊，更多是為商業服務。這樣的觀點無甚新鮮，但種種的盲處與麻木似乎已成了我們的生活模式，讓我們的生活欠缺了創造性與生機，而我們常常卻不自知。

這時，自己不能不去思考如何從媒體對我們感觀的框框解放出來。這些反思來自與近來讀來的一本書，《轉山：邊境流浪者》。作者謝旺霖與你我原來也無甚分別，他的流浪沒有特別偉大，不能與玄奘相比，年紀輕輕的他只不過想完成自己的夢想。其義無反顧的堅持，在雪季用單車前往西藏踏騎1,800多公里（許多是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障礙重重，幾乎丟命。

這趟旅程，換成是我想必會中途而廢，閱讀著以重重艱難，處處危險寫成的經歷，謝旺霖所感受的，所思考的是遠比我這種只會窩在家裡面對電視機看著國家地理頻道或旅遊遊戲節目的觀眾來得更為深邃，他不只獲得新生命的意義，我認為他還開發了自己內在的感受，超越了五觀所能感受的。

這種價值是比我們以為媒體能增添的精彩生活，而卻卻又是局限我們生命的，更為無與倫比。因此，我可以想像，為什麼文化團體台灣雲門舞集會成立「流浪者計劃」，獎助藝術家到考驗個人生命的地方流浪，實行「貧窮旅行」。我也可以想像，為什麼40年前本地畫家譚紹賢也以同樣方式，到落後的國家遊歷，去抓住對外在環境的感受，以及內在的自省，開展非凡的藝術人生。
觀看電視節目是很輕鬆的，流浪是要拿生命去拚搏的，但一個人的身心靈是否圓滿充實，我想還是走出戶外，開放我們的心靈，用生命去尋求。

（刊登於光華日報異言堂）

在書展尋找文學出版新契機

2008-05-14T11:00:00.002+08:00

文學向來是本土華文出版的主流，但本土文學未必是國內書店暢銷的品種。在發行通行無阻的馬來西亞，本地出版社面對外國大量華文文學的強勢壓境，已漸漸鍛練出一套面向本土，而又兼顧國際市場的出版運作，專業「出版人」的架勢指日而待。

農曆年間，當我們還沉浸於新年氣氛，以及驚訝於突如其來宣布國會解散的困惑情緒，「有人」出版社此時費了不少資金到台北國際書展（一個在國際舉足輕重的華文書展）參展，並且也代理了國內多家出版社的書籍，向國際書商展示馬來西亞作品。

「有人」出版社由多位年輕作家組織，是近來走出國內的文學出版社，社內的夢幻組合有計劃性的在國外參展，他們的行動有着試圖影響海外書壇與文壇的意義。

這雖然不是首家本地出版社在台北參展，但對這家小出版社來說，我們可以充分看出本地出版人的勇氣與日益倍增的信心，以及他們對大馬文學出版的努力。

在即將來臨的海外華文書市，「有人」更史無前例的一連推出八本新書，「攪局」的企圖顯而易見，國內作家與出版同道，甚至讀者應該高度關注並支持他們。

八本新書有六本屬於文學類別，計有中生代旅台作家廖宏強醫生的散文集《獨立公園宣言》、被喻為當今馬華最強詩人之一的呂育陶詩集《黃襪子、自辯書》、小說家黎紫書的第一本散文《因時光無序》、那天晴（翁詩慶）的小說《孤島少年的盛夏紀事》、鍾進賀、梁漢良與白水合著的愛情小說及漫畫《Ｊ的鋼琴曲》、作家張依頻的文集《哭泣的雨林》。

其餘兩本雖然不能歸入文學，但兩位作者與文壇卻是最親近的，如已故周寶振先生的《從通報、中國報到生活出版社》，以及花蹤與聯合報文學獎得主龔萬輝新作，其身兼作家與畫家的身份，不難想像會出版其第一本畫冊《從寂寞年輕》。

八本新書都是獨立的生命，即使被拋入市場，也不會形成自我排擠效應，更重要的是，本地華文年出版量還是非常稀少，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出版人與作家出來「攪局」。

當越來越多出版社像「有人」那般重視書展平台來發表和行銷他們的作品，我們有必要檢視本地的書展是否有足夠的機制和地位來協助本地的出版人和作家。許多國際書展會設立「書展之書」的遴選，或者頒發作家獎、編輯獎等等，以鼓勵當地的新書出版，並且宣傳該書展的特色與理念，本地書展亦可參考採用，推動本地的出版。

除此之外，我們不能否認本地華文書市場是各地出版匯流的事實，不論你是台灣、香港繁體或中國、新加坡簡體，在馬來西亞都是通行無阻的。我們可以藉由「廣匯」的優勢，提出「精選」的概念，讓大馬書展邀集最權威的文學專家與書評家，精選出每年度最好的華文文學出版，作為各地讀者的參考，並且頒發「國際華文文學最佳選書」，逆操作地去影響作品原產地的讀者。

無論如何，逛書展時，當你被中港台書籍淹沒之時，記得留意那些本地最新出版的書！

閱讀，Along the Street

2007-10-23T20:20:00.002+08:00

城市發展的變化形態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也間接改變我們的閱讀行為。因為城市裡購物廣場與連鎖書店的蓬勃發展，我們接觸與消費書本的機會已經擴大化，這個現象改變了我們獲取知識的速度，也同時改變我們獲取知識的習慣。

這些改變，有值得嘉許的進步，也有失落和惋惜。

*　*　*　*

吉隆坡最久遠的綜合購物廣場之一，Ampang Park在1973年矗立於市內最繁華的地段，購物廣場(Shopping Mall) 概念在這個首都開始發芽。緊接著金馬購物中心（1976）、金河廣場（1977）、武吉免登廣場、樂天（1980s）陸陸續續落成，似乎預告了吉隆坡都市規劃與城市生活進入一個新的紀元。

在80年代，購物廣場已經成為都會及流行的一種社會象徵。

盡管如此，街道與商店（店屋）還是整個城市的主流，是構成城市的動力來源。城市人盡管擁有現代的辦公大廈與新型購物廣場，但日常生活所需仍是由近鄰的商店提供生活資源，包括我們所熟悉的書店。

然而，這一切在90年代起了突變。隨著本國和外國資本家與市政府的資金與政策雙重配合支援下，吉隆坡人的生活場景由街道商店轉向購物廣場和霸級市場。

也因為這樣，傳統雜貨店、食店逐漸從街道商店退潮，連書店、畫廊、表演中心也紛紛擠進購物廣場，並且被管理者認為是一種進步趨勢。

新一代的青年，他們對吉隆坡蘇丹街書店商圈，檳城棺材街書店區的記憶漸漸模糊，甚至不曾相識過。

明亮、寬濶、整潔和舒適的書店一間間在新型購物廣場開設。購物廣場管理者所要求的統一化、標準化和業績取向帶動書店跨越經營模式，書店寄生於購物廣場業已成勢，速度也越來越快。

大型連銷書店，才有能力進駐大型購物廣場，估計目前馬來西亞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書店設立於購物廣場，他們在策略性的區位設立旗艦書店和分店。一般上，具招商能力的購物廣場也只會選擇這些連鎖書店，以配合整體形象與市場的發展。

產品大眾化與管理統一規範化是連鎖書店成功的關鍵，因此每家店所陳列的產品差異性不大。另一方面，購物商場的招商策略和品味管理也趨向單元，因此消費者不只面對購物體驗的匱乏，同時感官也逐漸麻木，對外在的好奇（求知的動能）也失去了方向，誤以為已知的就是所有未知的。

連鎖書店規模大，提供了很多方便給廣大的客戶，然而可惜的是本地的書店服務員尚稱不上專業，跟不上連鎖書店的積進步筏。

眼前所見，閱讀經已在購物商場與連鎖店的擴張發展下，停留在一個層次，走向一個窄平化的趨勢。

另一方面，購物廣場裡的書店忽略了以往街道商店所特有的人文與人情，主客之間的接觸變成一種制度化與機械化的社會功能，由電腦與顧客管理系統所取代。相比之下，傳統獨立書店雖然有的擺設顯得凌亂，不熟悉書種的顧客也許會覺得麻煩，但是只要問問老板和店員，你就很快得到你要的答案，這樣的人際接觸還會延伸出更多的閱讀體驗，絕對比得上查書的電腦系統。

我們的孩子如果現在就把這些設立在購物廣場的連鎖書店認定為唯一的精神糧倉，那將是十分危險的事，我們日後將如何寄望這些孩子在知識與文化的修練上，成為一個目光遠大和品味豐富的知識人。

然而惆悵的是，國內的傳統書店與小型特色書店日漸萎縮，有的在內容經營上未有適時加強，與連鎖書店一較高下，造成我國讀者遭遇多重困難的閱讀選擇。這樣的景況，和中港台連鎖書店與特色主題書店各擁客群，並存競爭的生態背道而馳。

*　*　*　*

購物商場的人來自四面八方，固然是市場業績的保障，然而逛商場的人卻多不相識，各自享受著自己的購物樂趣，似乎缺乏人情溫度。街店與街道則充滿讓人容易感受到的活潑、新奇，以及鄉土的氣氛，不似商場內冷冰冰的，異國的、制式的情調。時下人所關心的治安，是目前在街店與街道所不能保證的，而這個又和我們日漸忽視街店發展和公德有關。

然而在發展洪流下，新型購物商場與書店已經發展至成熟的階段，估計絕大多數的文化消費者都會在這些商場消費。我們也在順應這股潮流，走入這個大生活場景。

我們需要轉移目光，重新關注被忽略的街店。購物中心不應視為唯一的生活廣場，應多走走可愛的街道，多關懷舊城區，舊店屋，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故事埋藏於此。作為文化商店的書店不應摒棄社區文化，應該與之連結起來，把創意融入，打造特色的書店，營造具深度與廣度的閱讀，並且開發多元的消費體驗。

吉隆坡市區和半山芭是我成長生活的地方，雖然經過數十年歲月的磨砣，多少人事已非，但這裡活著的人與事，社區故事仍然有值得發掘與想像的空間，例如李天葆的小說、林金城的飲食文學、呂政德的街景油畫都取材自地方社區的活動和人事，其品味無窮，都與地方緊密結合，值得業者抓住開發。

例如一家大型的連銷書店，在各大購物商場大張旗鼓，慶幸的是他們仍保留一家傳統街店在城市鬧區，並且擴張書本賣場，也把一些具地方色彩的人文內容拉進來，形成精彩的書店風景；而類似檳城、馬六甲舊城的眾多藝廊和商店仍堅持街道商店的獨特個性，保有街道的人性活力，比起眾多的購物廣場，我相信這正是外國人眼中的一大勝景。

目前大城市以外的其他地方，書城或購書大廈還是零發展，而今購物廣場的風潮，又被一些自以為是的地方官員列為發展重點，唯有寄望連鎖書店和獨立書店業者多方面考慮，走進地方民眾的主場域──街道與店，讓地方上的閱讀立體化，多元開發知識的寶藏，並且在經營上輸入創意與感情，動員自己客戶群，得以長期經營。

(此篇供<視角>評刊刊出2007.10)

書店歇業 vs. 出版商困境

2007-08-13T18:32:00.001+08:00

有一段時間沒來逛這家位於吉隆坡郊外嶺的大燈書坊，上星期去逛時，發現書店門口貼滿了招租的廣告，原來她歇業了。

兩年前曾經訪問過這張書店的管理層，了解到他們準備以社區書店的型態為社區的居民服務。這是一家漂亮的書店。書種以家庭讀物為主，包括兒童書籍、生活、健康、宗教（與密宗有關的）、雜誌等等，兼售文具和教具，也在一角設立吧台，供舉辦活動使用。

大燈有明顯的宗教色彩，他們也兼營書籍代理批發，書店樓上是辦公室和特定活動的地方，比較少向外公開。其實有很多常買書的朋友並不知道這家書店，因為她很少做宣傳。所以大概支持的顧客以郊外嶺為主。我曾經在＜老師的夢想＞裡提到郊外嶺等了二十多年才有一家個性的書店，孰料不到三年，大燈就「熄滅」了。

大燈書坊的展枱有別於其他書店，相當有個性。

大燈的樻枱，有好多很好看的東西，吸引小讀者

書店吧台，供生活健康活動之用

書店的文具

書店的樓上，是靈修的所在

開業不久的大燈書坊

大燈熄滅

那一邊厢，台灣二百多家出版社抵制金石堂書店不合理的「銷結制」，成立了「台灣出版業者通路秩序聯盟」，以進一步解決出版商和通路之間的矛盾，並防堵誠品書店實施「寄售制」。

台灣出版商所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本地中文出版商遇到的問題。馬來西亞中文書業碰到連鎖大型書商，一般都是處於弱勢被動的位置。「寄售制」和「銷結制」都是通路商與出版商交易的方式，書店佔的便宜較大，但是在銷售管理上卻沒有盡應盡的責任，以大壓小。

這些制度無所謂對錯，除了在商言商，我們應以比較大的格局來和出版社與讀者共同成長，才能贏得尊重。

另外，建議出版商聯合爭取與書店對話，求長遠之策。

Kedua-dua Pameran Buku dan Fungsi ‘Antarabangsa’

2007-08-11T14:30:00.003+08:00

Kita sering mendengar slogan yang berbunyi: ‘Bertapak di Malaysia, Melangkah ke Seluruh Dunia’. Ahli politik acapkali berseru demikian, begitu juga dengan tokoh usahawan. Termaklum daripada slogan ini, kita sedar bahawa sesungguhnya kita tidak dapat menyisihkan diri daripada arus globalisasi. Malaysia dijadikan sebagai tapak, dunia pula gelanggang yang kita tujui. Walaupun kedua-duanya nampak terpisah, tetapi sebenarnya ia merupakan tindakan berpadu yang berhubung kait, cuma berbeza dari segi susulannya.

Pada awal pertengahan tahun ini, dua pameran buku yang penting dianjurkan di Kuala Lumpur. Yang pertama ialah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KLIBF yang ke-26, satu lagi ialah BookFest @ Malaysia yang ke-2. KLIBF merupakan pameran buku berstatus kebangsaan, manakala BookFest @ Malaysia merupakan pameran buku yang terkemuka di negara kita di mana banyak rekod baru pameran buku di Malaysia dilaporkan telah dicipta.

Kita patut mempertalikan kedua-dua pameran buku itu dengan slogan di atas, agar meneliti sejauh manakah kita telah merealisasikan impian yang tersurat dan tersirat dalam slogan itu.

KLIBF yang diadakan pada hujung bulan April dianjurkan bersama oleh Majlis Buku Kebangsaan Malaysia dan Malaysia Book Industry Council. Pameran buku ini bertempat di Pusat Dagangan Dunia Putra (PWTC) setiap tahun. Melalui tinjauan dan pantauan saya beberapa tahun kebelakangan ini, didapati bahawa pameran buku ini masih mengekalkan corak dan model pemikiran lama dari aspek penyertaan sehingga ke perancangan pameran.

Pameran yang dikelola oleh pihak kerajaan memperlihatkan hala tuju dasar negara terhadap perkembangan industri berkenaan. Ia juga boleh dilihat sebagai hasil sesuatu perusahaan ataupun usaha komersial untuk mempromosikan produk. Pameran merupakan satu-satunya aktiviti yang tidak kurang pentingnya dalam dunia perniagaan mana-mana ekonomi moden. Pameran buku, khususnya yang dianjurkan oleh pihak kerajaan sepatutnya menggabungkan fungsi perdagangan dan kebudayaan. Pengusaha buku biasanya mementingkan fungsi pertama, manakala kerajaan lebih berfokus pada fungsi yang kedua. Oleh yang demikian, kerjasama erat antara kedua-dua pihak itu amat penting dalam menjayakan KLIBF.

KLIBF pada tahun ini masih mengekalkan pendekatan lama yang mengutamakan penerbitan tempatan. Walaupun ia bergelar pameran buku antarabangsa, namun pada hakikatnya hanya terdapat lebih kurang 10 buah pengedar buku yang memainkan ‘peranan antarabangsa’ di setempat. Penerbit-penerbit antarabangsa mahupun pihak penganjur sendiri kurang menunjukkan keikhlasannya dalam hubungan ini. Sekiranya dipertikaikan siapa yang bertanggungjawab, keupayaan pihak penganjur nescaya dijadikan soal.

Walaupun penganjuran pameran buku antarabangsa di serata dunia tiada corak atau model yang tetap, namun banyak yang boleh diteladan, misalnya pameran buku di Frankfurt, Bologna, Singapura, Taipei, Beijing dan sebagainya. Pihak penganjur temasya buku berkenaan sentiasa bertungkus lumus ‘memikat’ penyertaan penerbit luar negara ke negara mereka untuk berinteraksi, di samping berusaha menjadikan pameran buku masing-masing sebagai temasya kunjungan tahunan penting bagi penerbit antarabangsa. Jikalau potensi perniagaan cukup merangsangkan, maka pameran buku itu boleh ditingkatkan taraf sebagai pasaran untuk memperniagakan hak cipta atau penerbitan.

KLIBF tidak memperlihatkan ciri-ciri antarabangsa yang memuaskan mungkin disebabkan kesempitan pemikiran kita. Kita sendiri mengehadkan pasaran buku negara kita sebagai 'pasaran berorientasi import' atau 'pasaran jenis sara diri'. Negara ketiga mengimport buku-buku bahasa Inggeris untuk memenuhi keperluan rakyat mereka. Manakala, pasaran jenis sara diri seperti Amerika Syarikat jarang mengimport hak cipta atau bahan-bahan bacaan dari luar negara.

Walaupun kebarangkalian para penerbit antrabangsa menghadirkan diri dalam KLIBF mungkin rendah, namun pihak penganjur masih boleh mengadakan pameran berdewan yang bertema ataupun mewujudkan dewan pameran negara undangan khas, serta menganjurkan forum khas untuk meningkatkan lagi taraf KLIBF. Sekiranya KLIBF tidak meletakkan pembangunan dan masa depan industri penerbitan tempatan sebagai agenda utamanya, maka pameran buku ini hanya akan menjadi tapak pertunjukan semata-mata. Kita perlu faham, interaksi yang kerap di antara penerbit antarabangsa dan penerbit tempatan sahaja dapat memberi kekuatan dan perangsang kepada aktiviti pembacaan dan pasaran penerbitan tempatan.

Penyertaan penerbit-penerbit tempatan utama dalam pameran buku yang dianggap bertaraf kebangsaan dan antarabangsa boleh dijadikan kayu pengukur yang penting. Penerbit-penerbit boleh menunjukkan kelebihan masing-masing dalam penerbitan dengan melancarkan buku-buku baru dan terbitan agung sempena pameran buku. Akan tetapi aktiviti-aktiviti seumpama ini amat tidak ketara dalam KLIBF. Kita seakan-akan gagal menemui sebuah buku yang hangat diperkatakan dalam KLIBF dijadikan topik perbincangan. Maka kita kehilangan fokus yang sepatutnya ada di tapak pameran.

Namun begitu, penerbit-penerbit bahasa Malaysia telah pun mencuba sedaya upaya memaparkan prestasi yang terbaik. Antaranya, Kumpulan Karangkraf telah memenuhi salah sebuah dewan dengan mempamerkan segala terbitannya dalam usaha memperkasakan empayar penerbitannya. Kita amat mengharapkan perkembangan lebih pesat syarikat tersebut pada masa akan datang.

Meskipun kita boleh melupakan saja pertimbangan antarabangsa, KLIBF masih dianggap tidak menjalankan tanggungjawab dengan baik untuk memajukan industri penerbitan tempatan. Hanya buku-buku bahasa Malaysia, bahasa Inggeris dan sebilangan buku bahasa Arab yang kelihatan dalam pameran buku tersebut. Terbitan bahasa lain pula seolah-olah tidak hadir sama sekali.

Pada pendapat saya, fenomena ini berlaku kalau bukan kerana penonjolan dasar dan mentaliti budaya bercorak tunggal menjadi puncanya, maka pelepasan peluang dan meminggir diri dalam kalangan para penerbit bahasa lain adalah penyebabnya. Menteri Penerangan menyesal kerana 90% pengunjung pameran tersebut merupakan orang Melayu. Pada pendapat saya, kedua-dua faktor yang tersebut berkait rapat dengan kedinginan sambutannya. Dilema seumpama ini tidak akan terjadi sekiranya pihak penganjur dapat membuat pertimbangan secara menyeluruh dan sempurna. Malangnya, perkembangan industri pernerbitan tempatan pada keseluruhannya adalah tidak sihat.

Mengimbas kembali kejayaan tahun lepas, pengelola utama 'mailto:BookFest@Malaysia 2006', Popular Book Co. (M) Sdn.Bhd. telah mengecapi kejayaan yang cemerlang. Hasrat dan objektif setahun kemudian sekali lagi membuktikan kecemerlangannya di arena penerbitan.

Majlis meriah buku ini yang menonjolkan kehebatannya dalam penerbitan buku bahasa Cina di luar negara mudah melahirkan tanggapan yang salah dalam kalangan orang ramai bahawa ia merupakan satu-satunya aktiviti yang berpadu perusahaan dan kebudayaan.

Mengapakah ia diperkatakan suatu tanggapan yang salah?

Untuk menjayakan pameran buku ini, Popular Book Co. (M) Sdn. Bhd. telah mengatur stafnya ke Negara China, Hong Kong dan Taiwan untuk mencari penerbit-penerbit yang berminat menyertai pameran tersebut. Dalam perkara ini, Popular Book Co.(M) Sdn. Bhd. nampaknya jauh lebih agresif berbanding dengan KLIBF. Akan tetapi, Popular Book Co.(M) Sdn. Bhd. memilih pendekatan mudah dengan menguruskan sepenuhnya urus niaga gerai-gerai buku luar negara. Oleh itu, walaupun banyak penulis luar negara muncul di tapak pameran, ia tetap memberi gambaran bahawa pameran itu hanya merupakan sebuah lagi kedai buku Popular Book Co. (M) Sdn. Bhd. secara besar-besaran sahaja.

Dalam pameran buku ini, syarikat penerbitan luar negara bagaikan 'lenyap'. 'Lenyap' maka tidak mungkin ada dialog antara penerbit dengan pembaca secara mikro. ‘Lenyap’ kerana tiada arus komunikasi antara industri buku dengan kebudayaan secara makro. Tiada interaksi maka tidak berpeluang membuahkan apa-apa peningkatan.

Persoalannya, mengapakah berlakunya senario sedemikian? Kita hanya boleh menyimpulkan bahawa ia memang bukan tujuan asal Popular Book Co. (M) Sdn. Bhd. mengadakan pameran buku ini.

Perkara ini amat menghairankan. Pameran buku yang dianjurkan oleh pihak kerajaan, penerbitan biasanya tidak begitu mementingkan objektif pembangunan industri penerbitan. (Pihak kerajaan melancar kempen membaca atau menyeru orang awam membaca, kerapkali hanya berhenti dengan membuat seruan dan tidak benar-benar mengambil tindakan berkesan). Oleh itu, kita sering berharap para warga industri buku dapat mengambil inisiatif sendiri menganjurkan pameran buku yang berskil makro. Walaupun, BookFest@ Malaysia 2007 telah mencatatkan pelbagai rekod agung, akan tetapi, kita harus mempertimbangkan sama ada ia benar-benar mencapai matlamat pameran buku secara mendalam? Betapa besarkah impaknya terhadap pembangunan industri buku? Kita amat meragui.

Secara keseluruhannya, intipati kedua-dua pameran buku ini nampaknya tidak secocok dengan namanya. Pameran yang bergelar pameran antarabangsa tidak cukup piawai antarabangsanya; yang menganjurkan pameran luar negara pula, penerbit luar negara yang berwibawa tidak hadir, sehinggakan kita terpaksa bertanya di manakah wujudnya penukaran fikiran antarabangsa? Apa yang dikesali ialah penyertaan penerbit-penerbit bahasa Cina tempatan dalam kedua-dua pameran buku ini amat tidak menggalakkan. Mereka sesungguhnya kehilangan peluang bertindak secara proaktif. Akhirnya pasaran buku-buku bahasa Cina tempatan terpaksa menantikan penerokaan oleh ejen-ejen buku.

Kejayaan pameran buku tidak sepenuhnya dapat mencerminkan prestasi sesebuah industri buku. Ternyata sekali pencapaian industri penerbitan kita bukan saja kurang menceriakan bahkan juga mendukacitakan. Sama ada penerbit-penerbit menyertai pameran buku atau tidak, kita masih boleh membuat kesimpulan sendiri tentang prestasi industri buku kita melalui pameran buku.

(Artikel ini diterjemahkan dengan kerjasama Encik Koh Yok Hwa dan rakan redakturnya. Saya mengucapkan ribuan terima kasih atas sumbangan mereka)

出版巨擎45 (2006年)

2007-08-08T10:35:00.001+08:00

世界最大的出版社是哪家?上面是來自<出版人周刊>的資料。亞洲有七家上榜，日本在亞洲稱霸，佔五家。太極虎不遑多讓，緊接在後，中國有一家（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榜，以教育出版為主。前十大出版社的銷售額在榜中佔了三分之二強（總值四十五億）。

兩個書展與「國際」功能

2007-07-17T13:59:00.003+08:00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口號：「立足大馬，放眼世界」，政治人物喜歡這樣說，商界的翹楚也愛這麼為企業定位。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全球化的浪潮是我們無法脫離的。我們以大馬為本，世界是我們馳騁的疆域，雖然這是兩段詞，但卻是一體的作為，只是優先順序不同，一前一後，互為關鍵。

上半年，吉隆坡舉行了兩個重要的書展，一個是第26屆吉隆坡國際書展，另一個則是第２屆大眾海外華文書市。前者是國家代表性書展，後者則是馬來西亞規模最大的書展，已突破多項書展記錄。

從兩個書展來思考上面那句口號，我覺得我們必須走到落實定位的關口。

首先在4月底舉行的吉隆坡國際書展（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Book Fair，KLIBF）是由馬來西亞國家圖書委員會（Majlis Buku Kebangsaan Malaysia）和馬來西亞圖書工業諮詢委員會（Malaysia Book Industry Council）所主辦，這個書展每年都會在太子世界貿易中心舉行。這幾年的觀察，從展商參與到展覽的規劃，可以看出這是一場舊模式與慣性思惟的書展。

由官方主導的商展，呈現的是國家對這個產業的政策走向，它可以是一項成果展示，也可以是商品推展。商展在商業世界裡已是一個比例特重的活動。書展，尤其是國家主催的書展，結合了商業與文化功能。書商看重的是前者，官方的意圖是後者。因此在KLIBF，兩者如何配合是很重要的。

今年的KLIBF基本上延續過去以本地出版為優先的型態，雖名為國際書展，實際上主要只是十數家大型經銷商在本地扮演「國際角色」。無論是國際出版社或主辦單位都顯得誠意缺缺，如果追問責任，主辦單位的能力備受懷疑。

國際書展雖然沒有固定模式，但卻有典範可循，例如法蘭克福、波隆那、新加坡、台北、北京國際書展等等。主辦單位無不卯足力量，去邀集國外出版商前來本國交流，將本國書展列為國際出版社常年到訪的要站。如果商機夠大，更可以將書展發展成一個交易量大的版權或出版市集。

吉隆坡國際書展看不到這樣的「國際規模」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慣性思考，將本國書籍市場視為輸入型或者自給自足型的市場，前者如第三世界國家，主要以輸入英文書籍來滿足國人，而自給自足的市場如美國，甚少引進外國版權與書籍。

輸入型的市場看似很「國際」，主流語言讀物輸入通暢無阻，其實那可能是最被國際大出版社輕視的市場；而真正被看重的市場則是經由版權交易來達成的文化與經濟交換，一般上國際主流出版社都會親自到訪做市場拜會與調查，尋找合作者和他們的讀者。

再者，即使沒有那麼多的國際書商親身參展，主辦單位也可以策劃主題館或主賓國家展，，以及舉辦產業論壇，來提昇國際書展的格局。如果KLIBF有如此的認定，不把思考出版產業的未來視為首要任務，那麼書展永遠這是一個「純粹作秀」的場合。要知道，國際出版與本地出版的深度互動，才能為閱讀活動與市場增添力量。

這個被定位成國家級、國際級的書展，本地書商和出版社的參與度可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指標。出版社亦會配合書展，使出看家本領，將最新最重大的書，在這段期間發布，呈現給眾讀者。但是這個現象顯得並不突出，一路走完吉隆坡國際書展，似乎找不到一本話題書，讓會場失去了焦點。

儘管如此，本地主要馬來文出版社已各盡所能，呈現最好的參展水平，其中更有一家雜誌出版集團Karangkraf獨占全館，盡顯其出版王國之勢，讓人十分期待其未來的發展。

如果我們捨國際而揚本土，KLIBF也不盡然做好推廣本地出版的工作，因為整個會場都只看到馬來文、英文與少數阿拉伯文的書籍，本地其他語文出版則黯然失色。

就個人看法，如果這不是國家單一文化觀在作祟，就是其他語文出版社的自我離場與放逐。新聞部長發覺出席第26屆吉隆坡國際書展的人潮90%以上是馬來人，我想上述兩者都離不開干係。如果書展單位做到面面俱到，就不會產生如此窘境，無論如何，這都不是良性的發展。

第二屆大眾海外華文書市挾上一屆凌厲之勢，企圖再創佳績，而且主辦單位大眾書局也做到了。

這個標榜海外華文出版的書壇盛會，很容易讓人錯覺以為那是一個具有文化代表性和產業代表的活動。

為什麼是錯覺呢？

為了舉行這場書展，大眾書局努力到中港台舉行招商說明，動作積極甚於KLIBF，然而他們在書展裡採用的是承攬包辦海外出版社的所有業務，儘管眾多海外作家到馬交流與撐場，卻離不開一個印象，即那是一個超級大型的「大眾書局」。

原因最重要的是，海外出版社的代表在展場隱身了。隱身則不能產生對話，從微觀的業者與讀者對話，到宏觀的產業與文化對話。沒有這些對話，提昇無所向。

為什麼會如此呢？我們只能說因為那不是大眾書局辦這個書市的目的。

這是十分詭異的。一般官方的書展不太注重出版業的發展（官方所謂的閱讀運動或勸請民眾讀書，都只是嘴裡說，有效的行動甚少），所以我們常常盼望業者來舉辦宏觀的書展，但是創造多項記錄的海外華文書展，其內涵實質的創造到底有多深，對產業影響究竟有多大，我們十分懷疑。

總得來說，兩個書展在很多方面目前都是名不副實，做國際的，不夠國際規格；做海外展的，海外出版精英始終缺席，叫人不禁問道出版業的國際交流在哪裡？令人惋惜的是，本地中文出版社在兩場書展參與度極低，頻頻失去主動權，本地中文市場等著被代理者開發。

書展不全然代表出版業的表現，但是出版業的表現是不是夠亮麗，不論業者有沒有參與書展，我們仍然可以從書展的表現延伸推論了。

KLIBF兒童書展區

作者簽書會

明星簽名會

以前比較少見的馬來文版盆裁與花卉指南

商業與職場進修書越來越多

宗教書一直都是馬來文書籍的重點，現在的宗教書種更多觸及國際時勢，個人淺見那還是在911以後的發展趨勢

美觀氣派的攤位

很多著名雜誌趁著人潮，為顧客客製專屬的雜誌封面，滿足成為封面人物的嚮往

言情小說一直佔有很大的讀者群，不信你在LRT車上看看就知道

Karangkraf相信是全馬最大的雜誌集團，豪氣的租下整個展館

動漫書籍錢力無窮

當然娛樂也是馬來讀者的最愛

向東學習精神不滅？！

此篇供<視角>評刊刊出2007.07

霹靂人要買《怡保城乡散记》哦！

2007-03-22T11:04:00.001+08:00

燧人氏有新書出版了！這本《怡保城乡散记》的校本副本曾經擱在我這許久，宗麟兄信任我，叫我寫寫這本書的簡介，後來我因疏懶，遲遲未動筆。要在這裡再說一聲抱歉。

這本書的內容雖然發表也有很長的時間了，但是我相信對於怡保人，以至於霹靂州子民，彷彿是發生在昨天的事情。沒有朱宗賢的記載，身邊平常的店，街，事，人只是一張模糊的臉，談不上親切和熟悉。

前陣子，因多部國際電影在怡保取景，讓大馬人好不風光。其實，如果沒有真正認識這個地方，又有什麼好風光的。我雖然不是怡保人，但我同樣想到來不及多認識的吉隆坡，近年不斷因貪婪發展而遭受破壞的建築與綠地，同樣感受到那種無奈和迫切感，其實首都子民又有什麼好風光的。

《怡保城乡散记》本周六要做推介，祝福燧人氏再接再勵，完成使命，更希望怡保人都可以買一本做傳家之書。

朱宗贤新著《怡保城乡散记》推展礼暨讲评会

主礼人：坝罗古庙董事会主席何华绪

主讲人：前南洋商报总编辑朱自存、历史工作者刘道南

日期：3月24日（六）下午2点半

地点:怡保坝罗古庙会议室

主办单位：坝罗古庙(05-2550407)燧人氏事业(012 3103300)

现场有：作者签名，新书特价，茶点接待（免费入场）

谢谢你们的支持-- tel: 6 012 3103300 fax: 6 03-79800310

出版在Web2.0時代

2007-01-25T12:43:00.001+08:00

大學時代初次接觸「創新傳佈」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s）時，只懂得皮毛，略略知道它為傳播理論其中一個與科技或新事物有關的理論。十多年過去，其實也沒有什麼機會再深入研究。只是最近在工作的時候，從有關的人身上發現，一項新科技要真正讓普遍人接受，以致於採用，的確真如「創新傳佈」理論所描述的各種變項（創新事物、擴散管道、時間、市場體系、接收者），所呈現不同的狀態與風貎。

我曾經自我評估，對於我關心範圍的「創新事物」，我可能是早期跟進者，所以還不至於落後太多。因此當全球都在熱烈討論Web2.0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其所帶來的經濟衝擊，我「不由自主」地搜羅資料，也來想想它如何影響著我的未來。

翻查大部分關於Web2.0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當中很多已在Web1.0的時代已被提及，甚至於接納採用，例如使用者中心主義、社群、開放等概念。我記得在網際網絡泡沬化之前，許多美國的電子商務書籍，已經引證美國成功的企業網站，都在強調由顧客操控的網站的經營之道。因此當Web2.0被宣告來臨之時，我們發現其成功乃是伴隨而來的新科技（如寛頻）輔助，讓這些精神與理念發揮得更加徹底，淋漓盡致。

其中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成本。

網絡文化評論者黃芳宇直指網際網路的革命源頭只有一個，即「電腦儲存成本與網路頻寬成本不斷下降」；反應在社會上，就是「人與人之間聯繫成本不斷下降」；反映在商業上，就是「靠資訊壟斷與資本壟斷的企業逐漸解體」。

因為成本的一加降低，引發了很多想像力，也讓想像得以落實。

因為Blog的流行，讓我們不得不再次思考數位出版與網絡對傳統出版（報章、雜誌以及書本出版社）的挑戰。在中國，許多原創文學網站，已經採用和出版社同樣規格（甚至更好）的待遇來支付稿費，他們也扮演作者的經紀人與出版社交易（中國出版社的開設與書本的出版是受體制限制的）。更重要的是，讀者是付費閱讀的。如果把這個情形放在香港、台灣或馬新，這些網站就是如假包換的出版社了。

也許很多人會懷疑，文學網站能賺錢嗎？我們的有人部落能賺錢嗎？我們的《蕉風》能賺錢嗎？

在傳統出版的世界，必須依靠壟斷資源和市場才有辦法賺錢，當網際網路的儲存以及頻寬成本逐漸降低時，能預期的是全球網頁只會爆量成長，因此傳統出版能壟斷網路世界嗎？更吊詭的是，黃芳宇提出個相反的論證，「減少網站總訪客數量」反而可以達成提升「每訪客平均頁面瀏覽量」的效果，你可以想作成「經濟流量」。經營者永遠可以選擇只做少數人的生意，只要這群人量少質精。也因為Web2.0強調參與者的角色，個人即是媒體，無形中在減低人力成本。

台灣資深出版人周浩正由Web2.0現象去思考「出版2.0」時代，疑慮作品的品質參差不齊，面對數量龐大的作品，更會造成出版社（即仍從事紙本出版的出版社）內部資源支援的困難。但是他仍提醒行家，網絡的力量已是不容忽視，人人都是「網中人」，出版社在行銷和經營上都要有相應的措施。

我想馬來西亞眾多從事文化出版的公司，不妨趁Web2.0所帶來的契機，利用科技的便利，充分體現Web2.0的精神，深化與讀者的交流，讓讀者也成為出版和內容生產的一員，長遠經營出版社。

如果說Web2.0又代表什麼，我覺得那也屬於個人品味大張聲勢的時代，你也會找到與你氣味相投的朋友。

出版產業往何處去?

2006-12-07T10:38:00.001+08:00

韓國不斷創造經濟奇蹟，在文化創意上亦驚喜連連，近年強勢的影音外銷已經不用多說，在傳統文化維護亦大張旗鼓，君不見韓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端午祭」列為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讓我們體會到文化難以獨享與獨佔，其力量來自分享與創新。

今年最讓我吃驚的消息，是韓國的出版業者竟然蓋起出版城，創造另一個世界第一。記得幾年前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看到發展商在書展推銷以書為主題概念的新式住宅區，教我印象深刻，如今韓國出版業者更勝一籌，格局和策略影響深遠。

這個被稱為「坡州出版城」的夢想城市，絕對不像我國幾年前推展的「電影城」，曇花一現。占地160公頃的坡州出版城市，由核心靈魂人物李起雄和業者集資3千4百萬令吉，加上政府貸款3千3百萬令吉，以興建「亞洲出版資訊中心」，創建「知識與資訊誕生的基地」為目標，分兩期工程興建。第一期是將創意發想、編輯、印刷、裝訂到物流等出版產業鏈各環節籠絡於此，目前已有150家業者以購地建屋或承租方式進駐，明年3月全部完工。第二期重在吸引音像、電影、設計和運動休閒等領域的業者，預定2010年完成。政府並依照振興文化藝術的法案，給予進駐坡州出版城市的業者，五年全免、三年半免稅賦的優惠條件。（詳見台灣民生報或udn.com，十一月十八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坡州出版城」是我國的Putrajaya或Cyberjaya，雖然土地面積小巫見大巫，但我們仍然清楚看到這個國家的企圖心。

坡州出版城從構想至實踐，是韓國出版業者為突破出版委糜不振的困境，而發出的夢想。雖然建城這個大手筆不能決定出版業的存活，但在這裡我們看到是業者與政府的裡應外合，化被動為主動的積極步履。

(上圖：台灣出版人在世界中文書香的攤位）

眼見韓國出版此番奮起景況，台灣出版業者不無擔心自身的發展，尤其數位出版（Digital Publishing）不及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還處於初期發展階段。台北雜誌公會理事長、遠流出版董事長王榮文呼吁業者團結合作，謀求生路。王榮文認為台灣目前由出版社零星發展數位出版，多屬賠錢生意，應統籌出版社、作家、科技界，共同集資開設數位出版公司，方能打開市場。台北出版業者近幾年都有團體出擊的動作（例如參加本地書展），但仍自覺不如韓國業者般團結。

（圖：世界中文書香書展：本地中文出版路在何方？）

回到馬來西亞，出版業交流與合作（除了報界收購和合併）是很鮮見的，即使以書商為主角的書展，尚無出版論壇等研討對話，即可看出目前出版業還未領導書展功能，因此就更難就業界籌劃和開展新的出路。要知道出版者偶一精彩的表現不足以為他們帶來且長又久的燦爛，更何況大多數業者都還是資源缺乏，一旦海外文化集團壓境，我們的處境就更加難為。

本地出版業者整合和創新之路是否需要，是否可能，端視他們想走多遠。如果出版業不孤獨，那麼神傷是不存在的。

進軍出版，書店的新契機？

2006-10-16T09:55:00.001+08:00

從出版到經營書店或由經營書店兼做出版，一直都是書業的一大主流，尤其是華文書業。將出版與書店視為上下游不同的專業（中游還有經銷批發商）應該是近二十年的事情，我想那也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專搞出版社，主攻內容生產，以及獨立書店越開越多的結果。

不過，事情的發展也相當奇妙。隨著書店與出版各自專業的發展，兩者之間在近十年又找到新的匯流點，以新的戰略再次於書業激起波濤。對了，我們要說的，正是近年來國內外大型連鎖書店的出版大動作。例如一向專攻書店的台灣誠品，今年即成立「誠品出版」事業部，逐步展開出版業務，為閱讀大眾提供優質出版品。

由於充分掌握國內圖書消費資訊，以及以量制勝的書店規模，連鎖書店憑著優勢進軍出版，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這背後的邏輯就類似我們走入霸級市場，可以找到該市場標籤的商品一樣，消費者以較低的價格買到同類商品。比較不同的是，圖書不同與一般消費商品，其個別內容的獨特性比較強，銷售困難度更高。

本地涉足出版的書店包括MPH、大眾、大將和學林。其中大眾在全球華文市場布局，企業涉及上中下游，表現最為積極，其出版種類繁多，包括童書、文學、商管、勵志、食譜、生活類等等，大部分以台灣版權書為主。MPH與學林目前尚屬小規模出版，以本地題材為主，不過方向與品味大異其趣。MPH藉由政商關係，以出版伊斯蘭課題、商界名人傳記投入出版，成績尚待觀察；大將書行與出版社雖各自獨立，但藉由運作共同品牌，書種以本地內容為特色，在讀者心中已有江湖地位。學林則以獨立書店的姿態做出版，與前三者的出版邏輯不同。

美國知名的大型連鎖書店巴諾書店（Barnes＆Noble）或許可以成為一個參考的例子。巴諾於上世紀末遭遇了網上零售的挫折之後（不敵地球上最大的書店亞馬遜），即加強在出版方面的投資和操作。據《中國圖書商報》的報道，美國新書市場最近幾年已沒有多少利潤可賺，巴諾因此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低成本、高回酬的再版圖書出版領域，包括對經典圖書、生活類圖書以及咖啡桌圖書的再版，再版的版稅很低甚至沒有版稅，使得巴諾可以快速從出版獲得利潤，約佔書店年銷售額的3%。

然而，對於出版競爭激烈的美國出版業來說，書店去搞出版並不獲得其他出版社的認同，最直接的利害關係是影響出版社的供貨，排擠其他書籍在書店的展銷空間。再來，書店知道什麼樣的書好賣、什麼樣的書難賣，因此書店憑著第一手的出版情報，選取暢銷的題目，以量出擊，並且採取超低價策略切入市場，打亂原有的市場定價行情。以上的情形或許可以提醒我們的書店，應多方面考量出版業者的發展空間，出版社方面亦應減少重複出版。

值得本地留意的是，大眾書局隨著其在國際事業版圖的擴張，從過去向出版社採購版權轉換繁簡體到今日直接海內外作家簽定合約出版，在在顯示其國際出版的影響力。從本地的觀點來看，當初書店的主要目標是打擊嚴重的盜版書（對新加坡公司而言，這應該不是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創造新的利潤點，然而未來是否可演變成為「本土－國際」連結出版的新模式，即是國際又是本土，即是本土又是國際，是本地作家最為關心與期待的。

不過，畢竟從事本地出版是一個脆弱的文化工作，各大書店在為讀者出版本身品牌的讀物之時，亦當小心維護與鼓勵本地出版業者，讓書業更為茁壯成長。

閱讀的財政預算案

2006-09-17T00:28:00.001+08:00

政府月初公布的2007年財政預算案在媒體上熱鬧幾天後，很快就被其他議題淹沒了。明年的預算案對書店業者和出版社，甚至個人而言，都算是喜訊一則。明年開始購買書籍可獲得的所得稅免稅額，從每年的700令吉增加至1000令吉，主要目的是為了塑造社會的閱讀文化風氣，及提倡終身學習運動。

國家預算案是大課題，一旦落實則反映到我們的個人生活裡。對此購書扣稅措施，筆者有時候不免思索，到底扣稅額提高是因為本地書籍價格過高，人民的錢不夠買書，或者購得的數量不夠多，還是因為大眾過去對此措施無動於衷，政府要用強捧來提高閱讀習慣呢？

當然，對愛書人而言，能獲得的所得稅免稅額愈高，給予他們的鼓勵就愈高，買得愈起勁，一般上他們的消費往往都會超過免稅額的標準，如果以個人月入三千元來計算，一年一千元的閱讀消費倒還符合情理，端視他要不要善用這筆預算。不過對大部分人來說，購書這回事還是有一個潛意識的消費預算。

理財專家對此有一套說法。他們認為一個家庭的休閒娛樂消費預算應該控制在15%內，其中項目包括文化（如購買藝術品、觀賞表演藝術）、閱讀、旅遊、娛樂等等。無可否認以本地情形來看，在這幾個項目內，以旅遊和娛樂為強項，文化和閱讀為次要選擇。副首相納吉近日即感嘆國人愛娛樂多過閱讀。然而在歐洲，儘管娛樂產業發達，圖書這一傳統產業仍然佔據著難以動搖的主導位置。據稱，2005年法國的圖書市場銷售額約為85億歐元，佔到娛樂市場的48.7％，德國這一比重更是達到55％。

關於書籍消費，很多人會批評本地書價偏高，是導致閱讀風氣低落的原因。森美蘭州務大臣也說話了，他要求政府拿出對策以解決書價的問題。首先他認為紙張的價格高漲導致書的價格提高，因此他建議政府多發出AP給商家進口外國紙張，以抑制價格。與此同時，提供扣稅措施予出版社，以減低出版社的營運成本，進而減低書價。例如2007年，凡每年接待至少500名外國團遊客或1200名本地遊客的旅遊公司，將豁免繳交所得稅至2011年；生物科技業，從投產起可免所得稅為期10年或得100%投資稅務津貼，為期5年。類似的措施可激勵本地出版社。

自2002年起，瑞典政府將出版行業的消費增值稅降低了一半，使得書的價格也大幅下降。雖然我國目前還未實施消費增值稅，但是若能針對文化創意產業降稅，將無形減輕他們的成本壓力，使得價格會降低，對消費者而言是一大好處。同時鼓勵文化創意產業的成長。

不過森州州務大臣也許不清楚，目前書店絕大部分的書都是進口為主，本地出版佔的量很少（約一年七千種），進口書的書價都是依據國外出版商的定價來輸入。以我們相對低的收入來買國外的作品，確實比較吃虧。如果我們覺得閱讀進口書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也就不要再埋怨，因為這是難以改變的現實。

挽救人民的閱讀風氣，本來不能光從市場消費來斷定，因為公共圖書館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以我們一直為人詬病的圖書館服務來說，我們對閱讀率又有何指望呢？這時候我們又不得不感謝連銷書店的偉大，同時也同情鄉區的民眾（因為連鎖店不會看上你們）。

其實1000元的所得免稅額也只是個數字虛象，民眾從書可以得到多少好處，是真實體會才會知道。最後再以高希均的名句：「自己再累也要讀書，工作再忙也要談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住處再擠也要藏，交情再淺也要送書。」與大家共勉。

OPM、OPT、OPR

2006-09-02T20:07:00.001+08:00

幾年前，富爸爸的「商業學說」流行當兒，我身邊的多個朋友曾經迫不及待地傳授我富爸爸的幾項招式，其中一個我最常聽到的是OPM（Other People’s Money）和OPT（Other People’s Time），最近自己查尋，還有一個OPR（Other People’s Resources）。我相信清崎先生實驗成功的原則不無不好，只是我認為運用的心態和對象應該謹慎。

致富是眾多人的願望與目標，我也很想，只是沒有化為行動。因為要提早退休，輕鬆致富，越來越多聰明人喜歡用OPM、OPT和OPR，並且將這些方法與思維發揮極致，以達成他們的目標。首先他們會選擇創業當老板，但是他們不掏錢投資，不在乎那是什麼行業，自己熟不熟悉，也盡量不親自下海工作，他們的腦子盡想著如何利用周圍的資源（另一種說法是節省成本），包括他人的時間、金錢、交通工具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形和無形的東西。他們僱人不付薪資，當產品賣出或勞務付出，才讓工作者（他們會稱呼他們為「事業夥伴」）抽佣，並且給予免費或廉價的讚揚與掌聲，如果可能，他們會用別人的福利或資源來給你獎賞。

他們享受自由的時間，等待夥伴來電回報業績（運用別人的資源，省下自己的電訊費），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在想擴充／開發其他類似不相干的業務。他們不負責我們從前認為一個老闆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當業務發生危機或責任追究時，他們會把責任轉嫁給「事業夥伴」，讓他們來應對顧客。他們有的擁有博士學位，他們是新貴，是富爸爸調教出來的。

在另一方面，本地的藝文界也常使用類似的槓杆原理。台灣藝術管理顧問桂雅文不久前給本地藝文界上課時，談到許多歐美國家藝文團體的生存之道。其實我們與歐美的情形都幾乎一樣，藝文團體缺錢缺人缺資源，不過當地人知道文化對一個社區或企業的重要性，建構性的社會責任觀念影響著他們去支持和關心藝文團體。

於是一些有利於藝文團體的機制建立起來了，例如義工體制。表演工作者在忙於排演與準備演出事宜的當兒，無暇被照顧的孩子與家人將會獲得義工的協助，只要他們在社區和藝文的網絡提出請求，可能就有幾十人伸出援手。這些義工不直接支助藝術表演，但他們幫忙表演工作者，使他們獲得免費或廉價的資源，間接使藝文活動得以成功，這是OPR和OPT的典型例子。

活動經費與薪資一向是藝文界最大的困擾，所以募款是最常見的方法，藝文界這個時候必須用OPM。不過募款談何容易，很多書告訴我們最好不要向陌生人提出募款要求，否則會碰得一鼻子灰，但是熟悉的有錢人又有多少人願意贊助呢。所以OPM不易為，藝文界就要花心思在OPR的請求策略，以求與合作的單位取得多贏的局面。

當我們碰到想運用OPM、OPT、OPR致富的人，千萬要提高警愓，不要讓自己被平白利用了，因為我們深切認識到這些人為的是一己的利益。但是對於真正有需要的藝文團體，他們有足夠的理由要求OPM、OPT和OPR，因為他們的貢獻不只是為了自己，而是他們的社區和文化。

本地出版獨立了嗎？

2006-09-02T19:19:00.001+08:00

因為獨立日，星洲<悅讀周報>編輯給我出了這道題目，叫我談談「本地獨立出版」。在本地探討獨立出版確實是相當奇怪的事情，因為相對於本地書店大量陳列的美英中港台書籍來說，我們不得不承認「馬來西亞出版品」本身即是一個最大的獨立品牌。

在歐美國家，獨立出版社或獨立廠牌是有其特別的意義。其獨立除了表現於資金與營運外，亦表現於其內容特色方面。現代出版在十九世紀的美國開始蓬勃發展，市場化與企業化的運作，使得美國的出版社變成大怪獸，在併購熱潮風起雲湧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社亦無可避免此浪潮，許多著名而有歷史的出版名社都納入大集團，變成企業賺錢的一環。

儘管集團化對出版編輯的獨立和創意影響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嚴重，但是對許多出版人和作家而言，他們認為書籍的種類與題材不僅止於我們在主流書店所看到的有限風景，有許多小課題與特色題目，甚至反叛主流價值的內容應該讓它面世，扮演思想先鋒的積極角色。因此，在「大媒體時代」，我們更應該珍視具有獨立精神的出版社。

無可否認，絕大部分的獨立出版和書店都面對資源有限、營運不善以及市場競爭的問題，名聞遐邇的台北桂冠書局剛剛於八月中結束營業就是很典型的例證，桂冠以文史哲出版為主要項目，引進當代思潮不遺餘力，其附屬書局為主要的銷售點，設於台灣大學商圈，多年啟迪莘莘學子，備受推崇。如今書局經營不善而結束，也會影響桂冠書籍的銷售。

本地的出版都是以生產「馬來西亞內容」為主，他們面對同樣的問題其實是多方面的，不論其為獨立出版（個人自資、小社小眾讀物、小社大眾讀物），或是主流專業出版，目前在國內都仍是弱勢族群，他們面對最大的對手是國內的大型書店業者和國外的出版商（包括獨立與主流專業）。

大型書店支持本地出版的力量十分有限，多數業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引進國外書籍，以滿足讀者的需求和企業的獲利。本地獨立出版社在推銷他們書籍的時候，常常會面對退書與進書，甚至收款不順暢的問題。以他們有限的人力財力來面對大型業者管理偏差與失當，不僅搞得自己沮喪不已，也會讓自己元氣大傷，信心低落，使得本地的出版始終處於不健康的狀況。

再者，由於大部分本地出版社鮮少涉足國際出版，以版權交易來限制海外書籍的直接進口，因此海外出版品與本地出版品在本地書店可說是短兵相接，在大兵壓境之下，本地獨立出版，所面對的壓力更為嚴峻，突破重圍更形困難。

無論如何獨立出版在文化上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在任何國家他們都是藝文的先鋒，地位備受肯定，大型集團亦不敢小覷。美國獨立出版社與個人非常懂得運用聯合的策略，他們有共同的網站與經銷網絡，把眾小力量，集結成大力量，打開國內外的市場，在國際大型書展亦不缺他們的身影。我覺得這是本地獨立出版最迫切需要的方法。

除此之外，專業的管理與行銷能力是當前各個文化團體，包括獨立出版的共同修練，如此才能保住與開拓資源，長久經營。海外市場聽起來好像遙不可及，但如果各獨立出版社可以聯合成立機制平台，共同謀劃，走出馬來西亞是指日可待的。

獨立出版是我們文化最珍貴的部分，唯獨立靠實力，但願在此獨立日，祝我們的作家與出版人創意不斷，財富日增。

我們的雜誌夠看嗎？

2006-07-25T01:35:00.001+08:00

走進書店，常常發現最多人潮的地方就是雜誌區。雖然站在那裡翻閱的比購買的人多，但是雜誌的銷售量和成功率畢竟還是較高，因此大多書店無不將雜誌區安置於店裡的黃金地帶，以吸引人潮。如果沒有估計錯誤，在紙本媒介當中，大馬人最愛閱讀的是報章，接下來應該是雜誌了。

「包羅萬象」與「獨特個性」是最能形容雜誌的類型與特色。大致你感興趣或不感興趣的，市場上都至少有一本雜誌呈現相關內容，真的，有些專門或同人雜誌內容，其新奇古怪，不是憑個人經驗可以想像到的。我想，只有海納百川的網際網絡可以成為雜誌的最大敵手。

大馬的中文雜誌市場其實和書籍的情況差不多，仍然是台港雜誌的天下，我們所能閱讀到的雜誌也是那種暢銷類型的，例如時尚、娛樂、生活風格等等，其他種類雜誌買少見少，對喜愛閱讀雜誌的讀者來說，這樣的現象正是扼殺了雜誌的生命力──包羅萬象而又兼具獨特個性。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過了那個「要害人去教唆辦雜誌」的年代，本地中文雜誌數量近年雖不是如雨後春荀，但也有增加或轉型的現象，不過要找出一本品質內容上好的雜誌，恐怕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因為我們看到許多雜誌並沒有往「內容取勝」的方向前進，反而朝向「盈利為上」的模式，失去平衡了。

當代的雜誌都由商業管理菁英主導，它們多是跨國集團，講求合情合理的商業績效，在雜誌的視覺與觸感上都可以盡量做到最好，我們發現本地的雜誌在這方面也是有進步的，但是如果要談內容的可讀性、可信度，我常常都會保持懷疑的態度。

雜誌主要靠廣告維生，讀者也愛看廣告，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廣告與內容無所分際，滲透無孔不入，這就變成很大的問題了。舉個例子，我們常看到很多本地商業管理雜誌的封面主題，不少是主題人物或企業所付費的，我不曉得廣大的讀者會相信這樣的內容嗎，被訪問的公司會不會覺得公平？說起來，我們還真的需要這些商業管理雜誌來為我們發掘議題，提供商場上的有用訊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講求競爭力的全球市場，但如果雜誌不是以完整的企畫和深度的採訪來呈現內容，我們只能感覺那是一道快熟式的牛肉簡餐，嚐不到原汁原味大塊的牛肉。

為了清楚說明雜誌是可以賺錢，而又在內容品質上可以做到最佳的，讀者不妨閱讀台灣的《天下雜誌》。這家創刊二十五年的商業雜誌獲獎無數，去年奪得亞洲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出版業同業組織SOPA－「The Society of Publishers in Asia」所頒發的「亞洲最佳雜誌獎」。與此同時，她們也是一間獲利豐厚的出版公司。

我們期待本地有這麼一兩家雜誌公司，像《天下雜誌》一樣，珍視和培養編採人才，我們就「很夠看」了。

緊貼時事，現在讀書

2006-07-06T22:55:00.001+08:00

有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是怎麼開始的：「緊貼時事，現在開講」。每天多個電視台的時事節目都會挑起一個話題，請時評家發表評論或進行街頭訪問，讓我們深入的了解新聞的背後與我們的切身關係。所謂時事，就是當前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涉及公共利益，一般上都是以政治和社會問題為主導，遍及國際與國內事務，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在新聞媒介有一個理論叫「議題設定」，受過新聞教育訓練和資深新聞從業員都知道這個理論。即透過媒體的強調，讀者從中得知某些事件議題的重要性應為何。新聞媒體對某些議題報導的多寡的結果，改變了一般大眾對議題重要性的認知。我們每天所關心的時事，很多時候就是透過這些編輯「議題設定」，來決定那些事情值得我們注意、思考。作為閱聽人，不可不慎。

「議題設定」的研究已經從過去「新聞媒體如何設定公眾議題」，轉向關注「誰設定了媒體議題」，是公眾、決策者還是媒體本身？在下面談論出版界情況時，讀者也不妨轉換思考一下。

近年書籍出版方面，也有一股「緊貼時事」的動向，這些書有的因為具備話題性，在市場上擁有暢銷的潛力，值得我們來共同閱讀這個現象。在我的觀察裡，這些「議題之書」大致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以評論為主的，如法立諾的《第三隻眼睛看馬來西亞》、燧人氏社編著的《掀開華小的地毯》和《嘩！停播了：嘩！FM停播紀實》；其次為寫實報導式的，如土司工作室的《新新關係》和古玉樑的《528南洋報變大揭密》等等。

我們每天從報章、雜誌、電視都可接觸到不同層次，製作水平不錯的時事節目。它們的主要功能是提出、喚醒我們對某個課題的注意與認識，至於在發掘深層意義的部分，我認為書籍出版，尤其報告文學和時事評論都還有極大的發揮空間，主要是因為書籍在主題範疇、表達形式的約束相對較低。書籍除了為我們全面分析歸納，還提出新的問題和觀點，是一般媒體辦不到的，讀讀《新新關係》就知道。

我個人比較看重屬於第二類的寫實報道。為什麼呢？猶記得大學時代，當時有一本暢銷書叫著《捷運白皮書：4444億的教訓》，兩名主跑捷運新聞的記者經過長年累月的調查，寫出了一本厚達四百多頁的書，揭露市政府如何耗盡公共財產蓋出一條問題重重的捷運，當中牽連的官商弊案、黑道介入、廣告回扣案、八國聯軍顧問團等問題，全部都叫我們納稅人難以忍受的，想必既使本地讀者讀來也會心有戚戚焉，也會感嘆為什麼本地沒有專業的記者來為我們執董狐筆。

中國的報道文學一直都有非常大膽出色的傑作。其中一本銷售八百萬冊的《中國農民調查》，影響力巨大，全書就在為中國九億的農民發聲，直言改革開放下中國農民真實的生存困境，兩名夫婦作家與農民站在一起，寫出悲苦的生活，批判著自私的執政當局。

報道文學不一定以本土為出發點，具備國際視野的作家會讓自己的熱誠放野海外，為我們寫出世界上被忽略的角落，以及最不能忽略的課題。人文情懷濃厚的香港女記者張翠容是這方面的佼佼者，《行過烽火大地》《大地旅人》和最新著作《中東現場》已經使她成為新聞界的中東問題專家。

出版人在研判一本「議題之書」的出版是相當具考驗的，有些書當完成編輯流程時，恐怕已過了議題的熱潮，影響了銷量，所以時效性務必掌握得好。雖然本地擁有太多議題可以發揮，但是面對報道文學作家的缺乏和不夠專業，出版人要開發此類書籍也是大問題。因此期望中文報界可以支持自家的記者往「重量級寫作」的方向發展，出版具影響力和滲透力的巨著，擦亮報社的招牌，為讀者服務。

書展值得一書

2006-06-12T16:24:00.001+08:00

以一個過來人來說，寫書展好像是想當然耳之事。

是嗎？除了書展，難道其他商展不值一寫嗎？如果答案為否，我將如何對待其他商展，如何下筆呢？

再者，既然／假如書展值得一書，那麼其對廣泛的公眾，又有何意義呢？

我承認上一篇是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的文章，以過來人先入為主，自以為人人關心。因此我在此需要反省，需要自圓其說。

假如我來寫電腦展，假如我來寫珠寶展，假如我來寫機械工業展...，以我個人的興趣與價值觀來切入，應該是從產業面和社會面來寫。產業面涉及的是一個經濟課題，例如電腦展，我們可以看到新科技的商品化程度在我國的發展，究竟我們的電腦產業是科研能力強，或是商品化能力強，還是只能做別人的Marketing Arms，處在最下游的位置。社會面則是探討這個商展對社會的影響。有的商展會提供很多研討與演說的場合，藉由思考，論辨來提昇產業和推廣某個議題。這方面是專欄作者和記者可以發揮的地方。

至於書展之所以受到廣泛的注意，那是因為書本身。書承載著歷史、文化、知識、商業、創意等各方面的意義。客觀地說，書具備了「政治正確」的魔力。

教育家、媒體、社會學家、宗教等各方面都予以書正面的意義。儘管大家都說因為電視、網路、新媒體的影響，導致買書的人越來越少。但是書展還是具備文化功能、說教功能、娛樂功能，影響力深遠。

因此書展相對於其他商展來說，一般大眾參與意願高，背後所代表的多樣意義和變化是值得探討的。對愛書人來說，書店是心靈休憩之地，書展則是朝聖的儀式，尤其國際級的書展。對一般大眾而言，兩者則是滿足了基本的文化和知識需求。

下次書展，我想我還會再寫。

書展的真實與想像

2006-06-02T01:13:00.002+08:00

學校假期，正是熱鬧逛書展的好時節，這樣的傳統不知有多少年了。這一季由大眾書局主推的「第一屆海外華文書市」書展搞得特別大，特別受各界注目，電視上都可以看到廣告（不過目前還沒有看到出版社在電視上打廣告），頗有國際書展的氣勢，可謂創舉。

自初中在書展當工讀生開始（那年最暢銷的恐怕是《河殤》和紀錄片），我覺得自己與書展特別有緣，好幾年都在書展打工。加入書業那幾年更不用說，還有幸到過法蘭克福、美國、北京、福州、昆明、台北等國際書展，總覺得這樣子才能與世界出版同步。不過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因為幾乎每個愛書人都可以到各地書展參觀，關注當下和未來最新的閱讀資訊。據我所知，就有一些專業的書籍偵探（book scout）就是周遊各國書展和作家之間，為出版家與書商找尋好書的。

以我有限的經驗，書展大致可分為三種：消費型（大馬典型的書展模式）、訂貨會（是出版商與經銷商、書店的交易書市，例如中國全國書市、美國書展）、版權交易（如法蘭克福、倫敦、波隆那、北京），有好些書展則兼具以上特性，如台北國際書展（消費型＋版權交易）、北京國際書展（版權交易＋訂貨會＋消費型）、美國書展（版權交易＋訂貨會）。

要辦什麼類型或定位的書展，其實與主辦單位息息相關。有好多年，台北國際書展由政府主管的書商協進會負責，書展曾經試圖往亞洲版權交易的定位發展，然而始終難擺脫書籍大超市的格局。新成立的台北書展基金會由多家重要出版社共同成立，把台北國際書展定位成提昇「國際交流」、「出版機能」以及「閱讀生活」的書展，從這裡可以看出只有出版商和書商才會關心書展的發展。

有六百年歷史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則是由法蘭克福圖書博覽公司負責，其成功的書展模式，得到世界各國城市群起模仿，然而始終難以超越它（有興趣了解的讀者可閱讀《法蘭克福書展600年風華》）。今年5月5日法蘭克福書展更宣佈，從明年4月開始，在倫敦舉辦新的國際書展。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目前，分別於每年3月和10月舉辦的倫敦書展和法蘭克福書展，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春秋季兩大國際圖書交易會。新的國際書展以會場所在地伯爵宮展覽中心命名為“倫敦伯爵宮書展”（The Book Fair Earl's Court, London）。因此，有一天法蘭克福書展公司就會在世界有市場的地方，利用他們的模式舉辦書展，就像跨國企業那樣。

回頭看本地的消費型的書展。其實我很少在書展買書，即使購買，量也不多，因為我時常抱著狩獵新奇的心態參觀書展。然而這幾年本地的各大書展，都很少能滿足我這方面的需求，那是因為大部分的書，其實都可以在書店找到。話說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由於交通網絡的興建，郵政與通信事業的持續發展，使得原本唯一可以直接向終端消費者銷售的書市突然變得多餘，因此才會轉型為現代的法蘭克福書展。買書這回事，民眾已經走向書店或其他管道購買了。

來到二十一世紀，我們已經可以輕易在網路上購買書籍，書店連鎖經營，分店愈開愈多，逛書店的機會大大提高。以這個現象來解讀熱鬧的消費型書展，書展告訴了我們多少真實的事情呢？是否表示本地書商通路尚有不健全之處；是否民眾購書習慣很奇特，平時不買書，只等書展或促銷時大採購；對業者來說，是否反映了真實的閱讀市場；是否我們的出版業者又太過疲弱，讓位予中港台呢？我們都可以省思一二。

「第一屆海外華文書市」帶給我們希望的，是將消費型書展的規格提昇，主辦單位功不可沒。一個好的書展，也是一國的文化盛事，一個城市的品牌。這次主辦單位找到很好的定位，希望來屆可以發揮更多想像，擴大格局，把華文世界的出版者（不是書而已）拉來本地與民眾以及業者交流，舉辦同業的研討會。我們也希望更多的本地作者和圖書業者在大書市爭奇鬦艷，為愛書人服務。

今天來打書之《盛世天光》

2006-05-08T13:16:00.001+08:00

上回見天葆是和愛義一起，在蘇丹街的南香雞飯（本來想去玉壺軒，那天卻休市）。那天就聽說他的新書快要出來了，《檳榔豔》也即將換版。天葆離開南院後，對寫作出書似乎抱有更大熱忱。我們談了一些題裁，他都感興趣。更驚喜的是，他為我們代理的畫家寫了一篇藝術導覽，篇名＜過眼雲遊記＞，也發揮了自己的藝術想像力與一貫的筆調。坐擁書山的天葆，涉獵不僅於文學領域，難度極高的藝術，現在也難不倒他了。

文化養成本來就是一項細膩的巨大工程。從經濟角度。我們社會很少去實際支持這樣的人才，也很少發揮這些人才所附加的文化資本，僅以虛名待之。類似這種批評不容再多，因為不想激發悲觀想法。因此今天打書，一為校友，二為好書，三為吉隆坡情結，四為書名《盛世天光》與此部落格相似。（^_^)

離開教職，天葆目前為全職作家。全職作家不好當，我們不像共產中國，有國家社會支援供養；在馬來西亞，當全職作家首先作品要賣得好，廣被大眾認識（客觀條件），可以長期支撐生活，次要條件是作家本人要有極大耐力與毅力（主觀意願），同時願意委屈身兼多職（由寫作延伸出去的工作）。在我們不健全的文學經濟體制當中，恐怕還會讓天葆折騰一番，希望他可以勇敢前進。

《盛世天光》和《檳榔豔》一樣，仍舊由台灣出版社出版。出過多本書的天葆，似乎對本地出版社不抱希望。從市場現實的角度，由台灣人來做，是目前唯一勝的策略。然而這樣也一再顯示作家群對本地出版的信心危機，實為可惜。

新書我還沒讀到，便已急躁拉扯為天葆寫一點感想，我很期待這本新書，因為我從《檳榔豔》透視母親童年時所住過的地方，那是我身世的時光回溯，也是一代地方人的舊懷想。

天葆幫我完成了這一些。

打書資料：

《中國時報. 開卷版》書介
李天葆出生於吉隆坡。曾獲馬來西亞多項文學獎，筆風平淡幽渺，尤其擅寫馬華女性，殊不類馬華前輩張貴興的張揚濃艷或李永平的深沉詭魅。本書以老吉隆坡為背景，描寫三位馬華女性的命運：走入世俗名利塵網的黛芳、沉溺在異豔奇麗個人空間的蝶芬，以及從不理會時代變幻、不讓政治鬚爪上身，聰明地以保護色隱身一隅的金黛螺。

封面文案：
盛世裡的太陽下她們的生命一一綻開半個世紀盡還芬芳又或玉爐香燒火蕊煙花瞬間紅銷

她是她，我是我，一枝紅豔開兩蒂，卻奢求著吐露完全沒有身世相關的馨芬沁芳，各有各的一片香雪海──當黛芳緩緩走入世俗的名利塵網，以一抹霞光姿態閃入了茫茫人海裡；而蝶芬則自行封鎖了一切跟人情的交往，沉溺在異豔奇麗的個人空間裡。這個時代少了金黛螺的豔光點綴，不見得有什麼損失，但是多了她的存在，卻有著異樣的姿采豐豔，撩人心魂，甚至是變作當年象徵式的存在，只是她從來不理會時代的變幻；她聰明地以保護色隱身在一隅，不讓政治的鬚鬚爪爪爬上來。所以一切關於金黛螺的，從不屬於正史。

李天葆廣東大埔人，一九六九年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十七歲開始寫作。曾獲馬來西亞首屆客聯小說首獎、第三屆╱第七屆鄉青小說首獎、第二屆花蹤小說首獎、第二屆馬來西亞雪華堂優秀青年作家獎。已出版著作包括散文《紅魚戲琉璃》、《紅燈鬧語》，小說《桃紅鞦韆記》、《南洋遺事》、《民間傳奇》及《檳榔豔》。
曾主編馬來西亞七字輩至八字輩的散文詩歌選集《沒有別的，只有存在》。曾撰寫昔日光影時代曲專欄「珠簾倒捲時光」，後來類似的懷舊專欄有〈繁華再續〉、〈葆記桃花源〉、〈百花亭〉、〈桃月町〉、〈天寶圖〉等，雜文專欄有〈蕉窗椰影月更嬌〉、〈遊花園〉，書評專欄〈寶蓮燈〉等。

世界書香日：送自己一本書

2006-04-23T13:40:00.001+08:00

為了等裱畫的師傅歸來，我去了商務印書館，有一陣子沒去。書店沒多大改變，顧客不多，店員還是忙自己的，從來沒和顧客打招呼，播放的音樂搭配不錯，正好可以讓自己暫時與世隔絕，自在地遨遊書海。

很久不關注書業發展，自然很久沒有購買相關的書籍。在一個大平台上發現了一本《法蘭克福書展６００年風華》，封面是黃紅黑三色德國像徵，紙張用得很精緻，下意識還是促動我去拿起來翻閱。顧名思義，本書是談法蘭克福書展的歷史，如何從一個市集變為全球最大的書展。第一次去法蘭克福書展，就被初秋的冷給打垮，但是新鮮感，恐懼感和任務，教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初見書展之大確令自己咋舌，第十一館是我們的重心，三天的時間我和老闆幾乎都在這裡周旋，分頭趕每半小時一輪的訪談與諮詢。我一口破的英語自然無法很好在這裡發揮，但是到達歐洲綜合館，我們一樣「有口難言」，英語無用武之地，可以想像此展之世界性與複雜性。

　　　　　　　　　　　　　　　　　　新的床頭書

第二年與我去的同事，一個懂德語一個懂法蘭西語，我變為陪袝，聽著他們流利的交談，我自嘆不如，只能輔助他們選書的看法。現在他們都在新的出版社獨當一面，赴法蘭克福書展其實是這個行業新兵的一場修練。有時很懷疑每年都去法蘭克福的出版人會不會覺得很無聊，尤其那些每餐都要吃中餐的前輩，為什麼每年還要去呢？因此，我覺得出版人出席法蘭克福書展已經成為一種儀式，一種證明，證明自己還在出版業活動，並且保持出版的敏感度。

就這樣，為了喚起我的敏感度和理想，我將書買下來了。同時作為世界書香日的一份禮物。

禮儀和閱讀何止一場運動

2006-04-19T19:55:00.001+08:00

文化部在內閣並不算重要的政府部門，卻是我最感興趣的政府機構，因為他們的施政是隱形的，是長期性的，影響力是長遠的，卻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上個月有一則消息說，文化、藝術及文物部將於六月份展開「全民閱讀運動」，藉此提高閱讀風氣。自從阿都拉上任，一向推動閱讀的國家圖書館已經從教育部轉移至文化部，因此文化部將擔起推廣閱讀的大任。如此看來，文化部可說是目前政府部門中推動最多運動的單位，前有推動多月的禮儀運動，現在有「全民閱讀運動」。有時候還真替文化部擔憂，因為這些運動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大工程，就像交通部所推行的態度運動，改變的是人的品性與創造力。

禮儀運動一月份推介以來，宣傳的火力並沒有減弱，除了在首都一些主要大道看到懸掛的宣傳品外，我們每天電視電台上都可以聽到Budi Bahasa Budaya Kita的宣傳主題曲，政府也曾邀請流行歌王歌后宣傳造勢，試圖引起年輕人對自身修養的關注。有興趣想知道什麼是禮儀的民眾還可以上網去下載《禮儀指南》（Buku Panduan Budi Bahasa Budaya Kita），來一場自我修養的改造。

政府要推行禮儀運動，我們很難採取反對的意見，只能感嘆自己好像來到了中國：到處可見的「文明示範單位」、「文明十大生活守則」，不時地提醒自己的不文明與修養不足。大馬禮儀運動雖然沒有這麼嚴重和鋪天蓋地，但其意義幾可相近。然而，成績要如何評估？如果從個人來評分，是否應該計算自己一天說了多少「謝謝」，「你好」、「對不起」，以及對人微笑的嘴巴彎度。說到底，大多數人很難明白這項運動的真正用意。

剛剛出爐的調查報告指出，大馬人民平均每年只閱讀3本書，這包括報紙及雜誌在內。副部長黃錦鴻說大馬的閱讀風氣日趨下降，也許他不知道先前的報告記錄是２本書。無論如何，他說政府每年將撥出500萬令吉來推動「全民閱讀運動」，以求達到該部門所設定的目標，提升人民的閱讀風氣。如果500萬令吉讓全民來買書，那麼每人也僅得二十仙，好像一份報紙也買不到。就這點來說，成效有限！政府似乎也知道能力有限，所以不得不結合民間力量，如居民協會、睦鄰計劃中心等社區組織、學校、社團、非政府組織等等，希望他們開闢閱讀室，鼓勵大家「共書」閱讀。

我們無意冷嘲熱諷，何況文化部的概念出於善意，並且盛意拳拳。只是我們擔心如果政府和民間社團都把禮儀和閱讀看小了，當作一場運動或活動來搞，那麼便失去其背後的深意，因為這可是攸關我們國家的軟體競爭力的大事。

劉鎮東說馬來西亞現在正處於不上不下的中層國家困境，要如何破繭而出，我想很多人都會贊同這與國民的素質息息相關。說起素質，可能跟李敖所說的「種」相同，也就是所謂的「軟體力量」。我們不要「種」不好，就妄自菲薄，因為「種」是可以改善的。我們必須將我們的軟體力量搞起來，而「修養」與「學習力」是兩大要素。禮儀和閱讀背後的支撐點就來自於這兩種力量。因此，強化軟體力量應該是一項國策，規劃執行的單位不應該單屬於文化部或教育部，應該是跨部會的國家戰略。

我記得多年前，天下文化出版社的創辦人高希均提醒台灣人在發展的洪流中不只成為出色的「社會人」及「經濟人」，應該過渡成為「知識人」，擁有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世界觀，關心和參與社會，創造與溝通文化。我想當前大馬人也應該自我期許成為一位「知識人」，擁有「科技腦、人文心、鄉土情、世界觀」的黃金組合，以便與世界接軌。這樣的格局，我覺得比政府推動的禮儀和閱讀運動更加全面與宏觀，同時好好重視閱讀計劃。

成功時代廣場和一本書

2006-04-10T19:20:00.001+08:00

各位路過的讀者，如果你和我一樣，歲數還不夠資格稱老，但對自己童年所居住的吉隆坡城區，還有一絲撕不裂的回憶的話，是否，是否你還記得現在所處的成功時代廣場，僅僅在十幾年前還佇立著白色的獨棟洋樓，洋樓前面是一片好大好大的草場，這樣的建築格局明顯地告訴你，洋樓的主人並不是泛泛之輩。

也許你不知道主人是誰，但每當你和別人說起這棟房子，他們都會脫口而出，自己曾經與洋樓的想像故事。這棟洋樓，就這層意義來說，它不再屬於這位傳說中的主人了，而是我們每個人所共有的文化遺產。

當然，它不存在了。現代化與商業化摧毁了它。殘酷地說，是貪婪與無責任感開動了這輛推土機的。同樣的案例其實發生在迅速發展的鄉鎮，在馬來西亞，在越南，在泰國，更在超速開發的中國。

我要把馮驥才的《思想者獨行》這本書和時代廣場搭配來閱讀，以記念我逝去的洋樓和歲月。《思想者獨行》是一本為了維護我們生活周遭具有意義的建築、文物、藝術、節慶所記述的理念與經驗。作者馮驥才以平易近人和鮮活的筆觸，訴說著當下發生著的許多破壞文化與城市的荒謬之舉。雖然中國離這裡很遠，我們卻無庸置疑，同樣的場景也在我們家園進行中。莫怪乎，大馬文化部要快速通過全國文物保護法，來保護和保留有價值的文物。

在這本書中，我推薦大家必讀〈文化責任感〉這篇以及關於城市再造的好幾篇文章。馮驥才說文化責任感是一種社會良心，也是一種社會承擔。社會責任早已經被當代的管理學院納入優秀企業的評鑑，本地的企業應該更付諸文化眼光來負起社會的責任。

馮驥才說：「文化的魅力是個性，文化的乏味是類同」。面對城市被肆意改造，我們愈來愈覺得這裡與那裡沒什麼兩樣。恐怖的是，很多人覺得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來自城市，此生應該也在這裡終結。它將往何處變化？暗示著我將如何終結。但願城市規劃者可以緊記作者這段話，那麼我們以及城市中的前輩將會適得其所，感念「發展至上」的私人與政府的手下留情。「現代城市規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文化規劃』。規劃只能保護和深化城市特有的人文形態，不能隨意地肢解原有的人文整體。因此從城市個性的認定到整體規劃的製定，都需要人文科學領域的知識份子的參與。沒有這些文化學、歷史學、民俗學、美學和地方史學學者以及藝術家們的真知灼見注入對未來城市的想像，當代的『新造城運動』在後人那裡得到的很可能是一個相反的結論！」

因篇幅所限，最後，可以告訴你的是，在多年前，你足下的這塊地曾經是屬於本坡著名的實業家與慈善家──張郁才的置產。

圖書資料
書名：思想者獨行
作者：馮驥才
出版社：花山文藝出版社（石家莊）
出版日期：2005年6月
頁數：237

(本文應大將書行2006年世界書香日紙上曬書所寫，貼於成功時代廣場博得書店)

誰在乎國寶作家

2006-03-25T13:12:00.001+08:00

據我有限的書藏，以英文寫作而獲得國外主流大社出版的新馬作家當中，只有林寶音（Catherine Lim）和Yang-May Ooi的都會小說。而近來最能引起我買興的非歐大旭（Tash Aw）的歷史小說《和諧綢莊》（The Harmony Silk Factory，亦有翻譯為《漢莫妮絲莊》）莫屬了，因為他是有史以來第一位榮獲英國惠特布列圖書獎首部小說獎（Whitbread First Novel Award）的華人。

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周刊登了李有成所寫的〈誰是歐大旭〉，為台灣讀者介紹了這位傑出的年輕作家。李有成是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所長，乃比較文學專業，更重要的是他出身於馬來西亞，《人間副刊》邀請他為文介紹，從而更貼切地呈現創作與本地歷史之間的脈絡。讀到這篇文章我還以為他的書即將在台灣出版，後來經過版權查詢，才知道目前還沒有成交的紀錄。（歐大旭以五十萬英磅賣了小說版權，已有十幾種語言版本）

其實《和諧綢莊》曾入圍英國布克獎，競逐此獎的高手如林，其中多位得獎者後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雖然歐大旭最後鎩羽而歸，但已經是很不錯的成績了。此外他也獲得由大英國協基金會（Commonwealth Foundation）頒發的二○○六年大英國協作家獎（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轄下的東南亞與南太平洋區第一本書獎。

由於本地中文報章沒有大篇幅的專題（英文報章比較詳細）介紹這位「國寶」，也許很多人還不知道歐大旭到底是怎樣的一號人物。客觀的資料顯示：「他生於台北，襁褓時即隨父母回到吉隆坡，在教會中學念完後即後赴劍橋大學習法律，隨後考上律師執照，並在倫敦一家法律事務所服務。他醉心創作，工作餘暇埋頭寫作，後來竟放棄待遇豐厚的律師生涯，進入東英格利亞大學著名的創作課程就讀。他的小說《和諧綢莊》即是在東英格利亞大學讀書期間完成的。」就像許多旅居海外的大馬人，他目前幾乎長居倫敦，事業和朋友都在那裡，在大馬還有家人與親戚。年僅三十三歲。

《和諧綢莊》故事發生在四十年代的近打河流域，涉及日據時代馬共活動的歷史事蹟，歐大旭花了兩年在大英圖書館研究第二次大戰史，以豐富的資源來構思小說。他已經預告下一本仍是歷史小說，描寫國家獨立初期，一九六○年代的馬來西亞：英國殖民結束，馬來亞獨立，接著馬來西亞成立，以及隨之而來的馬印對抗。排除作者本身的偏好，就現實來說，我認為這也是一種成功的寫作策略，因為以當下的大馬做為材料，作家很多時候不能成熟掌控素材，畢竟他離鄉的時間還是比較長的。也許正如他所說的，他不是迷戀過去的人，但要知道目前，必須回顧過去。在歷史當中，他可以在虛構和真實之間愉快地玩！

歐大旭說他終身將以小說為志業，他會不斷地做出新的試驗與挑戰。我希望他的成功可以鼓舞徘徊於夢想的寫作人。我從不忘記他的成功還因為有著國外健全的出版與發表機制，不過沒有他的努力（寫作真的不容易），事情也不會發生。我更期昐有一家本地出版社能盡快買下中文版權（簡體版權已經出售），為中文讀者造福，也是本土出版的一種承諾。（如一般催款信所言：如果您已經在出版中，請忽略我這句話。謝謝！）

三月走馬看書

2006-03-23T18:10:00.001+08:00

資深作家愛微主編的兩本書《老爸您真行》（第３版）、《與女兒的貼心話》（第４版）暢銷多年，目前由方正出版社再次發行，想必在校園和親子市場極受歡迎。其著作《兩代情》更創下第10版的記錄，在大馬實屬難見。

這幾本再版書改換新封面，並邀請林行瑞為封面創作插畫，應該可以吸引更多的學子購買。

很早便知道愛微這位女作家，因為他的兒子是我中學時期的學長，高我一年，現在是一位環境工程師，最近我們還有碰面。愛微擔任《中學生》雜誌主編的時候，很多學生都喜歡他的文章，她給我的印象是獨立堅強的女性，她寫的東西感性與知性兼備，中學時期我尤其喜歡看她旅遊的文章。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作家，我十分羡慕她可以從事寫作的工作。

圖中三本書都是很新的出版，在中文媒體領域，三本書都有很微妙的敏感話題，其中最大的原因乃涉及作者的身份，這是我在拍這張圖片時始料未及的。

《華教春雷林晃昇》（董總出版）作者甄供（其兒子與我是中學同學，因此也知道這位名作家）是八十年代的著名報人，曾寫過有關華教運動的書籍。林晃昇對我們這代尊孔人來說，更是十分熟悉與景仰的人物，在那風風雨雨的八十年代，他帶領董教總與執政當局對抗，也為自己帶來牢獄之災，他為華教受難，這些史蹟應當留痕，作為響鐘。這是董總繼《永遠的林老總》後，再次出版林晃昇的專題書。

《夕陽餘輝暖心扉》(策略資訊研究中心出版）作者古玉樑，記錄馬六甲平民小學校長丘子華，一生為教育奉獻的故事。古玉樑是吒咤風雲的報人，能為一位校長寫傳記，應該有十分感動人的故事，足以為現代的校長為表率。

《嘩！停播了：嘩！FM停播紀實》是網絡媒體《獨立媒體在線》所出版，也許有志一同，為大馬的新聞和言論拓寬，由總編莊迪澎親自主編這本言論集，為本地的媒體改革記下一筆仗／帳。嘩！FM 停播後，部分DJ轉往網路發聲，首開大馬媒體因停止運作，由實體轉向網路的記錄。

得到大眾書局推薦的《我是壞情人》(有人出版社），從出版社的網站得知此書十分受落，已上排行榜。一向文學性很重的有人出版社，初試輕文學，即寫下佳績，再次印證年輕作家的魅力。大將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幾位年輕作家的新書應該也會收到相同的效果。

來自傳統的新產品

2006-03-23T17:44:00.001+08:00

擁有豐富文物資源的台北故宮，擺脫過去官僚的高姿態，努力從現有格局注入流行元素，創造出符合新時代精神的新產品。近日在新任館長林曼麗的領導下，結合海內外設計團隊，首先發表了「棒棒糖」，這些「棒棒糖」乃從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器為造形靈感，感覺新穎、生活而又不失文化傳遞的功能。

與此同時，為了在新年佳節吸引消費者，雪隆商場無不裝飾得美輪美奐，新年氣氛濃厚。據報導有業者將中國的四合院布局搬入商場，巧妙地運用了文化象徵，讓民眾感受華人對家，對家園的文化感情。

利用傳統文化元素開拓產品在時下愈來愈普及，本地商家也相當能接受這種「玩法」，因為顧客容易理解，不需要「大費周章」解釋（看似如此，其實不然，例如四合院的布局的歷史背景），更重要的是符合商家自身的價值觀。

傳統文化產品策略，考驗的是商家與顧客的溝通能力。溝通障礙是很容易發生的，因此尋找「丟失的連結」（Missing Link）變成最重要的任務。這個連結就是目前我們最缺乏的「文化象徵」，那些經得起時代考驗，而普遍為大家所共享與認同的文化象徵符號，這些象徵符號可以來自歷史文物、建築、民間故事、藝術和文學等等。

如果在文化溝通上出現問題，而又輕易去談傳統文化的產品開發就會變得很輕薄，無法彰顯產品的文化魅力。這個時候，我們最需要專家學者或者從事這方面技藝的人才為我們整理傳統文化的素材，將其中的演化、意義、流派爬梳釐清，透過再創作與再闡釋的方式，將其文化象徵和意義傳播給大眾，以達到第一層次的意義與象徵創造。在這個基礎上，業者即可以長期運用傳統文化的優勢，與顧客做最好的溝通，隨則引起廣泛的關注。

另一方面，過度強調傳統文化的崇高偉大，不願向年輕、時尚拉近，自然而然就會被時代洪流沖蝕，最後老化死亡。因此，適度與創意和科技或不同領域的人才合作，也許可以走出活路，讓大眾重見傳統文化的光采，進而回顧探索原本。例如台灣的霹靂布袋戲，就非常霹靂，雖然是傳統的布袋戲，卻可以加諸流行音樂、現代時事、特效，以現代手法製作，現代通路行銷，把流失的觀眾群找回來，票房獲得保證，影響力鉅大。

也許有人會認為在談所謂文化產品之時，應該檢驗商家以「文化」為本，還是以「產品」為本。筆者覺得目前都可以開放心態接受，因為給業者機會，就是給自己機會，我們期待商家在不斷構思開發的產品當中，有一天可以產生新的文化價值，那是何等之佳事。

閱讀的選擇

2006-01-21T10:35:00.002+08:00

談閱讀的選擇，其實也是一種自省。

以我的買書習慣來說，即使一本書降到幾毛錢的價格，如果不是我的偏好，往往我還是隨它去吧，讓那本書繼續找下一位主人。久而久之，所謂的閱讀品味無形中凝固無趣了。

每個人難免閱讀都有偏好，要在大馬找一個伏爾泰，海納百書，不是沒有，但很難。其實有時候這種偏好選擇和閱讀的眼光，卻只因被本地的書店通路商和出版商所牽制，無法擴大，因為很多書店採購人員可能根據以往的銷售記錄進行採購（國內和國外），往往忽略引進新品種和冷門的讀物；如果再加上沒有幾家出版社願意做翻譯出版這份苦差，以及嘗試新鮮的主題，因此本地讀者在閱讀的選擇其實是相當窄化的。嚴重來說，我們選擇閱讀的書種與我們日後看世界的目光有著深遠的關係，不可不察。

傅興漢先生曾經指導我們這些初入行的書店人員，應該多到平時不熟悉和不愛閱讀的書架去鑽，以培養感覺，那樣才能為顧客服務。這樣的概念也可以轉移到其他人身上，那些喜愛閱讀的讀者，不必囿於自己的習慣領域，應該嘗試讀自己不愛讀的書，也許會有意外收穫。

榮獲本屆金球獎最佳導演、最佳影片、最佳電影主題曲、最佳電影劇本等四項大獎的《斷背山》，其原著短篇小說，嚴格來說是一篇小眾的作品，相對而言，《藝伎回憶錄》這部小說就極受歡迎，在暢銷榜上歷久不衰。兩部小說都可以拍攝成很好看的電影，但是如果我們只注意暢銷書，其實我們也錯失更多不平凡的故事。

大馬有多位默默耕耘的作家，各在不同領域寫出不平凡的故事，可以開展我們閱讀的視野。我所知道的李永球是其中一位我十分欽佩的文化工作者，其太平田野調查，是一個地方的民間故事，也是一人人生價值的選擇。如果我們取笑他的傻，好像也在取笑自己的單薄。

最近獲得「AYA馬來西亞夢想獎」的生命戰士馮明娘，身患一種罕見的遺傳性病症神經纖維瘤症，其英文著作《I’m Not Sick, Just a Bit Unwell》，講述她如何抵抗病魔的經歷，表現了一個年輕女生樂觀堅毅的個性。三年前她被診斷患有神經纖維瘤症，總共動了三次手術，其中兩次是大腦手術。因為大馬還沒有非常先進的醫療技術，作者希望把自己的病歷與求醫過程，透過出版方式告知大眾。自從從寫部落格找回生命的重量，馮明娘便積極發起支援有關病人和家人的工作，希望提高讀者的意識，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如此的樂觀和鬥志與病魔抵抗。這樣的病症雖然是罕見的，不過對生命充滿熱情，我相信在我們周遭也是不多見，透過故事的閱讀，我們才了解「失去」的意義。

還有一位愛寫動作驚險小說的年輕作家John Ling，已有多本小說出版，在英語社群小有名氣，放在本地中文出版似屬小眾，卻是難得一見的故事類型。

至於在圖書產業裡，最肩負閱讀品味和創新精神的，非出版社莫屬，他們是為我們提供閱讀材料的供應者。本地出版業尚處開發階段，很多書種都還是荒地，等待耕耘，不僅冷僻的書種不足，即便熱門的書類也還不夠多。因此出版社在為本地讀者提供「選擇」的工作上，還要更加努力。

親近中央藝術坊

2005-12-13T10:30:00.001+08:00

據報導，我們所熟悉的中央藝術坊目前已易主給一家私人公司，未來三年將會耗資三千萬，逐步換上新裝，提升水平。因此我特意在近日走走多年沒去的中央藝術坊，趁著它還未「脫胎換骨，改頭換面」之前，搜集我和它之間的老記憶。現在回想起，那裡曾經是我們學生時代消磨不少無聊時光的地方，而我們最初對馬來藝術與文化的粗淺認識，大概也是從這座曾經是傳統巴剎的藝術坊開始的。

50年代這裡是所謂的濕市場，直到80年代經過一番整修後，才成為今天的規模。據說中央藝術坊建築本身已有117年歷史，其歲月比我們所知道的還要久。在80年代購物廣場還不多的那個年頭，對吉隆坡市中心的學生來說，最經濟又好玩莫不過於到中央藝術坊逛街，看看和購買裡頭擺售的各種精致有趣，充滿傳統風味的藝術品，例如木雕、蠟染花布、錫製紀念品等等。最吸引我們的當然是有許多素描畫家現場為顧客畫像，讓我們感受到美術課堂以外，專業畫家的風采，這是在課室裡難以傳達的「現場魅力」。
從報章所知，文化、藝術及文物部長拿督斯里萊士雅丁在中央藝術坊易主後，似乎感到有些無奈，因為政府無法直接插手干預，僅能規定中央藝術坊新業主把至少30%店舖出租給從事藝術買賣的商家，文化部也將確保中央藝術坊的商家售賣大馬生產的藝術品多過外國的，避免「藝術坊」不會淪為另一個無特色的購物商場。另一方面，由於中央藝術坊的教訓，文化部正探討如何保護國內的歷史古蹟及產業，以免它們輕易落入私人界手中。

文化部的憂心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實在難以想像私人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在我們還不完全了解中央藝術坊會變成如何之前，該商家就已經提出10％的銷售成長，並且致力將中央藝術坊地位達到國際水平，百分之百反映私營的積極效率。我們當然希望看到中央藝術坊業主以其專業的管理能力，改善有點凌亂的空間，增加一些公共藝術品，讓遊客和市民可以更加舒適參觀，同時感受到本地文化市集的魅力。另一方面，亦避免過度「貴族化」，譬如引入眾多國際超級品牌或奢華品，以便讓更多本地人民可以親近藝術品，尤其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同時得以參與相關的活動，達到文化普及與交流的目的。

總的來說，中央藝術坊新業主在著重「國際化」管理與行銷的當兒，不應忽略「草根性」，即文化的草根性以及參觀者的草根性。因為對本地藝術家、周邊業者和市民，他們更需要這樣一個綜合性與平民化空間相互親近。對外國遊客來說，相信也是很大的吸引力。
我相信在這二十年間，中央藝術坊不只在吸引外國遊客方面成功扮演了它的角色，即使對本地人民來說，中央藝術坊也直接提供了休閒與文化需求。現在，時代與時局改變了，中央藝術坊面對許多商場的競爭，回應挑戰正是時候。中央藝術坊肩負的除了是國際形象與文化橋樑的重責大任之外，我盼望他們也能開拓與深耕一個可以與民共樂的文化空間。

宏觀出版從翻譯開始

2005-11-25T10:37:00.001+08:00

圖說／聯營不常出版教科書以外的大眾讀物，難得出版《黃金群島的自由》這本文學著作，深深欽佩與感激。莊華興的《伊的故事：馬來新文學研究》，我是作為馬來文學的一個入門，收獲很多。

在中文閱讀的世界裡，筆者相信眾多讀者看了不少翻譯自世界各國（主要為英文）的書籍。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暢銷作家村上春樹、J.K.羅琳、管理宗師彼得杜拉克、歷史學家史景遷、諾貝爾獎得主柯慈都是透過台灣和中國的譯本，來打開我們對世界知識和文化的視域。

相對於國內，我們就比較難找到翻譯自國內和國外的著作。近期出版的小說《黃金群島的自由》（聯營出版），我覺得應該鼓勵本地讀者買來閱讀，這是國家語文局副總監安華利端的重要著作，曾榮獲2002年度東南亞文學獎。內容雖然虛構，卻十分能反映馬哈迪時代國內政治權力鬥爭、貪污濫權的現象，本地讀者必能感同深受，反思再三。如果能夠配合莊華興《伊的故事：馬來新文學研究》（有人出版）就能更全面了解馬來文學在本地的發展。

潘永強在<翻譯的權利>一文中提到國內翻譯的貧瘠，卻也擊中本地出版界的一大要害。無論是中文、巫文或英文出版社，似乎在掌握翻譯出版還不夠嫻熟，以至思前顧後，或者乾脆放棄。若有翻譯出版，也只是偶發行為，缺乏計劃性的出版。此外，出版者不太關注國外出版的最新動態，甚至國內其他語言的出版狀況，造成產業缺乏新的衝擊，自然而然就沒有創意動力可言。筆者覺得宏觀的出版意識是出版者打破語言障礙，開拓出版市場的重要思維。

翻譯和引進版權在出版產業裡，最首要的思考是市場需求。許多先進國家如德國、法國、台灣和日本都引進大量的外版書，其暢銷榜半數以上都是翻譯書。唯獨英國和美國兩個出版大國，翻譯書奇少（英國每年所翻譯出版的外國書不超過全年出版量的 3％）。有人將此現象解讀成英美的帝國主義心態作祟，指稱英文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語言；另一方面，也有人將美國出版社對於引進翻譯書籍的態度小心翼翼歸咎於一般閱讀大眾對於翻譯書沒有本土書籍的那種渴求。
由於以上原因，造成我們可能認識一個三流的美國作家比本土的一流作家還多，這是不平衡翻譯出版所帶來的結果。最近英國也開始鼓勵翻譯出版，避免自我過度封閉，與國外文化交流。其中例子是英國藝術協會(Arts Council England)贊助外國小說獎，由歐盟提供翻譯補貼。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的大使館也對圖書的翻譯費用給予一定比例的贊助。

如果國內出版社善於搜尋和運用資源，我們就不會採取比較被動和悲觀的心理。為了解決本地出版的困境，本地各語文專門的出版社應該計劃性的合作，每年定量向外購買版權或合作出版中英巫文版，共同宣傳，分攤翻譯費用，達致多贏的局面。筆者相信只要出版業者往這方面動起來，書店通路商會相應配合行銷，讓讀者不至於迷失在自己的語言中。

圖說／多年前買的兩本本地作家寫的英文小說，由英國出版社出版，多年後，尚無本地各語版本。而The Malay House題裁特殊，曾引起台灣出版社興趣，但多年沒有更新，失去賣出版權的機會。

東方文薈‧編輯手札（27.11.2005）
標題：市場條件與文化價值

盛盟強寫專欄談出版業，很有意義。「宏觀」一文談翻譯出版，放在馬來西亞的情境，第一個混淆之處是市場條件和文化價值兩種考量沒有釐清，故而很多說法讀來似是而非。市場是能載舟又能覆舟的水，全球化之下版權條約嚴格執行，馬來西亞的市場（不論哪一種語文）就分割得更小，「公共出版」（像《往事並不如煙》那樣分三地出）也救不了你，除非本本都像《如煙》那樣叫好叫座。

第二個混淆之處是書有高檔低擋之分，不粗加釐清而混為一談，也似是而非。譬如這句話：「也有人將美國出版社對於引進翻譯書籍的態度小心翼翼歸啟於一般閱讀大眾對於翻譯書沒有本土書籍的那種渴求。」，美國讀者比較「渴求」本土作家著作，這是各種社會的「文化鐵律」（恐怕只有馬華社會是本地姜不辣），然而像《蘇菲的世界》這種書不是很受「渴求」嗎，而南美的詩集（南美還是美國近鄰呢）只能期望大學出版社或小型文學雜誌旗下的出版社報效了。

至於說英美「翻譯書奇少」是誤讀統計數據，譬如「英國每年所翻譯出版的外國書不超過全年出版量的3％」，3 ％是比例，實際數量並不少，只是它們是出版大國，本土書種「奇多」，相形之下翻譯書就被比下去。英國人本土的著作不及美國，但美國大多數書種（這裡指titles）在版權法實施下（早在全球化還未出現前已經如此）都會同時或隔年出英國版，使英國也變成與其文化實力不成比例的出版大國。英美出版業的霸權鋪蓋面幾乎沒有文化空隙，有那些紕漏都是緣於文化品味不同而產生，譬如法國讀者喜愛歐陸某鄰國某「小」思想家或「小」詩人的作品，英美讀者熱衷追讀同一國某「大」思想家或「大」詩人，差別如此而已。版面有空位，故列綴數語補白如上。

張景雲

如果圖書業也有AP

2005-11-04T10:46:00.001+08:00

AP事件雖未正式落幕，但引起我們對國家競爭力的討論，站在出版行業思考這項課題，使我們不得不想想，在這個國家裡，什麼產業應該得到保護，什麼產業應該自力更生。為什麼進口汽車可以讓弱勢土著變成強勢，而進口書籍不行。

今天東亞各國加強文化產業的發展（例如韓國、中國、台灣的影視、出版、教育和設計等等），從消極保護到積極扶持，形成一個與高科技產業並駕齊驅的傲人產業。這樣的趨勢，在許多本地熱情的文化工作者眼裡，著實有著說不出的味道。

我們一直都呼吁國人多讀書，可是本地出版社常年積弱，而政府並無有效的政策與措施來支持出版行業，其實也是間接破壞讀書風氣與國民的競爭力。因此政府應該提出好的產業政策來支持出版行業，總好過“常年的呼吁”。

我國出版量奇小，無論是中文、英文、馬來文加總起來，也不過八千種。在英國，僅僅一個月的出版量就已突破一萬種。所以在這個情形下，我們的閱讀市場明顯是被國外的出版品所佔據的。我們今天到書店跑一趟，相信沒有什麼明顯的空間讓你找到本地的出版，我們本地的出版書種也不足以撐起這個局面。

圖說：這是在大燈書局所攝的圖片，大燈位於吉隆坡郊外嶺（Taman Danau Desa)，是一家精緻的社區書店，公司也做圖書批發。

簡單地說，我們是文化的弱國。難聽地說，我們是被他國文化殖民。難而我們不要採取排斥的心態和手法去禁止文化商品的輸入，因為這反而窄化了我們本身的思想，斷切了我們的文化資源（我私底下還盼望進口書商可以拿到所謂的圖書AP賺大錢）。然而更積極的作法是，多出版具有本土內容的書籍，或者由本地人來經營具宏觀意識的出版業。

由於本地出版社居於相對弱勢，我認為政府方面，應該提供好的措施，就像扶助國家汽車工業般。不要忘記。文化才是最能代表國家的形象與利益。有一個例子相信是很明顯的。過去我們對韓國產品的印象，總認為是品質劣等的，如果有的選擇，我們應該不會去購買的。但是近年來，隨著韓國影視和出版業的崛起，無形中把韓國的美好形象提昇了。不僅帶動旅游業，也帶動科技業。所有的韓國企業進一步全球化，品牌化。

圖書出版業也是文化產業的一部分。政府在制度方面，應給予出版業者良好的環境，過去我們不停地建設科技園區（Technology Park），未來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棄置了或停頓了的商場或辦公大樓，改建成創意園區（Creative Park）開放給本地文化業者經營，只收取基本的管理費用，以減低業者的成本。同時金融行業提供好的融資優惠給文化經營者，或者與他們共同創作開業，讓商行有機會參與文化建設。民間方面，鼓勵成立基金會，資助出版，翻譯，創作等等。我相信，相對於國家汽車工業，政府付出的會較少，但收到的會更多。

我們當然知道AP是怎麼一回事，拉拉雜雜，其實只是再提醒有關當局，真正最需要保護扶持的是我們的文化產業，而且應該是永續保護的。

部落格的春天傳統出版的冬天？

2005-09-09T18:04:00.001+08:00

隨著網絡原生報「當今大馬中文版」和「獨立新聞在線」在近期誕生，我們似乎嗅到本地網路媒體向傳統媒體開戰的煙硝味。這不是一場血腥的市場巷戰，而是心理和思想戰，攻佔著我們的思考與觀點。

很多人已經發現，前述的生態變化也發生於如核爆般成長的部落格，這個被稱為「個人出版系統」的網絡工具，雖然不是概念全新的系統，但因為作者可以同時兼任作者、編輯、出版者多重角色，隱然牽制著傳統出版內容上的質變，影響著它的發展。部落格操控簡單，任何人都可以輕鬆建立十個以上。就像一個人或一群志同道合同時在寫十來本日誌與專書，而稍有目的與構想的人會將部落格變為個人／社群發聲機，展現知識和力量。

張系國在〈部落格的春天〉（天下雜誌８月號）裡提到，部落客不是人人都能當，他必須具備書寫、攝影以及創新的能力。這樣的門檻雖然不高，但終究不容易，他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部落客如果能提供本人個性化的知識、見解和智慧，人的本性在受益之後一定會反饋，部落格就能保持旺盛的生機。」

網絡文化觀察家認為網路創作與傳統出版不同的地方是，前者品質未必比實體世界差；只是少了編輯的守門機制，在眾聲喧嘩的環境中，減低了個別作品的音量，網路使用者必須自行選擇，才能找到優質的內容。而且從權力結構來說，目前部落客的基礎還是不如實體媒體的。

我無從得知究竟大馬有多少部落客，但越來越多身邊朋友投入部落格，寫寫生活工作嗜好專業和創作，我們就像追看報章專欄或專題，漸漸成為他們的讀者和「粉絲」。這些內容過去可以交由報章發表，或成書出版，如今都轉向部落格發表。可以這麼說，部落格引發了寫作能量的成長，驅動了創意的開展。這原本正是我認為大馬出版業應朝向的理念，「小型產業，創意為先」，如今由部落格盡顯其中的魅力與財富。

台灣目前有人在推動BPP（Blogger Publishing Program；Blogger出版計畫），使精彩的部落格以書籍出版再現，讓更多人可以讀到深具特色的內容。作者們也許不為賺錢，只在乎多一種表達形式或者懷有迷戀書的情結。然而對於傳統出版社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很好發掘作家的機會。不過，我們在看待這個趨勢發展，絕對不像好幾年前看網路小說出版的情況了。我認為網絡內容的出版主控權現在已經轉到這些部落客的手上，他們可以自信地說要把書按著自己的想法編輯，而且內容類型也由文學面轉向知識面，更加多元，更有看頭了。部落格的成長是否會打擊規模不大的傳統出版業，現在還難下定論。我們希望可以看到兩者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的發展。

本地的部落客不妨在寫作之餘，也為本身的部落格構思行銷方案，例如贈送禮物等概念，增加人氣與黏度，同時吸引出版社或媒體注目，自我經營內容產業，或許你就可以成為跨媒體的明日作家。

戀書絮語 1-2

2005-09-05T02:52:00.001+08:00

1

本地出版的主要路線是沿著「找尋自我」的意識在運行，這是一個充滿歷史意識與文化意識的進程。然而這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進程，因為它是逆著市場取向而前進。所謂「自我」可以是國家社會的「大我」，以及個人意識的「小我」。可以這麼說，這條路線是出版人和作者共同開拓的。也可以這麼說，這是一條由儒家思想主導的出版路線。且看看舵手：大將傅承得、燧人氏王宗麟、文運張永新…。且看看槳手：張景雲、張少寛、李永球、黃錦樹、方路….。這條路線太顯耀了，以致於「其他意識」的出版相對地顯得蒼白無力。馬華的出版和家國史緊密環扣，卻與普羅讀者若即若離。這是「其他意識」的出版無力之故，趕不上填補讀者各層求的需求。與此同時，儘管「其他意識」的出版微弱發聲，它們似乎也難取得主路線出版的認同與接納。

2

報社副設書籍出版社在西方並不流行，印象中只有媒體巨人新聞集團(Newsgroup)兼做出版。在東方，像日本、中國、台灣、香港頗好此道，可能是東方有文人的傳統吧。在本地，我是相當贊成報社去搞書籍出版的，最重要原因是因為在宣傳方面報社是一大利器，發行網絡也是通達天下，還有就是比別人有更強的優勢簽下好的作家。馬來文報社搞了，南洋中國也都搞過了，可惜沒有下文了。星洲七十五（2003）周年搞了出版，以上種種優勢我們發現報社都有發揮了，也出版了一些好書如《第三隻眼看馬來西亞》、《Karim有話說》系列。不過在銷售成績方面我倒想研究研究。東方日報近年也跨進書籍出版，個人覺得策劃和品質還得提昇。期待更多的報社加入出版行列。憑著以上優勢，我相信報社出版社有辦法創造暢銷的「大書」。

老師的夢想

2005-09-03T02:47:00.001+08:00

直到最近，我方知道老師有一個偉大的理想：要讓整個社會到處都有文化和藝術活動，人人都來親歷文化和藝術活動。他說只要每個人都做一點，整個馬來西亞或華社的藝術就能動起來。這可是一位文化部長的夢想與工作啊！

老師不僅僅叫別人去做，而且堅持盡自己本份，辦好畫展。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舊履行著這個夢想。

我相信曾經和老師有同樣的夢的朋友不在少數，大家也很想提升社會的文化檔次與層面。文化和藝術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區的重要元素，擔負著教育的社會功能。但是就當前的首都來看，我們感覺上文化藝術的資源還是很缺乏。城市人，尤其收入相對低的市民，漸漸都患上文化失調的問題，亦形成一種忽視的心理。

問題還不僅發生在低收入的地區，即使所謂的高級社區，文化資源也不見得豐富。就以發展超過二十年的郊外嶺來說，這是一個知識水平和收入相對高的社區，然而這裡的社區民眾直到最近才擁有一家像樣的社區個性書店。其實郊外嶺居民團體也曾推動文化活動，不過他們更需要注入商業的活力，讓文化可以在社區生根，例如邀請藝術家或業者在社區裡開設畫廊、實驗劇場、書店、骨董店、社區博物館、藝術公園和特色咖啡館等等，讓文化為整個社區加值加分。仙都的再開發案似乎認識了文化的魅力，發展商與藝術公司共同打造了「吉隆坡表演藝術中心」和週邊的景觀，是一個十分振奮人心的計劃。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因此掉入「需要很多錢才能辦成事」的迷思。社群的文化意識才是主導力量。

不管採用的是盈利或非盈利，文化資源的成功在於有一個好的經營者。商業性的量化法則可作為經營的工具，創意與活力才會不斷的湧進。

我目前居住的蒲種布特拉柏邁，附近有修成林的五百羅漢展覽館暨洗腎中心，佔地頗大，建築宏偉，然而平日總是大門深鎖（也不知道有開沒開），不說遠地而來的參觀者，就連在地的民眾也不得其門而入，猜想主持單位是在特定時間開放的。我覺得這項文化資源沒有充分運用，它應該可以做更多的活動與表演，遠交近攏，使展覽館發揮最大功效。朋友告誡說要經營如此交通不便的展覽館其實是白費心機的。我卻不以為然，因為可以看到的問題都不是問題，自然有辦法解決，且看主持單位有什麼構想經營而已。

沒有資源的尚且去創造資源，如我的老師。有資源的應當多費心思，為大眾和自己創造文化資本。以前陳水扁競選市長的口號，「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現在我們要說「有夢最美，知識相隨」，我們不能只有夢想，還得有文化和藝術管理的知識。因此有理由相信，這方面的人才會越來越吃香。

我尊敬的老師是黃乃群。

找錢出版嗎？

2005-08-25T18:08:00.001+08:00

哪裡需要基金出版？

《蕉风》
南院马华文学馆 Southern College
P.O. Box 76,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 607 - 5586605 (Ext. 120/ 142)
Fax : 607 – 5563306
E-mail : mhlcc@sc.edu.my
www.jiaofeng.org

哪裡申請基金出版？

教总林连玉基金
任务之一为赞助出版华文教育刊物、出版林连玉遗著或和林连玉先生有关的文集。
林连玉基金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ERHAD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03-8736 2633 电传：03-8736 0633 电邮邮址：llgjj@djz.edu.my

董教总华小工委会沈慕羽出版基金
整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原始史料及将成果结集出版，以及赞助有关华文教育课题的学术研究。首阶段工作计划乃整理及出版沈慕羽先生的资料汇编。
http://www.djz.edu.my/ucstam/jzjj/djzhxgwh.htm

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中文研究基金会
于1997年开始发出出版基金，以赞助从事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之会员和马大中文系师生出版个人结集，所有著作皆编入“中协文丛系列”。与此同时，中协亦推出“中文系文学系列”，结集出版中文系师生的文学作品。此出版基金宗旨为：发扬学术研究精神及文学创作风气，奖掖马大中文系师生将其优秀作品付梓出版，丰富马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成果。
PEJATI
33－3－1，Jalan 3/50,
Diamond Square,
Off Jalan Gombak,
53000 Kuala Lumpur.
http://www.pejati.org.my/fund2.htm

南方学院蕭畹香學術基金会
Southern College
P.O. Box 76,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Tel : 607 - 5586605 (Ext. 120/ 142)Fax : 607 - 5563306E-mail : mhlcc@sc.edu.my
http://www.sc.edu.my/Mahua/index.html

雙福文學出版基金
马来西亚福建会馆联合会与雪兰莪福建会馆於1977年创设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每年公开给马华写作人申请。获选者在其着作出版後，发给奖金二千元。自1996年起，奖金增至三千元。此项活动一路来获得写作人的支持，至2004年已有147部作品获选出版成书。
41-A, Jalan Hang Lekiu, 50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0782575, 20782576
FAX: 03-20724635
Website: http://www.hokkien.net.my
E-mail : hoklian@hokkien.net.my

李志明文学出版基金
古晋宝光机构创办人李志明先生同意，捐款给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设立，供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每年提取利息，赞助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所推荐的作者，出版砂华文学作品。
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1st Floor,Lot 119,No.21,Lorong 5,Jalan Datuk Abdul Rahim
93100,Kuching, Sarawak,East Malaysia.
www.hornbill.cdc.net.my

砂拉越留台同学会留台人叢書出版基金
申請作品必須是未經出版成冊者。曾在報章上或專刊上發表，則不在此限。作品字數之少在40,000字以上。申請作品，一經批準，將獲得该會贊助出版。惟最高數額不得超過馬幣二千元。
http://www.inet.com.my/stga/right.htm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赞助出版学术论著与季刊。
NANTAH EDUCATION & RESEARCH FOUNDATION (463027-P)6.04, 6th Floor, Menara Promet,Jalan Sultan Ismail, 50250 Kuala Lumpur, Malaysia.Tel: 603 - 21483053 Fax: 603 - 21483049
http://www3.jaring.my/nantahfoundation/select1.htm

大馬創價協會
www.sgm.org

孝恩文化基金会
主办或赞助学术研究、研讨会与文化活动。以各种媒体形式出版和发行与基金会目标相关的书刊、资料及文献。成立互联网以推动相关目标，建立文化资料库、电子杂及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互动。
提供或赞助马来西亚传统文化、社会历史、生活型态、古迹保留、艺术与风俗等方面之研究计划或研讨会。与其他公、私机构，包括慈善组织、文化组织、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传媒合作推行上述活动。收集、发布、收藏有关马来西亚传统文化、艺术及社会历史、民间风俗之文献或实物资料，以供公众参考。
http://www.xiao-en.org/

認真不起的黨選

2005-08-05T20:21:00.000+08:00

趁著八月來臨的馬華黨選，我們來談談政治與出版的關係。

選舉是現代民主政治很重要的一環，政治人物十分了解選舉的意義，亦必參透選舉這項遊戲的缺陷。如果說，選舉也有分檔級，那麼高檔級的選舉是理念之爭，低檔級則是權力之爭。不過一般的選舉都無可避免涵蓋兩種，全視候選人與其選舉人看重的是哪一方面。

從出版和閱讀文化的角度來看一場選舉，是相當能夠看清楚其中的檔級／黨級的，以及候選人看待選舉的態度。無可否認，選舉對任一候選人來說都可以是項形象再造和理念鬥爭的舉措，因此出書在現時已經變成一種不可或缺的宣傳工具。所謂事情一到專業，花樣就會百出。如果出書也是一種重要的選舉花樣，我們可以測試一下目前這場選舉夠專業了嗎？

儘管馬華有六年沒有選舉，眾多候選人似乎沒有運用更充裕的時間進行理念或形象的宣傳，反而採用他們相信非常有效的組織戰，到基層活動拜票，或採不正式的結盟與權謀運作，獲取勝利；在宣傳戰方面，可能礙於黨內的選舉規範，而顯得火力不足，使得選舉人無法很充份的了解候選人的理想與未來動向。

出版對於選舉重要嗎？我們以最近一次國民黨黨選為例，政治明星馬英九對壘黨內強人王金平的雙雄之戰，選前兩方都是五五波。王金平擅長組織戰，在基層有雄厚支持力。馬英九靠長久建立的形象與政治理念，不容忽視。我檢視了兩人與有關兩人的著作清單，王金平得票是零，馬英九至少得八，計有《認識馬英九》﹑《少年馬英九》﹑《馬英九現象》﹑《露出馬腳》﹑《馬英九！》﹑《馬英九人生長跑》﹑《馬英九前傳》﹑《該出馬時就出馬》等等。這樣的比較來論斷賽果不具科學，然而至少也說明了某種意含，出版對於政治人物其實有加分的效果。

本地的主要綜合出版社其實對於政治議題擁有濃厚的興趣，一來是基於社會責任，出版人藉助書本表達對社會的關懷，為社會累積資本；二來是許多評論菁英都希望透過書本將自己的看法呈現得較有系統，紛紛推出擲地有聲的作品，除了表達，也可以與同儕作積極正面的競爭。目前來說其實是評論界的作者獨佔鰲頭，反觀政治人物大多興趣缺缺，不知道是不是都no comment。

目前的候選人當中，應該數翁詩傑著作最多，計有《打造新政治文化》、《射雕人語》、《赤道上的冬天》、《揚起政海良知的風帆》、《濃雺中的航程》，不過沒有一本是為本次選舉而寫。陳祖排早期參政時曾經編著《國家文化的理念》，然而著作本身早已無影響力，其他候選人大多是交上空白卷，無從談論。

遙想中國政治兩千年的官場，都是由飽學之士出任，為官者即是文人，下手成文出口成章皆平常事也，然官樣文章皆為不平凡哉。今日取士，選賢舉能之途已變，也改變了他們立言立德立功的興趣。是幸或不幸呢。這麼一看來，其實這場黨選以權力之爭較重，看戲的民眾能夠認真嗎？

無論如何，選舉程序是一時的，可以不必認真，政治意念卻是長遠的，宜認真立言貫徹。如果閣下想賭賭誰會當選，我提供的參數是：出書最多的勝面較高。呵！

尋找閱讀的樂園

2005-07-30T23:32:00.001+08:00

「以為我和我的童年不會再見面。直到心門打開，才發現它一直深鎖在心底的隱蔽處。所有童年玩伴在向我輕輕招手，而我，已經忘了當初的游戲規則。」──＜心門＞，《尋找遺失的樂園》

閱讀繪本，其實就是與童年的美麗重逢。有些童年的夢因為長大而逐漸遺忘／遺失或者形成另一種看法，最可怕的是對它的藐視和背叛，注定將來要付出遺憾的代價。閱讀林行瑞的畫冊，不僅僅是緬懷舊時光，更是啟動一種喚醒機制，回歸真我，踏實生活。這是我的收獲。

「人類對世界認知方式，先是有了觀察、圖象、肢體表達、音樂、語言，這後，以結繩、象形、拚音而發展出文字。」（《閱讀的風貌》，郝明義）人類當前的知識系統，幾乎都以文字紀錄、發展與進化，形成一種越來越單元的認知方式。它是一種壓逼，也是一種局限。對於習慣文字閱讀的我來說，其實已是迷途難返。（就像我會先看本書的文字，再來看圖畫）

畫冊或繪本今日成了大眾很重要的閱讀元素，不單只是因為它的流行，不單只是生活型態起了改變，這還包括圖象帶給我們認知方式的重新發現。以前我總會認為畫冊／漫畫是一種簡便，一種沒有厚度的內容閱讀。其實真是大錯特錯。原來圖象創作是深及意識狀態的，其解讀技巧又是另一種學問，其中很多蘊含豐富的人文精神，回味無窮。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出版品注意圖文並茂，強調視覺效果，把書設計得色彩繽紛，閱讀如同一場豐盛的饗宴。然而在我看來，實乃繪本閱讀影響之下所產生的出版趨勢。

以《尋找遺失的樂園》這類繪本創作來說，國際上成就卓越的大師很多，尤其在西方的童書製作，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我很喜歡的Istvan Banyai。可惜本地書店和讀者只認識一兩位成名的，卻無視山外有山的一流繪本作家，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台灣雖然引進許多西方的一流畫手，帶動中文繪本閱讀，卻也積極培養本身的創作人才（除了幾米，同等重要的還有李瑾倫、陳致元），開課授業，舉辦大獎競賽，挖掘人才。本地的繪本閱讀深受台灣和日本影響，尚處摸索期，然而在這個行業裡的出版人和繪本作家應該具備長遠目光，應自我精進和互相合作，將整個創作局面搞起。我知道，行瑞在創作方面具有企圖心，希望本地的繪本產業可以從他開始。

行瑞的《尋找遺失的樂園》以初生之犢，勇敢進發，在本地創造了出版紀錄，是一種可貴的創業精神。其內心單純，向善。偶爾疑惑、徘徊，這又何嘗不是每個認真反省，對生命負責的人最真實寫照。

《美麗人生》初稿

在圖象表現與風格方面，我無資格評論。從《尋找遺失的樂園》到《美麗人生》，我看到行瑞的筆觸與構圖越來越簡練了，內容尤其強調「自我追尋」的表達，同時喚醒我們關照日常的，平凡的感動。我相信，行瑞在畫風已經找到自己的方向了。行瑞說自己比較喜歡心靈的東西，這點在創作盡顯無遺。然而，作為一個創作者，始終要面對主題的多元探索，例如故事性的創作，來為自己開拓更多可能，讀者亦會抱持期待，等待驚喜，進而形成創作者的推動力。

繪本閱讀是普及流行了，人類的全觀認知之路卻才剛剛出發。

本地中文出版業的明天：一位版權工作者的觀察（座談摘錄）

2005-07-29T23:50:00.001+08:00

嘉阳出版有限公司主办
2005年出版天空交流营
BENGKEL PENERBITAN GEMILANG
28-29 MAY 2005，波德申

一、個人感受
1. 書業一定要交流，今天有這樣的機會十分難得，非常謝謝主辦單位的用心策畫與籌辦。

2. 個人在書店、出版社工作，如今轉向版權代理，個人之所以從書業的下游往上游發展，是因為發覺本地出版應好好發展內容這一塊，出版業要有好的發展，應該要有一隊很強的作家群，過去經營作家的工作是出版社的責任，但是日後很可能會逐漸轉向由作家經紀人公司來經營，我也希望可以有這樣的趨勢，讓出版產業更為完善，專業分工，這樣作家才有機會抬頭，內容才會更有創意。

3. 出版之路崎嶇，卻充滿樂趣和希望。說真的，出版是一項浪漫的事業，但也就是因為它有浪漫的特質，經營者更要小心，步步為營。

二、出版現象(2004-2005)
1. 根據別人的資料：台灣出版業每年出版4萬3千種新書；法國、意大利有5萬種；日本有6萬種；德國、美國有8萬種；英國有12萬種居首，而與台灣人口相當的馬來西亞，聽說只有6千種。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要邁向閱讀的先進國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2. 外國公司蠢蠢欲動，國內公司消極被動，從過去的市場營銷面（設立發行公司或委託本地公司代理，如台灣的城邦、佛光山、法鼓文化、閣林國際），逐漸伸展到內容編輯面（如香港皇冠）。
外國公司的策略是全球布局，哪裡可能有市場，就往那裡去，哪裡有好資源（作家），就往那裡掘。從宏觀的角度來說，這是可喜的現象，不過我們在接受這個現象的時候，出版業者需要思考我們的競爭力在哪裡？所謂的本土優勢是否會漸漸被掠奪？

3. 從我的經驗來看，本地不缺要出書的作家，而且也有許多主題可以被出版，然而好作家需要經營，好編輯需要培養。如果出版社持續不爭氣，本地作家只好往海外發展。然而另外一些出版公司為求快速發展，一味引進國外現成的暢銷書來出版，未能取得平衡。

4. 整體出版的能量不高，缺乏鬥志。出版素質更需要大幅度提升，很多環節都不到位。

三、尋找對策
1. 如果大家有注意新聞，我國的國家競爭力排名又下降了。我覺得在大馬，產（業界）、官（政府）、學（學者專家）常常無法結合起來以因應各種挑戰，提高競爭力與均衡發展之時，出版應該接下這重擔，鋪設大馬的知識系統。

2. 本地出版社除了在本地交流，也應常到海外取經，開闊我們的大視野，同時必須關注全球的出版發展，借力使力，引進和推出作品。我相信，要建立出版規模，國際性的版權交易是可以讓出版社快速成長起來，同時讓讀者與世同步。

3. 內容經營面，沒有一定的成功模式。出版品牌在我國讀者眼裡並不十分注重，然而定位清楚的確是一個方向。以華文出版來說，我們暫時在規模上比不上中港台，因此必須以創意為先，小兵立大功，深耕為華文出版第四板塊。
例子：國內－37.2度雜貨店
　　　　　　　－董總出版局
　　　國外－孤獨星球 Lonely Planet

4. 每個環節都是專業，都要到位。顧客決定存活。無論如何，從策略上一定要賺錢

5. 經營策略面：聯盟與合併，可作為思考方向。

四、期許
1. 每家出版社每年為自己訂下至少一本大書的目標，所謂大書就是可以主觀認為，而又受客觀市場贊許認同的。
如：《我方的歷史－陳平》
《我的自傳－林梧桐》

2. 每年由中文出版業組織設立獎項鼓勵本土作家，編輯和出版人，我們希望從這裡來期待一位出版家的出現。

3. 版權代理可成為作家的好伙伴，經營好寫作事業，為國內作家與出版社尋找海外市場，讓出版版權工作更為專業。

（承蒙嘉陽出版社許育華社長和蕭瑞霞小姐邀請，主講這個課題。與其他主講者：姚拓、黃子、曾慶方交流，獲益菲淺。）

大馬出版業要小兵立大功

2005-07-28T23:57:00.001+08:00

馬來西亞銷量最大的華文報《星洲日報》最近舉行七十五週年報慶，同時推介了該社出版的三本新書，這意味著大馬華文出版界今年將多了一支生力軍，對文化界而言實為可喜的現象。

報社參與圖書出版在大馬不是新鮮事，另一家華文報《南洋商報》在很早之前曾發行文學叢書，新近九十年代《中國報》也出版了少量書籍，主題涉及雜文、報道文學和財經類。不過它們都後繼無力，未能在大馬創造報社出版圖書的美好事業（相對於香港《明報》旗下的明報出版社、台灣《中國時報》旗下的時報出版社、《聯合報》聯經出版社，它們都是區域裡成就卓越的出版社），實為可惜。畢竟報社在本地具有最強的文化資源和輿論的吸納能量，比起努力為找作者而煩惱的小型出版社，更為得心應手，加上報社強大發行網絡亦可成為有效的銷售渠道，實教人稱羡。因此，我十分期待《星洲日報》可以憑其雄厚的人財物力，為本地圖書出版作出貢獻。

大馬華文圖書出版近年有小進步，但沒有大突破，這可從這一兩年本地華文書市低迷與單調的書展看出端倪。本地華文出版社出版量少，也很少主動出擊參與和策劃書展，使得一向能見度低的本地書籍更難以直接與讀者見面，造成讀者對本地出版沒有深刻印象，即使有，也是不好的印象。因此我深深覺得，本地出版品牌亟待提升。但該從哪裡著手﹖

過去數十年，大馬的華文出版主要局限於中小學教科書和少量的文學書種，出版品不夠多元。另一方面，長久以來出版界都是仰賴作家和知識分子的非專業參與，自資出版者更不在少數。由於缺乏專業經營，便無法創造一個有價值的市場，出版產業可說是十分空洞。這種現象惡性循環，形成作家埋怨沒有讀書人，讀書人感嘆本地沒有好作品的問題﹔出版社的角色在這方面不是被邊緣化、不受重視，就是自我設限、沒有發揮功能。

九十年代末，由於知識經濟的推廣，新型態的文人參與，大馬華文出版有了新發展。由本地作家傅承得創立的大將出版社九九年起以本土內容為創業基礎，大規模出版各類書種，開啟了本地多元閱讀的風氣。目前大型書店售賣有關本地出版的書籍中，約三分之一是大將的產品。可以說，大將出版社的成立是大馬華文出版業的新里程碑。然而，大將大規模（相對於本地其他綜合出版社）出版文化社會效益多於經濟效益的書種，如何在市場上存活，是極大的挑戰。

當台灣大型出版集團在搞資本運作、進軍各大華文市場之際，當中國出版集團在搞組織戰的時候，大馬中小型出版社應把眼光集中在創意運作上，並把眼光放大，以小兵立大功的方式與世界各國內容生產者合作。小國寡民的荷蘭是著名的出版大國，出版社即運用這樣的模式馳騁全球市場，他們在數個專業領域的出版獨步全球，甚至還透過資本運作控制英語出版社。大馬出版社也許還沒到這個階段，但應把握文化資本的運用，超越本地市場。傅承得曾提出相對兩岸三地，大馬可以成為華文出版的第四板塊，我認為這個構思也可以成為大馬出版人的經營策略。

但在我們談創意的時候，其資源又來自哪裡呢﹖我認為，主要還是來自文化與消費者。消費者課題需要精確的統計資料佐證，暫且不談。我們一直認為大馬融合東西方文化，各文化在這裡具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但我們始終沒有一一的盤點這些文化資源（廣義的文化），將其運作為文化策略，為我們的文化增值生財，相當可惜。舉例來說，僅僅在伊斯蘭文化或世界宗教文明的課題上，我們就可以為華文出版貢獻良多。本地華文出版界可從自身特殊的文化和生活場域裡，認認真真出發去產生創意內容。為什麼是大馬，而不是東西交融更密、資訊發達的香港、上海或台北呢﹖因為大馬所幸沒有被過度單元和主流的文化淹沒，我們對各文化又都保持了一種親密的感覺，只是我們沒有深刻的將這種文化感覺加工為文化創意產品。

過去本地業者對文化產業認識不夠，信心不足，認為文化是虧本的事業，即使自己有興趣投入，也要等到在其他業務賺錢時才回過頭來投資，再不就認為那根本是文化人的事業，與己無關。因此，我們有必要熟悉這個既古老又新興的產業，尤其在經濟管理方面的知識，以創造可觀的產值。

我相信，一個文化強國，總是經濟強國﹔如果現在不是，總有一天也會達致，大馬人民應對我們本身的文化抱有信心和興趣。

＜亞洲周刊＞28/03/2004

城鄉情結在發酵

2005-07-28T23:03:00.001+08:00

興安文叢六月陸續報到，老中青作家聯合盤踞書市，文學氣勢一時立即升高，加上近年屢有佳作的方路，其精美的散文集《單向道》（有人出版社）更讓本地出版生色不少，發揮了正面效應。其中充滿故事的地方與家鄉在這幾位當月作家手中有了不同的命與運。

在陌生的城鄉書寫

第一輯興安文叢六月終於出版完畢，今年所出版的六種，有的是資深作家，有的是首次出書的健筆，編輯包容頗廣。其中特別值得介紹的是冰谷（林成興）的《火山島與仙鳥：掀開所羅門面紗》，此書是作者近耳順之年，遠赴所羅門群島任職油棕種植經理的六年期間，紀錄在浩瀚南太平洋的生活與思緒。儘管異國情調，不過作者關懷的面向是具有深度的，譬如當地文學的發展、藝術的表現、政經變化，觀察與敘述相當深刻，其精彩程度超越許多神州遊記式的書寫，不是泛泛而作。作者不僅帶領我們遠赴一個陌生國度，其實更開拓了我們的「國際視野」，（通常我們認識的「國際」是先進國的「國際」），也解開了所羅門的迷團。由於書本編輯較為制式，讀者可能不易透識其中堂奧，特提醒注意，以免「走寶」！

在熟悉的城鄉書寫

文叢系列還有短篇小說《雙鎮記》與散文《藍色島嶼》，皆乃文壇新浪。許通元來自砂拉越，酷愛電影和文學，近年己見文名，《雙鎮記》從作者所待過的兩個小鎮（砂拉卓和士古來）發酵，蘊含地方人情，其故事來自鄰里，來自記憶，來自你我，也來自難以啟說。寫《藍色島嶼》的律師菲爾，來自實兆遠的文學家庭，從小喜愛閱讀，練就了行雲流水，幽默的筆觸。讀她的散文，不能說是如沐春風，卻可以洗滌一整天勞累的心情。其多姿多采的生活成了信手拈來的文章，熱愛土地的心思更成了文字的忠實追求。兩本書的出版，印證本地未來文壇可以期待。另兩本皆是文壇名將實力之作，散文集《沉醉》（年紅著）與短篇小說集《斷了單思線》（馬崙著），忠實讀者可收集珍藏。

大山腳，家的大山腳，方路遠離後的大山腳，以及方路重訪的大山腳：《單向道》。家鄉好像是揮之不去的魔咒，儘管遠離，總在記憶與現時牽纏羈絆，我們相信這魔咒是美好的，是富創造性的。也寫詩的方路已有詩集《傷心的隱喻》（有人出版社），《單向道》的出版則是一條前進之路，祈願作者大步開去，走路有風。

雜文《貓城貓事》（大將出版）作者薛嘉元從西馬移居東馬古晉，並深入民間華團工作，常為文針砭時事，評論東馬華社問題。本書延續一年前出版之《貓城貓語》，欲知貓城人與事，兩本姊妹書可供一讀。

鄭良樹的第四部歷史小說《吉隆坡之誕生：葉亞來前傳》（南方學院）彷彿是靜靜地出版的，沒有得到媒體與吉隆坡華團學校的關注，實為可惜。鄭良樹不是二月河，葉亞來更不是雍正康熙乾隆，不能相提並論，然而讀歷史小說有著信疑共存的臆想魅力，何況他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歷史人物。鄭教授以小說方式建構了歷史場景，邀請讀者重返現場觀人物之一行一言，反思歷史給我們的教訓。
獨立出版的《我的半世紀：張佐回憶錄》乃馬共史書類的最新出版。以一人之記憶難概五十年之歲月，作者不忍忘記那段歲月的種種，發抒胸臆，讀者若能感同身受，已屬萬幸。相信此類書籍還有後勢，我們謹期待驚天之作。

挖掘文學出版的金礦

2005-07-21T00:24:00.001+08:00

文學與出版好像一對雙胞胎，他們關係緊密，互相影響各自的發展，但是卻有不同的主體思考與進路。

五月份參加了由嘉陽出版社舉辦的「出版天空交流營」。在一項四人論壇的座談裡，主講者之一黃子談到現在「什麼書」都可以出版，唯獨「文學出版」注定會虧本，這讓我們深感惆帳與無奈。

我們暫且不說例外的個案，讀者只要稍為打聽，就知道這是普遍的不爭事實，本地文學出版似乎只存在著浪漫綺想，那些文學作家和出版人賺到的不是金錢，大多數卻是庫存書，實在可憐，更可憐的是目前有的文學書（以詩集為甚）都是作者自掏腰包出版，或者負責包銷的！筆者猜想一般出版人都對文學抱持著既拒絕又試探的態度，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始終希望能出版一本重量級作品。
吊詭的是，如果我們現在去書市跑動調查，你會發現其實本土中文出版最大的書種竟是（泛）文學書，其他類型目前為止難成氣候。你會不會覺得很驚奇呢？是出版社聽不到市場的聲音嗎？是非文學類作者嚴重缺乏嗎？在文學沒有市場的情況下，為什麼出版了更多的書呢？僅僅從這現象來看，文學作品來源問題不大，反而問題出在出版這一環節。

按照一般經濟法則，在供過於求的情形下，就是買方的市場。在價格方面，買家擁有主導權，他們可以不管產品品質的好壞，只要求低價。這種經濟邏輯如果套用在文化產品上，是十分具殺傷力的。假如我們不想沒有文學出版，也不想作家們如此這般被糟蹋，就得集思廣益，想方設法。

以國外成功的文學出版案例分析，「作家」與「作品」，固然佔了最重要的元素，新穎與多元的行銷方式往往也是成功的推手。簽到大牌作家（本土或海外都可以），可以為出版社找到穩定收入，也穩住全社人員的士氣；提拔新興作家，則應運用行銷手段來強調他的「與眾不同」，才能打開書的市場，並且開發多一條生產財源。筆者沒讀過韓寒的作品，卻知道其新派武俠新作《長安亂》，以及他的「其他其他」，這些「其他其他」就是出版社行銷的犀利與細膩之處，出版社不能採用短打方式，為作家辦一兩場活動就可以成功的。

文學出版其實也需要製訂品牌策略，例如中國春風文藝出版社的《布老虎系列》，編輯所收選的作品都必屬佳作，皆為中國當代名家的一流作品，其行銷手段從嚴格的編輯專業階段就已經開始。文學品牌在讀者群可以建立溝通機制，社方只要長期經營這項機制，即可以帶來深遠的綜效（Synergy）之功，進而擦亮出版社的招牌。國內以會館資助的興安文叢可以往這方面思考。

很高興近日可以看到一本讓人「眼前一亮」的散文集《單向道》（方路著），從書的編輯和視覺設計，可以看到「有人出版社」功力已經可與台灣較量。作為一家本土的文學出版社，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展現更大的企圖心，將雄厚的出版創意進而落實到行銷方面，成為一家名副其實的專業出版社。
最後，從這篇文學出版可以引申思考，為何我們的「非文學」出版面臨貧血的境況。

一本大書

2005-07-01T02:08:00.001+08:00

今年上半年本地的華文出版，似乎缺乏一種大能量。不知道該怎麼描述問題的現象與核心。

為了出席波德申的一場出版交流會上，筆者提出本地出版社應該每年為自己訂下至少出版「一本大書」的目標，猜想可以為書市引進動能。

所謂「大書」就是出版社可以主觀認為，而又受客觀市場贊許認同的暢銷書，簡單地說就是「叫好又叫座」的Big Book。我舉了去年的《我方的歷史－陳平回憶錄》和《我的自傳－林梧桐》兩本書作為參考例子，它們都可被認為是書市的「大書」。

今日回想這個說法，筆者覺得有必要再多加說明，以讓同行深入交流與探討。「大書」裡的「大」字，不在指書的形體，而在於書的份量，以及其受落的程度，比較接近於我們所說的「重量級作品」。過去筆者有機會參觀國際書展時，常聽同行說某某書是當屆的「大書」，而且眾多出版社在拍賣會上爭相購買版權，其他出版人或找機會一睹作者真面目，或一窺書本封面及其介紹。如果說當屆書展沒有任何「大書」出現，就代表說該書展沒有焦點，缺乏看頭了。

這些「大書」大部分都有一個特徵，就是「作者導向」。這些作者當中，有的已是名滿天下，諾貝爾獎等級的大作家；有的則是耕筆有年，作品已趨成熟的資深作家；更為傳奇的，仍是憑籍經歷背景，卻可以一砲而紅的「新作家」，例如柯林頓，寫了一本大部頭《我的自傳》，真的是一本「大書」啊。至於，真正初出茅蘆而寫就「大書」的天才，可是少之又少！

到底怎樣才成為「大書」呢？它是出版人刻意炒作，還是被眾讀者所認可的呢？

姑且不論以上問題，筆者之所以試著提出「大書出版」的構想作為本地出版的一種策略，是因為有著這樣的理想：如果有一天，從我們有限的出版規模，以創意和札實的多元文化為基礎，每一家出版社都有一本「大書」出版，那麼我們的出版風貌就會有看頭了，而讀者也會有所期待，同時也有與國外出版品一爭天下的資本。要實現這個理想，最重要就是作家與編輯人才的長期培養，相信許多出版人都會認同這個觀點的。

台灣出版人郝明義說：「做出版，一定有一個初衷，不論是只管賺錢就好，還是另有思考的角度，這個初衷就是立場。根據這個初衷，各人會設定各自希望成長的特性和規模，這就是方向。為了實現這個前進的方向，各自會出版種種暢銷書以及與非暢銷書的組合，這就是方法。」（可參考〈做暢銷書的方法〉）

筆者十分贊同他的說法，因此「大書出版」該如何做，應該回到每個出版人最初的動念，自然而然也會找到各自的「大書」方法。筆者希望按著「大書出版」的企圖心，整個出版界能真正「動起來」！
2005/7/1

紅書還能再紅

2005-06-09T02:39:00.001+08:00

五月份是一個適合出版的月份，因為學校假期可以增加書籍的買氣，不過本地出版卻顯得相當「淡定」，出書量不多。也許，本地出版需要參考前馬共的作戰力，努力提高生產。正好五月又有一本馬共史書，趕上假期！

再現馬共歲月

打從本世紀開始，馬共史書如雨後春荀，在本土出版佔了一席位，從出版的橫向與縱向來看，馬共史書竟成為本地極為特殊的書種，不斷在輿論界形成熱題。其中最鮮明的例子要數去年出版的《我方的歷史－陳平回憶錄》，筆者認為這是本地出版（嚴格來說不算本地出版，但卻是本地色彩濃厚的專書）難得一見的「大書」。由於馬共史書可以吸引一定的讀者，在吉隆坡市區的中文書店，甚至特設平台陳列，亦是本地書店難得一見的專業手法。

《馬泰邊區風雲錄（第一集）：根據地重整旗鼓－新時期‧新方針》是最新出版的馬共史書，由21世紀出版社出版。明顯地，這是一家由回馬前馬共成員所成立的出版公司，以方山為主將，努力為本地歷史補白，並為馬共當年抗殖立場正名。該社第一本書《見證和解與回馬》於2002年11月出版，其與《馬泰邊區風雲錄》是姐妹篇，兩者的歷史時空是互相銜接的。

《馬泰邊區風雲錄（第一集）》的時空背景以二戰後，抗英殖民時期馬共於馬泰邊境所建立的根據地為出發，如何在馬泰邊區進行長期武裝鬥爭的事跡一一呈現於讀者。這段時間長達32年，馬共歷經多次挫敗，仍堅守反殖的立場，其中有淚有血的歲月，除了同情，也應給予尊敬。

也許是人力有限，書籍編輯水平未能顧及一般讀者的閱讀舒適感與理解力。其中對現今政體與建制歷史的看法，雖左派色彩濃厚，但作為客觀讀者亦可以理解與包容。２１世紀出版社近期也有《歷史的告白》（方山）﹑《抗英戰爭小說選》（金枝芒）以及《歷史與獨立鬥爭》（ Abdul Shamah著），從書單看來，其出版後勁十足，不讓香港南島出版社（出版多種馬共史書）專美。

台灣出版社近期紛紛以「振興一個文類」為目標，發展武俠小說。也許大馬出版可以「創造一個書種」為目標，不同出版社從不同類別來發展馬共課題，除了歷史和政治，還有小說﹑社科﹑藝術、軍事等等，讓這份專屬的苦澀歲月，轉換成全民珍視的記憶與教訓。

談不完的生意經

另一本五月出版的新書，是屬於個人公司製作出版的財經管理類書籍，從事企管顧問的陳瑞發，結集報章精心發表的財經文章，出版了《老板不老：你知道如何經營一盤成功的生意嗎？》。文章遍及企業所面對的各種挑戰，適合那些對企業管理深感力有未逮的老板們閱讀。本書雖屬個人製作，但是成書整體感覺不錯，編輯可記一功。

詩戀的時節

在端午时節，應該來讀讀詩。本月大將出版的《秦林詩選》也許可以成為你的「詩戀」。秦林是資深詩人，曾出版《雙子葉》、《裁風剪雨》、《奔流的鮮血》等詩集。詩的時空跨越四十年。秦林的詩信手拈來，他那濃濃的中華情結，每每使他在神州旅途中容易觸景生詩，而愛國的情操更表露無遺。

意象萬千

配合書畫展，年輕藝術家劉慶倫近日亦出版個人畫冊《意象萬千》，讀者可以一睹他近年的作品，其中巨幅畫作「毛澤東《沁園春‧雪》」歷三年而成。畫冊作為一種閱讀雖不是主流，但仍應受到鼓勵，如此本地藝術才具備完整的知識系統，藝術能不能出頭，出書是不容忽視的。感謝本地還有藝術出版！

愛情就是生活

2005-05-05T02:41:00.001+08:00

四月份可以在市面找到本地出版的作品十分有限，只有兩部，都是文學類作品，兩位來自不同世代的作家所寫的旋律有明顯差異，但是主題似乎離不開愛情，我們人生道路上的恆久命題，與此同時，我們也從兩本書身上看到年輕作家與成熟作家的努力痕跡。

本地網路小說第一擊年輕作家迎頭趕上

學生與青少年一直是本地最大的購書族群，從早期台灣的劉鏞的勵志書，到現在流行的張曼娟小說﹑吳若權﹑吳淡如勵志書等等，是他們最大宗的精神糧食。約莫在七八年前所謂的網路小說漸成氣候，年輕讀者成就了痞子蔡，以及現今的藤井樹。在流行閱讀的國度裡，年輕作家執掌大旗，呼風喚雨，我們可以看到青少年的閱讀品味開始轉向與他們生活關注與熟悉的話題，而偶像型作家也已隱然成形。即使在當今的中國，韓寒旋風尚未停息，視覺系的年輕作家如郭敬明緊接在後，也創下五十萬冊銷量，並且跨媒體，跨概念創作，年輕人的創造力與閱讀趨向不可等閑視之。
因著這股年輕風潮，剛剛由大將出版社出版的《Longing渴望》其實教人久等了。在寫作的時間上，本書作者用了四年的大學時光來完成，可說是經過許多心理煎熬；在出版的時間上，本地出版社因無法在好幾年前挖掘新興作家來填補本地讀者的需求，有點可惜。這次終於由大將再次突圍創造，希望可以燒旺本地年輕作家與出版社的企圖心，經營好年輕人的市場。

儘管書籍封面並不搶眼，《Longing渴望》仍是可讀性強的小說。筆名Tener十兒的翁詩慶，畢業於多媒體大學資管系，因為鍾情於文學，選擇的工作則與文字息息相關。《Longing渴望》離不開對愛情與人生的困頓與解惑，成長的意味濃厚。

書中的兩篇小說﹤Rosier擁有光明前途的人﹥和﹤Longing渴望﹥命名都來自於日本搖滾音樂，正是時下年輕人藉由音樂的延伸思考來抒發來自心中的聲音，作者稱之為「二十歲的困惑」。「二十歲，各式情感以大量陌生的面貌湧現，把我從安全的地方丟進一個完全陌生、不斷毁壞的場所。」寫作自然而然成為他努力尋找自己的路徑。

如果說這本書與來自台灣、中國的作品有什麼不同，讀者應該可以發現這裡許多場景都是我們所熟悉的，所講的話又是最親切不過的。如果你又是怡保人，想像一下也許你曾經與作者擦身而過。

興安文叢用心裁種　朵拉的愛情花園　

興安文叢又來了，上月推出朵拉的《愛情花園》，乃雪隆興安會館與大將出版社合作出版。興安文叢是我國眾多華人會館中的獨一文學品牌，其靈魂人物雲里風，身職雪隆興安會館主席，亦是馬華著名作家，他藉由會館的資源推動馬華文學，成為佳話。《愛情花園》是延續三年多前文叢第一輯的概念，所出版的第一本書。

朵拉是我們熟悉的女作家，此書收錄八篇短篇小說，眾多篇是寫愛情與婚姻的矛盾，尤其涉及倫理道德的敏感區域，令人沈思不已。

興安文叢接下來陸續打出的作家包括馬崙、許通元、冰谷、年紅和星洲日報的專欄作家菲爾。雪隆興安會館準備年底再辦文學營，一方面推動馬華文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動文叢的知名度。文叢未來可以加強其特色與意義，進而塑造文學品牌，為本地讀者介紹最不可忽略的作品。

馬來文出版要加油

2003-12-13T02:11:00.001+08:00

長期在單一文化環境工作／生活，會很容易讓人跌入一個似是而非和充滿盲點的世界裡。這是近來筆者特意進入數家非中文非主流書店參觀後最深的感受。

既然是非中文，為什麼又要非主流呢？一般讀者也許會認為，當前大型或連鎖的主流書店所涵蓋的顧客應該是最廣的，所賣的書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仔細想想，其實不然。筆者覺得，如果我們多到平常不去的書店看看，我們會發現主流書店所努力爭取的讀者類型是相當單一同質的，所賣的書籍也不是全面的。因為忽視了來自獨立或傳統書店的文化現象，使得我們難以觀得本地的閱讀全貌。想像如果一位外國遊客不小心闖入座落於吉隆坡印度回教堂路地區或KLCC或其他商場裡獨立經營的特色書店，他們可以確信，不需首相昭告天下，馬來西亞的確是不折不扣的“伊斯蘭教國”（文化上的意義）。相信全國許多城鎮也有相同的情況吧，這些獨立書店以可觀的空間陳列著來自印度、阿拉伯、印尼以及本地出版的，關於穆斯林鉅細靡遺日常生活的指南（如夫妻生活之道、宗教律法、教徒生活守則等等）、思想上的精神泉源（主要是經典的詮釋與考證）。其數量之多，種類之繁足以跟許多老牌中文書店裡的文化知識叢書相提並論。假如這些書種是那家店的主要營收，我猜隱藏在後面的行銷武林高手則是來自學校和教堂裡的老師和宗教士。他們的顧客群就是馬來穆斯林。

然而，馬來穆斯林只讀宗教書嗎？不見得，但是以馬來語出版的其他類型的書與宗教書相比較，就相形失色了，並且會讓人誤以為他們只生活在宗教裡（或許有些人認為應當如此）。難道他們在現代生活裡不需要閱讀其他書籍嗎？例如偶像的傳記、如何開店做生意的創業書、怎樣利用精油來新陳帶謝的生活指南等等。書店沒有這種書嗎？說沒有，不是；說有，又太少選擇了。而什麼書又是他們最迫切需要的呢?以我們較熟悉的中文書來說，中文書的多元化發展是近十多、二十年的事情，至今可說是種類應有盡有，而且還層出不窮，說明了智慧和知識的進步發展是要經過多元刺激才有收獲的，其中商業化也佔了重要因素。其實整個中文書出版還是處於依賴型的，出版無法自給自足，因此唯有借助其他語文出版來填補知識和商業的缺口，才有如此百花齊放的出版盛況和文化市場。儘管本地中文市場不大，我們慶幸有賴於海外中文出版的蓬勃，讓我們有機會閱讀大半個世界。

回過頭看看我國馬來文出版，相形之下就顯得蒼白與困窘，情況只是比本地中文出版好一些。除了宗教出版之外，做得最出色與具規模的就是言情小說的出版了，看來，還是馬來女性同胞比較愛書。如果將馬來語世界擴大來看，包括印尼、新加坡、泰南等地，馬來文出版如果也是如此不堪的話，不能滿足僅能掌握馬來文的讀者，那整個區域的文化和知識發展就會停滯不前。這個問題，不僅馬來族群需要憂心，身為生死與共的華族來說，也應要有提高警惕、分擔解憂的意識，其中也隱藏了無數商機。

另一方面，本地的純中文和純馬來文出版社就像河水和井水，彼此極少交流和合作（可能國外合作還比國內多），其實是資源的一大浪費，而讀者自然也是各據山頭，各享各的讀書樂，誠然是本地閱讀的特有現象。市場小，馬來人閱讀風氣低落不是出版疲弱無力的原因，我想可能是缺了幾位具影響力而又大格局的文化商人之故。
2003/12/13

尋找那一頭羊

2003-11-01T01:20:00.001+08:00

“這頭看出什麼來了吧？”男人問。“種類不一樣。”我說。──村上春樹《尋羊冒險記》

我們大概都有親身的經歷，“閱讀什麼”這件事與社經發展沒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們都是根據自己的喜好興趣和需求來閱讀的。聽起來雖然是很個人的事情，然而，如果說它絕然和社經發展沒有關係，那也是不對的。很多市場敏銳的出版人，就是有那麼一點觀察力，從新形態街道商店、媒體播放的內容、青少年的言語、咖啡的價錢、嚼什麼牌子的口香糖、餐廳服務的接待禮數、股票的起落、天氣的變化、旅遊的目的地、電腦的保護程式、哪位明星最紅等事件，來總結出這個社會將趨向什麼型態，進而規劃出相對應的書種，以創造需求。

由於沒有相關的統計資料，本來想要找出本地華文閱讀市場從70年代至新世紀變化軌跡的意圖，現在只能“憑空”擬想，希望有那麼一張想像的閱讀地圖，供我們思考圖書產業的下一步。我們擬想這數十年間，社會改變了什麼風潮、經濟改變了什麼注意力、其他無形有形的改變了什麼價值觀……。無可否認的是，我們在過去數十年都是完全仰賴書籍輸入，來吸取養份。因此，別人（英、美、中、港、台）讀什麼，也決定著我們讀些什麼。

七、八十年代，這裡是一個逐漸轉型的政治格局，認同延伸出矛盾與危機，同時壓抑著無數吶喊的聲音。恰巧的是，中國、台灣也還在相對保守的年代，巨大僵硬的體制只容許發出無關痛癢的呻吟。在大馬，那個年代經濟仍以農礦業為支柱，初級工業才要起步，新經濟政策宣誓它的正義：貧窮是罪惡。我想那個年代，“生活的條件”是主旋律。也許，就是有那麼一點生活苦悶，需要那麼一點浪漫激情，文學類反而成了出版的主流。至於，“品味”和“創意”還是個陌生和漂亮的高調。

90年代是相當關鍵的時期，一方面是大馬本身的快速發展，國民所得比現在還要高，造就了普遍社會視享樂為生活之本的表面文化，以及激發了許多人自我實現的需求；另一方面，由於許多媒體大量移殖外國作品（主要是台灣）的緣故，本地的閱讀漸漸趨向開闊（並不是多元）。文學作品，已經不僅僅是那個年代所認為的文學了。閱讀文學的理由，不再是為了慰藉心靈的空虛。可以想見的是，類型出版已經產生巨大的質變，我們還似乎懂得一點什麼是較好的作品。食譜不再是單純的食譜，至少注明卡路里可以多賣幾本。商業書籍不能只是工具書，還應該成為趨勢指標。當然，最典型的時代產物，就是繪本了。繪本標志了閱讀視覺化（在過去幾乎是沒有的）、年輕化（35歲以上應該是不看的）的時代來臨，我想，這些讀者日後必然是感覺型的消費者，而且必定是主流。如果這些華語消費群是領導型的，終有一天會擴散它的影響力，改變國內的經濟形態。

整體而言，有賴國外出版社的躍升，刺激了我們對於閱讀的概念，國內對於多元出版也躍躍欲試。我擬想，新世紀的閱讀特徵，BOBO族應該是那一頭領頭羊。

2003/11/01

來書展買房子

2003-09-27T00:46:00.001+08:00

書展除了賣書、賣版權、還可以賣什麼？我在剛結束不久的第十屆北京國際書展發現了一個新的“商品”，那就是房地產。不得了，我猜本地的發展商從來沒想過吧，這是中國人的新創舉！

在這個世界級的書展會場，所有到場的參與者，莫不是為了書香而來，交頭接耳談的盡是這個行業的新發展，這些人物多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文化水平特高。一家獨具慧眼的房地產發展商把其精心打造的社區建築搬上了舞臺，和眾多圖書同台演出，將產品推向文化人，成為本屆圖書博覽會新事件，也成為各路媒體追捧的焦點，完美的產營銷全新思路由此拉開序幕。發展商之所以把房子賣到圖書博覽會上，其實和該專案一直以來追求的學知生活氛圍有著密切的淵源，而圖書所指向的閱讀以及自由思考，正是該社區建築一貫的生活主張。

到底該社區有什麼特別之處？首先，這項建案定為“北京首座學習型社區”，占地5.93公頃，總建築面積14.8萬平方米。其次，專案共分三個組團，分為牛津區、康橋區、哈佛區，光聽名字就了解這裡強調知識的魅力，再通過“咖啡圖書館”、“學知園林”以及“交流空間”的建設，和人文與藝術的生活氛圍的塑造，進而創造全新的居家生活風尚：閱讀與自由思考。

我們可以預見這個社區，人文的氛圍充滿每個角落，知識學問俯拾皆是。聽說“咖啡圖書館”中不僅收藏了許多名品佳作，更邀請到眾多有名望的學者和名人推薦了一批高質量、高層次的文學作品，滿足人們對書的熱愛。同時，還擁有特色名人書坊，開闢一塊安靜地方，藏有他們個人收藏的大量書籍，讓喜愛他的讀者可以直接拜讀他所有佳作。並開辦“讀書沙龍”，訂出每月社區文化主題，真正落實“學習型社區”的精神。對那些愛書人來說，這是不是你夢寐以求的房子，理想的家園呢？

“學習型社區”不是新東西，很多強調終身學習的國家，都會在都市規劃的案子裡，將學習的元素和機制列入計劃。不管那是新開發區還是舊社區，其實都應該往這個方向來做，因為知識社會的建構，理應由社區發展起來。

我國有數不清的房地產新計劃，許多都是為了蓋房子而蓋房子，具概念者，有的主打休閒生活，以高爾夫球場為賣點，有的強調科技生活，以智慧型網絡為紐帶，提昇生活品質。因此，我們也期待有朝一日，我國亦可以出現類似由建商開發的學習型社區，為生活注入更多的人文養份。而嚮往選購這些房子的消費者，以後就盡往書展邁步，因為那裡有你的精神家園。

2003/09/27

出版集團化是出路？

2003-08-24T02:13:00.001+08:00

在日漸激烈競爭的出版世界裡，出版社大致是朝兩個方向發展，其一是維持其小而美的獨立性，有如中流柢柱，不願流俗，讓許多愛書人還能嚐到難得甘美的思想果實。其二是類似發生於國際大公司的賺併和聯盟整合，目的是將資本和資源整合，求取最大的利潤。前者可能會因為表現傑出，而逐漸壯大，再自我分裂為集團公司。後者可能經營不善，把虧本公司賣出或結束，而逐漸萎縮。

無論如何，從歷史來看，上世紀五十年代以降，“集團化”在出版界是主流。以目前世界最大的出版集團貝塔斯曼來說，雖然是德國正統血緣，但旗下擁有最大的英語出版公司蘭登書屋集團，美國變成是他們最大市場，而且在歐洲數個國家都有子出版社和策略聯盟，其跨國賺併的動作在業績上隨即出現顯著的績效，創造的利潤簡直是天文數字。

在中文出版界，我們比較熟悉的有來自台灣的城邦出版集團和香港的聯合出版集團，兩者成立的模式和目標或有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精采的集體作戰讓他們擁有優勢獲得更大的資源，向外擴大版圖。在神州大陸，政府強力主導成立六大出版集團（廣東省出版集團、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遼寧出版集團、中國科學出版集團、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山東出版集團），以面對WTO入世後的變局，強強合作是大勢所趨。集團化後的中國出版集團，優勢逐步浮現出來，並朝向跨地區、跨行業、跨國界，資本一體化、經營多元化，以出版為主體的大型傳媒集團邁進。不到十年時間，大陸出版業在政策引導下宛如脫胎換骨般，呈現蓬勃發展的局面。

本地許多中文出版社向來都以小而美的形態經營，主要業務放在編輯出版，由於小本經營，所以多半出書以後，沒有多餘的人財物力去做行銷和銷售，常常一人身兼出版、發行、行政財務的工作，效率不彰，這是本地獨立出版社最弱的一環。

筆者淺見，在面對出版大國的強勢書種、書量，本地獨立中文出版社和書店應該在各方面加強交流合作，建立朝向集團聯盟的基礎。以出版社為例，行銷發行是各家出版社最需要整合的部分，他們應運用最新最有效的現代管理工具，為顧客和讀者提供更高品質和效率的服務。而在編務方面，更可以互補長短，解決技術和概念上的問題。

業內人士也許會關注策略聯盟(集團化)之後有關各自品牌及產品定位的問題，如何保護這些原有品牌，不致於無上價值的資源付之流水。其實，跑在前頭的出版集團早已建立深具參考價值的楷模，集團內各家原有品味風貌依舊，問題不虞堪慮。另外，在勢均力敵的情形下，也不可能出現誰兼併誰，誰是老大的問題，因為最大的問題是解決管理技術的困境，打開更大的市場和品牌價值，提供最優的讀物。

出版社是一個講求個性和創意的產業，其魅力在於此。在這個共識上，運用一個整合有效的技術平台，使個性和創意展現得淋漓盡致，實為一個理想與當務之急。身為支持本地出版的一員，我認為要走向國際，集團化或策略聯盟是應當思考的一個方向。
2003/08/24

想念圖書館

2003-08-04T01:27:00.001+08:00

聽說吉隆坡市政局計劃在每個選區成立公共圖書館，這對許多市民來說無疑是一大方便，所以，有時候覺得生活在都市是幸福的。只是，這些圖書館我們不清楚何年何月會落實建成。

我們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譬如說，很多市民其實不知道吉隆坡圖書館在哪裡？所以館方也無須自怨自艾或埋怨市民不讀書，落得每天不到150人次的使用率。也聽說明年吉隆坡圖書館將變成電子化圖書館，當然也算是進步（只是步伐似乎慢了點，電子化應該是好多年前各大學和公共圖書館的重點變革，連中小型私人圖書館也不落人後），不過，如果吉隆坡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在管理和宣傳方面，還是採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相信即使空間再大，藏書再豐富，一樣是死氣沉沉的。

守株的態度表現在當記者詢問館方會不會考慮收藏中文書。我想要不要收藏中文書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和彈性作法（如果資源有限、館方可以邀請中文和英文書店進駐圖書館，以彌補缺憾，同時讓想擁有書的市民有選購的方便），不過，館方是專家組成，他們應該有專業的憑斷，以及全盤的計劃，很多時候不需要“等”人建議，才作出反應。

圖書館與美術館、藝文中心、歌劇院、博物館等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表徵，真正的文化內涵是表現在全民的參與上。吉隆坡廣建圖書館只是完成文化的工程架構，但內涵沒有表現出來，恐怕是政策施展上出現問題。

這讓我想起一件不是直接相關的事情。台灣前外交部長胡志強在當選台中市市長後，積極邀請世界著名的美術館古根漢到台中成立分館，讓台中與國際藝術文化接軌，這項邀請是胡志強的施政重點，同時也是他的夢想。姑且不論古根漢好不好（有人批評這家美術館將藝術太過商業化），我們很難找到一位政治人物將文化施政擺在第一位的。雖然古根漢美術館還未確定能不能矗立台中市，但在政府傾全力爭取的過程中，該市政府無形中已為政策作了宣傳，市民等待的心理未來將轉為對藝術的關心。

吉隆坡圖書館說每天不到150人的書友當中，青少年佔很少數。我的朋友曾經有個想法，他認為圖書館應設於遊樂場、青少年以文化商圈，用他們熟悉的文化符號出現在他們面前。我們不要忘了，書籍原本也是流行文化的一環。即使再經典厚重的小說，如果經過影視文化的包裝，很容易就為青少年所接受，如奇幻小說《魔戒》。而圖書館的空間設計應該向歐美式的咖啡館取經，裡頭也賣好喝的咖啡館，牆上貼有思想家、文學家的巨型變裝圖騰，或者各門派的彩繪、漫畫。相信在引導他們“閱讀社會、認識自己”的作法上會事半功倍。

我也很久沒到圖書館了，非常想念以前泡在大學圖書館的日子。
2003/0804

閱讀月您閱讀了嗎？

2003-07-20T02:16:00.001+08:00

關心閱讀的您，可知道7月份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如果您知道7月是官方指定的全國閱讀月，表示承辦單位──國家圖書館於宣傳上，在您身上留下了痕跡。這項從1995年開始推行的全國閱讀月，轉眼間已渡過8個年頭，今年有幸隨公司參與了其中主要的大型活動“閱讀月嘉年華”，感受了不一樣的閱讀風情。

根據馬來前鋒報的報導，儘管全國閱讀月已推行了8年，知識份子感嘆閱讀的習慣似乎沒有進步。一位全國模範老師如此說道，只有馬來西亞才有需要去推行這種閱讀運動，相對於日本和歐美等先進國家，根本沒有這種問題。他非常痛心打從他的時代到現在，學校的老師始終對閱讀興趣缺缺。（不過，據我們的資訊，先進國亦同樣面對閱讀率／力下降的社會危機，引起政府高度關注。）

如果你很想知道，到底我們的閱讀風氣是有長進還是原地踏步？請你再耐心等一等，因為教育部長已在全國閱讀月的開幕禮上宣佈，國家圖書館準備在2004年展開全國國民閱讀統計的調查，以測量國人增長率及使用互聯網獲取資訊的能力。如果要提升1996年的調查結果，國人全年平均只讀了兩本書的可憐窘境，許多人一定會認同，單單靠每年30天的閱讀月活動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話說回來，耗資不少的全國閱讀月活動究竟為我們帶來了什麼，我們還得仔細檢討呢。首先，我認為在宣傳的廣度和力度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怎麼說呢？按理這個花了人民納稅錢的教育經費，應該用之於每個人民身上（實際面雖然很困難），但是承辦單位的宣傳集中於馬來文和英文媒體，忽略了淡米爾文和中文的媒體，儘管不是有意，但事實上已註定非土著缺席。教育部之所以會推出閱讀月的活動，我認為重點是放在概念行銷，以提倡閱讀的好處，因此媒體是最好的幫手。如果連國內少數的淡、中媒體都不去連繫（例如指定媒體的形式），又怎麼讓印裔和華裔，甚至其他族裔來關心閱讀呢。難怪，我周圍的朋友都把全國閱讀月視為“他者”的活動，與己無關。

這兩年，國家圖書館似乎察覺，如果要提高青少年的閱讀興趣，應該挪用他們所熟悉的文化來引導，更將閱讀定位為生活（baca adalah gaya hidup）。去年開始，我們看見一些含蓋各族群的歌星、體壇明星亮相，請他們來代言閱讀，其中有全馬各族群的偶像Siti Nurhariza，羽手好手黃綜翰等。而閱讀月的主題曲國內著名的歌星演唱。我贊同一位馬來教授的分析，藝人和明星推廣閱讀是不錯的點子。他特別提到，國外有不少藝人也是出色的作家（如印尼的最著名的演員Merissa Haque、美國的歐普拉），因此大馬的藝人也應該自強不息，除了扮演好大眾文化的傳播者外，是時候提升為知識文化的推手。與此同時，他也提醒承辦單位關於明星效應的反效果，忘記了真正經營文學、知識的作家的貢獻。

7月很快就要過去，baca adalah gaya hidup，讀不讀，有沒有收獲，都要身體力行才知道。而且，就從自己開始，別只顧要您的孩子讀書。

2003/07/20

可以更好的書展

2003-06-15T00:51:00.001+08:00

身處於圖書行業，參加和參觀書展是我們的重點工作。書展除了有銷售業務（書本或版權）的功能外，更有打造形象、行銷概念以及同業交流的作用。在國際書展裡，我們常會看到出版社和書商以非常具有現代美感的設計來裝點展位，務使成為全場焦點、博取出位。其中，最常見的作法就是，把為配合書展而出版的新書和作家圖像製作大型的海報，吸引讀者。在具規模的國際書展裡，我們也會聽到幾場相關的圖書專業講座，讓業者互相激蕩。

5月底開始的學校假期，吉隆坡有兩個重要的書展，一個是吉隆坡國際書展，另一個是“書香茶緣書展”。吉隆坡國際書展是我國唯一的國際性書展，所以我們對它格外留意。而由媒體所主辦的中文書展，承繼了多年的銷售傳統，服務的對象主要還是中文教育背景的讀者。

作比較是人之常情，追求卓越是更強的動力。走過兩場書展，我覺得主辦單位還可以做得更好。將這兩場書展拿來共同比較是沒什麼意思的，因為它背後的辦事邏輯與定位畢竟有差。我想，我也不會單純由業者的本位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而是把格局放在整個產業的發展。

由南洋商報舉辦的中文書展目前面對人潮減少的問題，我想這並不是孤立個案，因為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星洲日報所舉辦的書展。人潮稀少的原因很多，我倒覺得人潮少不是什麼嚴重問題，反而是我們的書展規劃似乎面臨了瓶頸。我們的書展幾乎已成為以銷售為導向，但在行銷方面又乏善可陳的局面。我不否定銷售，也不排斥折價優惠，不過身為讀者，我可能更想看到“世界正在讀什麼”、有什麼“熱門新書”、“焦點作家”和“值得致敬的作家”等等。在這方面，我需要出版社和書商引領我去找到值得一讀的書，而不只是給我一片書海。除了想得到低價購進的樂趣之外，我還想獲得更多好玩和新知的樂趣。

假如書商只是想要藉由書展來“折價清貨”，長久下來，讀者就很聰明地只選擇在書展買便宜書，使得書展價值難以提升（亞洲最大的台北國際書展面臨的問題可以作為借鑑），而對那些擁有門市的參展商來說，可能情形更加嚴重，因為這將演變成讀者不想上書店去了，或者去書店和書展沒什麼差別。

當然，中文書展已擺脫早年純粹書展的形式，而試圖舉辦活動，邀請國際級作家前來演講等等，這些概念正好可以為吉隆坡國際書展注入活水。國際級的吉隆坡國際書展，成了許多經銷商的打拚天下，他們借由書展直接與讀者對話和銷售，亦給書店業者物色貨源的機會。相對於經銷商的活躍，本應是主角的本地出版社則顯得十分疲弱，這可以從他們簡單的展位設計得到訊息。而中文出版社方面可說是全面缺席，一片蒼白，不知道是主辦當局的問題，還是業者有別的思考，總之就是耐人尋味。如果主辦單位連本地的代表性中文出版社都無法號召，我奇怪它又如何國際性呢？

不過就我的觀察，許多本地中文出版社沒有把參加書展當成主要業務計劃（無論是國際還是中型的中文書展），他們多半因租金問題而卻步，但偏偏他們是一個書展成不成功的關鍵，近年的中文書展更演變成書商只是配角的窘境，實在糟糕！所以我覺得，主辦單位一定得把出版社納入籌劃的工作組織裡，才能逐步提升我們的書展，提升我們的閱讀水平。

2003/06/15

書的影響力

2003-05-11T02:02:00.001+08:00

書海浩瀚。這個年頭，出書比生小孩簡單和容易得多了。您只要上網路書店搜羅書本，輸入有關字詞後，出來的結果經常出現幾本同名的書，快追上人名的重複程度。儘管如此，人的創意無限，故事總是說不完，好書總得要出的。所以難為了出版人和編輯的視力和腦力。

出書不難，賣書行銷也有了精準的數據和策略模式，在強調大眾市場的流通模式之外，分眾市場在本地也有新的布局。不管怎樣，新書種愈出愈多（根據別人的資料：台灣出版業每年出版4萬3千種新書；法國、意大利有5萬種；日本有6萬種；德國、美國有8萬種；英國有12萬種居首，而與台灣人口相當的馬來西亞，聽說只有6千種），讀者眼花繚亂，在有更多選讀機會的時刻，我有時在想當中有哪幾本書是最具影響力的？因為，除了從由商業機制所操控的暢銷排行榜之外，這也許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去理解一群讀者心理和一地的社會文化。

所謂最具影響力不是純然主觀的判斷，在一些國家，它依據了一定數據的參考。例如暢銷程度、讀者類型的多寡，在質方面的考察，則要把書本內容的感染力、當地社會文化加入考量。它的影響面包括時間、空間、人的思想及其思想的結果幾個向度。大家也許要注意的是，最具影響力的書不一定是那種嚴肅、大論述的部頭書(許多具影響力的書是屬於這類的，例如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佛羅依德《夢的解析》等)，有時候一些簡單輕鬆、短小精悍的書(如《誰搬走了我的乳酪》)也深具影響力。

在時間向度方面，常常決定了一部書能否成為經典、或成為絕響。有的書影響力時間短促，例如《EQ》，在書出版後的3年內，影響了人們去關注人格的成長，乃至做好情緒管理，以臻完美的人生。而影響力久遠不衰的書很多，例如《論語》，雖然現在真正看過此書的人還不夠多，但是它曾經被中國統治者挪用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指導和手段，同時也在社會廣泛地實踐，影響了數千年。

在空間方面，有些書的影響面是一地的，如《馬來人的困境》、《毛語錄》，這些書曾經代表了一群政治階層的看法，制定了影響全民生活與觀感的公共政策。而那些超越疆域，衝破了語言、族群、國家、區域、文化界線的書，則不勝枚舉，例如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J.K.羅琳《哈利波特》。

而影響力最重要的向度，可說是人的思想及其行為了。一些影響力深遠的書，往往會成為一種根深柢固的價值觀，進而促成一種運動或革命，影響人類的命運。例如眾所周知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聖經《資本論》。這些書可能只是少數讀者看過，但他們具備動員的力量，間接發揮書的影響力。而更有趣的是，這些書也最容易被國家機器列為黑名單，上禁書的榜單。

所有這些具備影響力的書，無論是文學、宗教、財經、政治、經濟、勵志或那些不能歸類的，很多都是用畢生思考，用自己的生命故事寫成的，因此我覺得作者未必已死(至少在有生之年還可以發揮一點作用)，讀者常常也比知識份子更有眼光，懂得珍惜書中的智慧財富，進而奔向走告，呼朋喚友熱情擁抱心目中的偉大作家。

出版真的不難，但能不能出版一本真具影響力的書卻不這麼容易啊。

2003/05/11

被忽略的兒童閱讀

2003-04-06T02:18:00.000+08:00

去年有一個機會到雪州山間小鎮的一所華小參加活動，這所華小紅磚打造，是英治時期留下來的校舍，深具時代特色。要不是這個小鎮因產業沒落，人口老化、減少，很難想像在抗日前後它曾是馬來西亞著名的社運和紅色運動重鎮，華人先賢奮鬥的偉大樂章曾經在這所華小奏響，多少年後，紅色校舍依舊，人事已非。我覺得，這裡就是吳念真的九份。

年輕的校長殷勤照待大家在學校圖書館用茶點。二間教室大的圖書館大半空間是桌椅，印象中和我當年小學母校的圖書館相差無幾。我猜這些桌椅是課餘時間讓同學在這裡看書的吧。走到只有數排陳舊的書架閱覽，發現幾乎所有書都以散落的姿態堆放著，彷彿很久沒人整理，而且課外的讀物十分陳舊、缺乏。我提不起翻閱的興趣，所以我不知道這裡的同學可常來圖書館找一兩本喜歡的故事書或圖畫書來看。

我可以想像，這絕不是冰山一角，全國與這所華小面對同樣閱讀資源問題，應該不計其數。這裡透露了兩個問題：兒童閱讀、城鄉差距問題。第一層的問題，責任不完全在學校，更重要的是家庭，家長有沒有為孩子打造閱讀的環境，是否抽出時間陪伴孩子共讀。也許你會覺得很好笑，我們工作都快把時間壓縮得透不出氣了，哪裡還有閒暇和閒錢？話是沒錯，卻似是而非。想想一下，如果連自己可以掌握的義務和權利都忽略的話，我們根本沒有立場去要求學校、老師、公共圖書館、政府、書店、企業提供你更好的資源。第二層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城鄉的差距可以表現於財力、設備等有形的資源，卻不一定表現於知識力。但顯然，大家都以為被有形的資源所束敷。

不容否認的是，學校在打造閱讀計畫扮演重要的角色。目前，在檯面上大家比較熟悉的是媒體贊助推行的「學生閱報計畫」，這是相當好的構想。大家都希望透過閱報的引導，讓學生汲取課外的知識。不過報章在閱讀的層次上尚屬初級，學校老師有責任引導同學進入書本閱讀的層次。

觀念大家都懂，但是苦於沒有方法。因此，我極力推薦學校、董教總、圖書館負責人，以及家長購買由台灣天下雜誌出版的《閱讀：新一代知識革命》。大家可知道哪一國的學生閱讀能力最強嗎？不是美國，他們只是剛好及格而已。答案是Nokia的故鄉芬蘭，而亞洲最強的是Samsung的故鄉韓國，日本緊跟在後，比英美還強。儘管如此，美國和英國的政府和民間企業在推行教育政策上列「閱讀優先」，深具遠見。這本書提供了許多國外（包括新加坡）政府、學校和公共圖書館、家庭在推動閱讀的作為和成績，我衷心盼望教育工作者和公共政策的制訂者能夠在這本書上讀到一點啟示。

4月23日是世界書香日。20日禮拜天早上在吉隆坡文化街和新山將有一場親子曬書的活動，邀請家長和孩子帶家中的一些藏書來與大家分享讀書的內容。希望這樣的活動，可以為兒童閱讀帶來一點積極的作用。閱讀是一場靜默的改造，我覺得山間這麼美麗的華小不該再出政治革命家了，而是文學家或哲學家，第一步先從充實圖書開始。

讓圖書業者參與打造捷運文化

2003-03-03T02:32:00.000+08:00

不容置疑，捷運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元素──城市人出門工作靠捷運通勤；與朋友、情人約會約在捷運站；搬家找房子要找在捷運站附近；商家開店亦選擇人潮最多的捷運站；不結盟運動峰會封路，大家紛紛棄車，改搭捷運。那些有上百年地鐵歷史的城市，捷運路線幾乎同等於該城市的實際地圖，捷運沒有經過的地方，被認為是一片“蠻荒之地”，人們地理上的距離已漸漸化約以捷運站為單位的概念，“噢！我家到市區可要十個捷運站呢。”

亦無可否認，書店、咖啡館是城市生活的精神慰藉。少了這兩種，這個城市似乎就不宜居住，不如解甲歸田。很多人都認為城市人已被現代性磨合成冷傲、寂寞、沒什麼個性的群體，或許如此，他們才在知性的文字和溫熱的咖啡裡找回一點點熟悉感和依靠，這裡頭包含商品運作下的思維心態，以及知識份子不斷自我的反省，充滿矛盾，也相輔相成。其實，西方的文化力量就從這裡散發。

捷運、書店、咖啡館三元素結合，在國外不是什麼新鮮事，我們聽過太多從海外留學和旅遊回來的朋友說道，一些城市的捷運書店和咖啡館，比起其他普通的書店和咖啡館還有看頭，人們在乘車時，除了趁空檔休息外，大多數人手一本書，形成一幅賞心悅目的人文「封景」（書的封面就是漂亮的風景）。

不過，君有機會，順路或特意往中環（KL Sentral），可以見到我們也有道地的三合一。只是，知道的人還不太多，在那裡上下站，換交通的人好像也不太多，偌大的交通總站廳堂，時常顯得冷冷清清，那裡雖然離開中央藝術坊一站之遙，卻不是經濟和社會活動最活絡的中心，從旁得知，在中環車站開書店的業者也反映上門的顧客門可羅雀，生意清淡。因此要形成獨有的捷運文化，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和創新奇招。

中環車站公司和輕快鐵公司的核心業務是交通管理，他們在自己的資源上已經嘗試打造多元化的經營，例如在中央藝術坊車站開放臨時攤販短期擺售，貨品從衣服到玩具，食物到手錶，乍看還有一點點節慶嘉年華的氣氛。另外，有一家專售國文小說的公司，亦會不定期在許多捷運站擺設書架（類似的形式，以行動電訊公司做得最多），讓路過的乘客選購，立意甚佳，我每次經過那裡，都很想買一本，但是選擇不多，始終找不到對味的書，畢竟買書這種事有時比買房子還挑！

我想，輕快鐵公司或中環車站公司何不規畫「周日書市」，讓各語系的業者和投店無門的自由作家參與打造閱讀文化。周日是相對使用公共交通較少的日子，如果其中一家公司弄出圖書市集，市場的目標就很清楚，比起過去什麼都賣，沒有焦點的市集，宣傳就有力得多，同時藉由文化力量將車站的乞丐、流氓驅散。市民也有一個假日好去處，看書買書累了，還可到周邊的咖啡館坐坐，拿出剛買的書來讀，這樣的休閒比起去shopping compleks有聊多了。然而，我不知道大家要的是不是這些？ 2003/03/02

不景氣下的出版「好景」

2003-01-26T02:37:00.000+08:00

每個行業在新的一年裡，都會瞻前顧後，為來年訂定計畫。筆者身處於的中文書產業在本地是一個市場不大的產業。說它不大，是相對於國、英文書產業，或者其他方面的產業。筆者不是產業分析師，目前無法像經濟和投資專家說出令人信服的產值預測。因此，往往態度就強勢地決定了所有的看法和做法。

「出版業的2002年景氣不佳，2003年也不會太好。」叱吒中文出版世界的PC Home集團負責人詹宏志這麼說。這樣的話好像也是各行各業的寫照。大致上，去年本地的出版業景氣也不會太好（不過不代表每家的業績都差）。儘管如此，以筆者有限的視角，從質來說，本地中文出版在去年已經交出了不錯的成績單。就這點來說，這還得感謝「景氣不佳」呢。

因為「景氣不佳」，出版人的決策更嚴謹了！怕隨便出來的書，堆在倉庫裡變成廢紙，還要付租金來庫存，這樣的情形尤其反映在多元出版的出版社上。而本來就只出版好作品的出版社，他們更要考量出書時間、印刷量，以及以哪種方法把書賣出去，這是往專業出版的的正向。

說也奇怪，按照不景氣的邏輯，應該會有很多人往賺快錢的方向思考，出版更多流行閱讀（例如花羅漢熱），或採取低價策略，以迎合大眾的口味，但是在本地的情況卻並不凸顯。筆者認為那是因為本地中文出版人大都是「文人氣質」較高的一群，他們自許身肩社會和文化責任，自然有他們出書的理想。台灣也有許多天生浪漫的出版人，同時也是出版業的主流，他們不怕壞行情，只怕遇不到好書。不過，台灣也有一些出版社卻非常擅長操作大眾市場，因為太擅長了，以致於任何書籍的閱讀對象都被設定為同一種人，沒有顧及每一族群的閱讀和消費特性，結果是出版社本身的品牌價值沒有提升，更無法打進他們所要的高教育水準的市場。

說到好書，國外媒體一向在年底都會選出年度好書，以及相關的重要新聞。雖然本地的出版量不多，不過去年的確有一些好書出版了。媒體沒有積極推廣本地著作，自然無從遴選好書，如此，讀者何不自己來，選出自己心目中的作品呢。筆者認為這無疑是給本地的作者和出版社一個正面的鼓勵(尤其是小眾市場)，同時也是建立好書標準。2002年的本地中文著作中(含國內和國外出版)，筆者認為有好幾本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如張少寬的《檳榔嶼華人史話》(燧人氏出版)，本地近年來已很少看到地方誌的出版，張少寬長年累月默默工作，以個人力量完成《檳榔嶼華人史話》，在本土歷史界可記大功。大將出版社去年聚焦，精挑細選好書，成績斐然。筆者選了《馬來西亞華人生意》、《鄭良樹評傳》、《解構媒體權力》和《轉基因、轉乾坤》。雪華堂和留台聯總出版的《辣味馬華文學》是九十年代文學論爭的紀錄，是馬華文學難得的對話紀實。《文化是好生意》雖在台灣出版，但為本地評論人馮久玲的著作，引發廣泛討論，值得一讀。好書還有很多，但是筆者未能讀遍。

今年的出版趨勢是什麼，其實也是回答今年的社會趨勢是什麼？這個問題也許要留待業者思考，如有機會下次再分享。

本土以內‧文學以外

2002-12-22T02:30:00.000+08:00

寫稿的此刻，新山的同事正積極的籌備與陶德書香樓聯辦“不朽藏書展”的活動，陶德書香樓已具規模，在新山和新加坡的愛書人圈子，已小有名氣，主事者們也頗具雄心，企圖建構一個類似“東南亞華文史料中心”的願意。單單看他們的不恥壯志，我們可以想像陶德書香樓在藏書方面的堅實基礎。

“不朽藏書展”是由新山大將的余行長發想，希望能夠藉由每月主題書展的概念，將陶德書香樓的好書引介給讀者，就如同博物館、美術館定期企劃主題，把相關的物品有計劃地，系統地介紹給參觀者，一來可以增加新鮮感，二來對參觀者來說可以由小觀大。因此，“不朽藏書展”初期以新馬作家和新馬兩地議題作為主軸，策劃了例如：原甸作品展、郭寶昆戲劇人生，《赤道風》系列，安培生草根叢書以及新柔長堤史料展等等。這樣的書展會引介一些被忽略許久的作家，尤其是本地文學作家。我個人並不是馬華文壇的參與者，對許久資深作家更是毫無所悉，聞所未聞，只是在書店工作的緣故，會比一般人多一點點的機會接觸到他們。所以，我想對許多文壇的局外人來說，馬華文壇似乎跟普羅大眾脫節，有一層隔膜似的。這種疏離感必須藉由書店、作家文壇協會、媒體、學校來縫合。

對於一些已出版數十年的書，以書香樓的模式來推廣引介是讓舊書再活的機會。而對於想寫書立業的作家，開拓書寫領域是一個方向，將文學的理念延伸至傳記、自然、科學、商業、性別、歷史等等。因為，本地讀者最缺乏本地題材的閱讀。以傳記類來說，相信很多人對商業鉅子林梧桐、郭鶴年、楊忠禮等人很有興趣，寫作的朋友可以在這方面有發展的空間，否則為甚麼一位只在台灣有名的郭台銘、嚴長壽的書，何以能引起本地讀者極大興趣，難道我們沒有比他們更好的素材嗎？因此，身為一個馬華文壇的局外人，我提出一個老調子──本土以內，文學以外的寫作方向，在文學的基礎上，開拓本地多元的寫作境地，對作家和讀者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挑戰。

上星期由馬華作家協會和華總舉辦的文學之夜（馬華文學節的項目之一）原本是與民（讀者、局外人）溝通的好機會，尤其是在向19位資深作家致敬的單元，我們期待可以深入瞭解每位作家的心靈，不過因為當晚重點在頒獎，就沒聽到這些資深作家和其他得獎者的得獎理由，令人深感疑惑。其實，並不是疑惑他們的實力，而是想知道正面的影響力，以供學習。我們相信馬華文壇人才輩出，但是馬華文學作品在書店常常是滯銷品。

我們除了怪大眾的文化心理是追崇港台美英作家，愛好非文學以及“輕文學”之外，難道就沒有進取的空間嗎？我想暢銷書和暢銷作家並不全然是偶然誕生的，一本書成功的理由很多，許多人認為作品的好壞決定一切；有人認為是出版社的行銷策略成功，無論如何，我想都是對的。
2002/12/22

文化新聞何處依歸

2002-11-17T02:24:00.000+08:00

因為興趣和工作的緣故，我幾乎每天都會上網點閱本地及國外的文化新聞，看看國內外發生了什麼文化事件及討論什麼文化議題，值得媒體報導。而上網的頻率就像一個無時無刻關注股票市場起落的投機家一般，因為新的消息不斷湧現。

我的焦點通常都放在出版新聞部分，不過其他的藝文新聞偶爾也會吸引我的“眼球”，例如香港藝術節今年將重拳出擊，因為周圍鄰近國家如新加坡、台灣近年積極經營文化產業這塊領域，香港不敢掉以輕心。這樣的消息報導通常是集中於所謂的“藝文版”或“文化新聞版”，讀者可以對文化界有何新發展一目了然，，進而思考自己要如何參與。

然而，目前本地的主要華文報章還沒有每天見報的文化新聞版，個人覺得是十分可惜的。我們現在翻閱報章必須從全國版（極少）到地方版，再到副刊，層層抽絲剝茧才能尋得文化新聞的芳蹤。而廣播電視新聞方面，也是以專題報導的形式播出，並不是每天的固定內容。

何謂文化新聞？我們需要全新的文化新聞版嗎？所謂文化新聞指的是發生於電影界、出版界、音樂界、美術界、表演藝術界、建築古蹟和政府相關單位等領域的國內外新聞。例如本地第一本中文藝術雜誌《藝術走廊》創刊、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在香港藝術節演出新作《行草》、匈牙利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諸如此類的。

本地報章在呈現文化消息時通常都以特稿形式出現於副刊。我的淺見覺得特稿或專題報導畢竟與新聞不同。先有新聞，才以特稿作補充、擴大，是摻雜了一些看法的。如今，我們欠缺的是有系統的新聞處理，將文化界的消息經過報社的新聞價值判斷，報導出來。過去因為文化新聞太過松散，讀者找不到有可看性的藝文活動，也無從判斷其重要性。所以文化新聞需要一個家，才不會像棄嬰般隨處扔放，不被珍視。

也許有人會問，本地有那麼多文化事件嗎？有值得報導的地方嗎？其實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把握回答。通常新聞與社會是互動的，當報章為文化界特闢版位，文化界應該也會投桃報李，把最好的牛肉提供給社會。如果你有留意相關的新聞，近年所熱烈討論的文化產業已成為國際彼此競爭的場域。相信這個產業概念也會被全國所重視，而報章開拓“文化新聞版”正好為文化界提供一塊沃土耕耘，為廣大的讀者提升文藝欣賞能力和參與機會。

最後，如果“文化新聞版”得以成立，希望它不會被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的廣告所佔領。

我們需要更多本土史書

2002-10-13T02:28:00.000+08:00

和許多人一樣，我喜歡看一些歷史相關的書。我想，學新聞的人應該都是這樣子的吧！“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看歷史書就是重溫昨天的新聞，而如果閱讀到有如史景遷或者黃仁宇般筆觸，似歷史又像小說的書寫文體，那讀歷史就是一項非常有趣味的休閒活動。

前幾天遇到一位來自檳城的讀者，他和我一樣正在找尋一本有關吉隆坡的歷史書。我想大多數人在求學階段都或多或少接受到那些支離破碎、片片斷斷的本國歷史，充滿官方觀點和政治正確性。我們姑且忘了為了考試而生吞活剝史書的慘痛經驗，身為在地人，如果對這片土地還有一點感覺的話，我想都會對親近的土地產生好奇和追問。如果追問化為行動，親身去挖掘身邊的歷史資產，正好為游離的認同感（現代人面對的狀況是身份、文化、土地甚至心靈認同的游離）塗上一層強力膠。

上個月在一次書展買到一本很便宜的書，劉克襄所編著的《福爾摩沙大旅行》（這本書落在馬來西亞注定是等著大傾銷才幸運找到它的讀者）劉克襄是台灣頂頂有名的自然作家，任職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他為台灣寫了很多關於當地自然、歷史的好書，我從《福爾摩沙大旅行》受惠甚多，它帶我重回19世紀的台灣原貌，一覽未受太多環境破壞的鄉土，儘管有太多的人事和環境變遷，然而讀者可以透過這樣的閱讀之旅來喚醒歷史意識和認同感。除了知識，我們從歷史汲取心靈慰藉，更加珍惜現在，並且對未來的參與有了想法。

隨著台灣鄉土意識的覺醒，近年來出版社也作了很多努力來回應讀者，我個人十分欣賞由遠流出版社所出版的台灣系列書籍，從早期好幾本小開本，圖文並茂的《台灣深度旅遊手冊》，到今年才出齊的《台灣放輕鬆》系列，都是一系列認識鄉土的基礎知識。

《台灣放輕鬆》(Taiwan, Take Easy)系列共12冊，介紹台灣400年來，240位人物。這些人物分布在12類項主題（正港台灣人、台灣女性、反對運動者、武裝革命者、工商拓墾人、台灣原住民、台灣政治人物、文學家、藝術家、民間藝術家、社會人物、學術人物），每冊介紹該主題內具代表性質的20位人物。它的特色是以輕鬆的書寫，大量的圖片把許多我們已經忽略的事蹟勾勒出來，而這套書背後的總策劃即是台灣民間最重要的收藏家及文化研究者──莊永明先生。

我不得不提提這位先生，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多多向他學習。世新大學的李筱峰教授曾經如此寫過：“莊永明先生不是學院裡的一些學術寵兒，有公家的經費或獎金可資安享，他自掏腰包，憑自己的力量，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事官方主流學術最忽視的有關台灣本土文史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在過去戒嚴的陰影下，他早已默默地從事台灣的文化、歷史的私人研究，歷時一、二十年之久，為瀕臨絕滅的台灣文化與歷史，打著強心劑。而今，當過去的威權政治逐漸解體，台灣的本土意識日漸復甦，有的人才剛魂兮歸來，莊永明先生已寫下了二、三十部與台灣文史有關的作品。莊永明先生的作品，則充滿著生活的氣息、社會的變貌與人文的關懷。不論從台灣的歌謠到俗話諺語，從舊市街到古人物，從大事件到小故事，那裡面，有父母輩們的心頭點滴，有祖父母們的奮鬥血淚，有台灣先祖們的音容足跡……。”

回到前面的那位檳城讀者，他說，如果有一本像張少寬先生的《檳榔嶼華人史話》，書寫吉隆坡的事蹟，那該多好！顯然他手上的那本《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無法滿足他，我想J.M. Gullick的《吉隆坡史》也會讓很多人卻步。本土史書不是沒有市場，而是缺乏生動活潑、兼具圖片、深入生活的基礎入門書。我們也希望看到更多像張少寬先生和莊永明先生的民間史家，讓我們可以看到更多面向的歷史。
2002/10/13

國際經濟競爭的新型態

2002-09-08T00:54:00.001+08:00

“文化產業”近來成為一個熱詞兒。逛書店的時候，我們可以找到趨勢專家馮久玲所寫的《文化是好生意》，封面書腰寫著“在全球產業結構大調整下，本書是企業、城市、民族以文化資本創值的戰略藍本”。而同樣在文化產業扮演創意和整合高手的陳再藩也在最近出版了《文化第一方程式》。兩位本地作家寫了這樣的作品，是不是意味著我國的經濟領域即將進入一個階段？我想當然不是，因為我們至今還沒從政府政策那裡聽到一些有目標有規畫的計畫。

圖說:台北華山文化創意園區之公共藝術

如果還沒有計畫，不如我們先看看人家做了什麼。

10月，我們的鄰居新加坡政府將為新落成的“濱海大劇院”揭幕，雖然我還不知道這項斥資3億美元興建的劇院，是不是比座落在吉隆坡的國家劇院還要富麗堂皇，但以政府決心打造“新加坡－國際藝術之都”的旗幟，我們可以想像，那是一項具經濟戰略性的宏觀計畫。據報導，佔地6公頃的藝術特區稱為“濱海藝術中心”，由美國音響專家盧梭˙強森以及英國劇場專家大衛˙史戴波等人參與興建。除了四間演奏廳和劇場外，周圍的旅館合計有5千個房間，並有7千500個停車位等配套設備。而“濱海藝術中心”的外觀相當奇特，落成以來已經出現許多的比喻和形容，像是榴槤、蒼蠅眼睛、刺蝟、高爾夫球或麥克風。“濱海藝術中心”是新加坡致力文化產業的里程碑。

另一由政府積極規畫文化產業的地方是台灣：台灣政府在2002至2007年中列“文化創意產業”為發展重點計畫。這項尚處於研討階段的計畫，引起了廣泛討論，不僅藝文界對計畫充滿期待，許多人更對文化產業列為國家發展計畫頗為新奇，又不知道葫蘆裡賣什麼藥。政府文建會準備以五大創意文化園區經營為主體，分別在台北設置設計中心與創意藝術產業中心、在台中設置時尚設計創意中心、嘉義設置生活創意中心、台南為多媒材創意設計中心、花蓮為文化旅遊創意中心。等於是結合各區域的特色資源，再加以創意設計、行銷包裝，即有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運作。

一個以文化為資本和競爭力的國際變動，文化已經被納入經濟範疇裡去衡量它的產值，我們有必要回過頭檢討我們的文化態度和意識。馬來西亞是不是也要加入文化競賽？我們有什麼條件，用什麼形式出現？目前我們最能感受到的對外文化產品（即以國外游客為行銷服務對象），都是從觀光角度出發，大多數是符合國家統治者觀點的產物。這些或許可以滿足觀光過客式的欲望和異國綺想，但不利於規畫長遠輸出型的產品。

因此，馬來西亞要進入文化產業的建設，政府有必要放鬆創意領域的約束，因為創意才是產業的能源。

我們不缺國際級劇院、美術館，小劇場、電影院，我們有的硬體資源還不錯。現在應該是把資源投入於文化團隊的建設。文化團隊是以創作人才和表現人才為主體的，美學教育和生活在這部分扮演了重要功能。而藝術行銷和管理人才，我認為有更多人如果可以從其他的行業轉入文化這一行，會是一種簡便的方法，畢竟對藝文有興趣的企業家大有人在，無形中就為文化產業加倍功力了。

文化產業不是一個新興的東西，只是過去不太受大家關注，產能不夠明顯。現在它被人重新提及，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生活素質提昇了，還是心靈需要另一種滿足，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然而產業太大了，應該由政府推動，個體可以做的就從企業開始經營吧！
2002/09/08

老闆，公司有多少文化預算？

2002-06-30T01:43:00.001+08:00

六月初，台灣出版家郝明義在馬華大廈演講“閱讀與未來”，第二天即匆匆離去，留給我們對出版和知識獲取許多的思考和探討，他為聽眾爬梳書籍和人類認知世界方式的變化，預言未來網路終將結合文字以外的聲音、影像、氣味、觸感，甚至意念，提供一種全新的認知經驗，重歸全觀的認知經驗。

郝明義在演講的總結說道，網路所帶動的閱讀革命以及認知革命，還在一個方興未艾的階段。全人類都面臨著自己認知與準備的局限。我們大可以期待，在一個大家相當的起始點上，有一個新的出發。然而，在資訊與知識如此爆炸，而我們對知識的認知與學習方法又因歷史的後遺症而不免偏狹時，我們很可能由於欠缺一套整理知識的立場與系統，而根本無從進入這個閱讀者的時代。

郝明義是台灣出版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有關他的背景，近來各報章也著墨頗多，這次他應大將之邀來吉隆坡演講，吸引了不少年輕學生和中小企業的主管。這幾年來，我們可以發現，由各書店、社團機構和媒體舉辦的大大小小演講，從暢銷書作家吳若權、蔡志恆、賴東進、衛慧，到本地較不熟悉的陳丹燕、郝明義、彭懷真等等，不一而足，反映本地圖書業者有意拉闊讀者的閱讀品味和領域。

邀請外國和尚來馬，往積極面想，是為了提高本地各方面的思考層次，他們也許不熟悉本地，若要他們硬談些對本地的觀感，很多時候也是流於表面，超出他們的認知範圍。不過，在我們這個發展中的社會裡，各方面都好像還在摸索當中，透過經驗觀摩、交流，是提昇自己的最好方法。我們可以從每次聽眾問問題的素質證明，社會的文化在提高中。

不過，這些由中小企業（書店）或非營利機構所主辦的海外人士演講活動，並沒有很好的感染到更大的企業、政府層級的單位以及更廣大的機構社團。我的意思是說，擁有更大資源的企業、政府、會館等等，有能力和有義務為社會引介更多海外和本地大師級的專家、藝術團體、表演家，用包裝更好的知識傳播配套、藝文活動，以回饋社會，同時也為他們塑造更良好的形象。

這原本是一項良性循環。大企業若要將來有更好的發展，政府、會館社團若想建立一個充滿和諧、愛心、創意力以及富有美感的社會，必需透過實施“文化工程”和“知識工程”，在社會散播種子。長期而言，大企業可以成立文教基金會，委託專業人士獨立運作，讓音樂、博物館學、美術、古蹟研究等領域學有專長的有心人，有棲身之所，使文化成為一種專業；其次則是透過企業贊助、支持文化活動。我們相信，這些因文化和知識所帶來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添大眾對他們的好感以及忠誠度。雖然這些話已經是陳腔濫調了，但這是我理解的“文化是好生意”的說法，而且我相信，要做好文化工程，應該就從公司內部做起。

至於公共部門有什麼作為？舉個例子，法國前總統密特朗認為，文化是法國的秘密武器。他在14年的總統任內，積極推動多項重大文化工程，如羅浮宮、奧塞美術館、國家圖書館、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新都衛城、維列特音樂科技城等。當時曾因預算過於龐大引起眾議院的反彈，但是經過時間的考驗，今日這些文化建設已成為法國現代文化地標，宣耀法國悍衛法蘭西文化的遠見與雄心，使法國旅遊業活力十足（要提醒的是，並不是為了旅遊業才有這些文化工程，否則就變成僵硬，服務式和商品化的文化，正好格殺文化最重要的創造和自由意義）。也許我們有必要鼓吹，社會新鮮人在進入一家公司應徵時，要問問：“老闆，貴公司有多少文化預算？”
2002/06/30

世界書香日的聯想

2002-04-21T00:43:00.001+08:00

4月23日是“世界書香和版權日”（APRIL 23： 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世界書香和版權日”是緣起於在西班牙東北地方的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即所謂的“聖喬治屠龍紀念日”。相傳勇士聖喬治屠龍救公主，將龍血化成的紅玫瑰遞送公主，並獲回贈書冊，象徵知識與力量。這一天也是莎士比亞的生日與塞萬提斯（西班牙作家、《唐吉訶德》的作者）的逝世紀念日。在每年4月23日，四處可見人們互贈書與鮮花的傳統慶祝活動，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將4月23日明訂為“世界書香和版權日”。

自從“世界書香和版權日”正式訂立後，各國重要文化機構都選擇這一天舉辦有關閱讀的活動，例如圖書館或讀書會的成立、在西班牙則有塞萬提斯文學獎（西語文學的諾貝爾獎）的頒發、捐書給學校和監獄等，而更多的團體與書店也會選擇這一天邀請名人演講。

在本地，今年的書香日也相當熱鬧，吉隆坡文化街和新山皆有曬書活動；同時中文媒體和書店業者亦合作邀請台灣和中國的作家在半島南北各地辦幾場演講，藉此縮短作家與讀者的距離，使本地讀者有機會認識更多不同書寫風貌的作家。

4月23日還有另一項意義，就是提醒讀者對著作權和版權的認識。提到本地對版權的保護，總是令人有挫敗和痛心之感。市場上現在所有最暢銷的圖書，都幾乎被盜版了；這幾年來，因為盜版光碟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使政府介入打擊，很多評論人對盜版的問題也提過不少意見，然而盜版行為和消費並沒有因為道德勸說而有所收斂，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大行其道。

在書籍盜版部分，首都有好幾個地方號稱“亂亂賣”的書展，大張旗鼓數月，並在報紙上打廣告，令正版業者瞠目結舌，難以接受（奇怪的是，那些書展也有其他正版書店業者共同參與）。這些盜版商大概知道法律行動奈何不了他們，消費者亦認為購買的正當性十足，又助長了盜版的歪風。

其實就中文書而言，盜版商能夠影響市場的只是價格，消費者和業者如果一味拿正版的貴和盜版的便宜來比，其實只是合理化自己的“違規行為”，如果他們認為進口書的市場價格不合理，可以透過很多方法抵制，而不是買賣盜版書。

政府和商家可以將“盜版的買賣行為”視為一種消費的抗議運動，不過，盜版商和買盜版的消費者應該意識到，這種抗議應該是有限度的，而不能作為長期策略，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一個正面的消費者運動。

另外，正版業者可以不在意盜版商“吃”了多少的市場，因為他們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書都盜完。然而，“被合理化的違規行為”如果沒有糾正過來，我們永遠聽到“似是而非”的說詞，將漠視智慧財產權的行為推得一乾二淨。

著作權包含“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和“著作財產權”（economic rights of the author），前者被承認為著作的創作人及不得違背創作人意願更改著作之權；後者因作品的使用獲取合理報酬之權。因此，就算著作者可以不計較合理的報酬，但社會大眾總應該尊重著作人格權，在沒有獲得作者同意之前，不得對他們的作品任意“加工”盜版。

推廣閱讀和版權觀念是雙行並重的，沒有智慧財產權的商業機制，創作人無以維生，觀念和作品無以傳播；我們沒有好的作品閱讀，社會的進步自然就會停滯，心靈也會空虛。世界的創作環境目前是按照這個邏輯而行，讀者不是拿不出錢，而是拿不出尊重──尊重作者，還有尊重書籍的價值。

2002/4/21